荐读|陆胤：通识教育应该立足于让“人”去完成其天性的禀赋
一、作为大学启蒙课的“大学国文”
记者：在目前学科越来越专业化的背景下，您如何定位“大学国文”这门课程？您认为这门课程应该如何与中学教育中的语文课做出区别？
陆胤（以下简称“陆”）：我是这学期才第一次教“大学国文”。第一节课，我会和同学们解释一下“大学国文”是什么意思。首先解释，“大学”是什么？怎么理解大学？中国古典讲“大学”，不同于现代人理解的大学，而西欧大学也存在从强调人文性到以科学为中心的近代转型。虽然“大学国文”是由中文系展开教学的，但不能局限于纯文学或者说纯语文的内容，我认为它应该是在广泛意义上提供人文素养的一门课程。
从历史上回溯，“国文”这门课程是晚清出现的。当时教育主导者在重新设计教学体制时，把“文”和“国”联系了起来。“国文”是一门近代学科，是近代国家观念的产物。我们今天讲“大学国文”这门课时，里面“国”的意思已经不言而喻了，可为什么还叫“大学国文”，而不像以前那样叫“大学语文”？其中的一个目的是让大家有所区分，认识到这门课同中小学的“语文”不一样。
我观察了一下，来上“大学国文”课的同学，一半以上是大一新生，这门课可能是他刚进入大学时接触到为数不多的人文课程之一，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以我自己在北大念书的经验来看，大一刚入学的时候，还没有文学的课。那时中文系大一有门必修课“中国古代史”，是历史系已故的刘浦江老师来上。浦江老师上课非常用心，讲了很多课本以外的见识，让我知道大学的学问应该是怎样的。
在大一刚入学的阶段，可能正需要这样一门启蒙型课程，把你中学所接受的，一些关于文学、乃至整个人文（文史哲）的理解，重新来调整一下。不是说前种理解不对，而是可以有更宽泛的，或者从另一面看也是更精确的理解。像“大学国文”这样的课，很有可能为同学们打开一个新的认知世界。
再者，来上课的同学基本不是学文科的，或者至少不是中文系的，这样一种素养的培养，我想更应该在专业之上，能让他意识到一种“北大性”。北大各个院系学生的生活状态和学习诉求很不一样，但是我想北大人还是应该在专业之上，有一种共性。至于如何找到这个“北大性”，“大学国文”之类的课程或许可以提供一些途径。
记者：您可以解释一下您理解的“北大性”是什么吗？
陆：首先，兼容并包和挑战权威正是北大的特性所寄，因此是不可能以正向的、下定义的方式来理解“北大性”的，或许可以从反向的角度去理解，也就是说，“北大性”寄于北大人“不应去做”的事情当中。
“大学国文”和我们的专业课很不一样，例如我上的古代文学专业课和选修课——虽然现在许多中文系本科同学将来也未必会从事学术工作，但我们至少还有这样一个期许，就是要从中挑选将来学术研究的苗子，所以中文系的专业课很多还是根据专业研究的需要来开设的。但说到面向全校同学的“大学国文”，我想更和一般人的生活有关，这里的生活不是学术生活，而是一种有涵养的日常生活。“专业的课程”和“涵养的课程”很不一样，首先表现在素材上：比如我研究的是古代文学最后一段：明清近代文学；但我在“大学国文”课上教的内容都是先秦两汉，几乎可以说是“非先秦两汉之书不读”了。因为如果在大学国文课堂上讲文学史，把几千年的文学巨细无遗都讲下来，提供一个史的框架，那样可能意义不大。虽然从专业研究角度看，所有的文学史对象——无论是先秦两汉还是晚明晚清——都应该是平等的，但从人性或人格的涵养来讲，更多地给学生讲一些源头性的东西确实更有益。所以我会更在乎一些经典的作品，至少通过文本精读给大家呈现古人理解中经典的状态，告诉大家不要以今律古。
二、文学通识教育与文学专业教育
记者：陈平原老师曾经分析和检讨过，在现代中国，“文学史”被选择为文学教育的主要形式这个现象。请问两位老师，在对本专业以外的学生进行文学教育时，有没有采取不同于“文学史”的其它教学思路？您是如何设计区别于文学专业教育的“大学国文”的教学方案的？中文系为本课程编辑出版了通识教材《大学国文选本》，您在教学过程中又是如何利用这本教材的？
陆：回答这个问题，当然要了解“文学史”是怎么教的，“文学史”的功能是什么。我自己的理解是，“文学史”需要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者说给学习者一个完整的框架，它提供了一个文类发展和“代变”的叙事，一种文类什么时候兴起，然后什么时候衰落，“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些内容是站在专业训练的角度，期望为中文系学生将来的专业研究打下一个基础，中小学教育不会讲这些框架性的内容，需要大学中文系来补一下。但是，“大学国文”这门课不能讲成袖珍版的文学史，首先它时间上不允许，文学之外还有语言学、文献学的内容。
其次，我前面说过，它应该是一门涵养性的课程，如果过分强调知识性的话，可能学生考完以后就完全忘记了，所以目前还是围绕文本来讲的，并且我基本上还是以教材所选的篇目为中心。我不想完全脱离教材，为什么？一方面脱离教材的话离同学们过去接受的语文教育经验太远，可能一下子接受不了；另一方面，这种选本的形式，恰恰是中国古典诗文教养比较常用的方式：对选文进行圈点、批评、阐释、分章析句，正是古人细读文本的形式。这样的授课思路，是从我们的专业课退回半步，也是从中学的语文课前进了半步。
但说退半步，绝不是说把我们的授课标准降低，或者说是把我们专业课上比较“初阶”的东西讲给外专业同学，“大学国文”不是这样的一门课，我们要有另外一套讲法。来上这门课的同学大都非常聪明，某些同学的素养可能比我们本专业的一些同学还要好，所以要在另外一个角度提供他所需要的文学教育。
记者：您可以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来阐释您所说的另一个角度吗？
陆：首先是选材。我刚才提到，我自己是研究明清近代文学的，我们大学国文选本当中也有明清文学的材料，比如一些小说戏曲，但是这部分的讲授我会稍微简略一点。因为相对来说，这部分文学是同学们比较熟悉的，或者说，比较在他们的知识背景之内。而如先秦两汉的经书、子书、史书，或者中国古典的诗文传统，同学们会感到相对陌生。所以我上课会比较强调这部分内容。特别是中国古人所谓“文章”（包括古文和骈文），受现代文类观念（诗歌、小说、戏剧）的挤压，学生可能接触得更少，所以我倾向多选这部分课文来作分析。当然这也是从课程的实际操作来考虑的，其实讲小说并不容易，特别是长篇章回小说，而一首诗或者一个短篇的文章，在课堂上讲授比较容易操作。
另一方面，我会结合一些背景的知识，给学生一种新的“文学”理解。比如说我上周课刚讲了《诗经》当中的《豳风·七月》。中小学的语文课可能会说，《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也就是从诗歌或者说纯文学的角度来理解《诗经》。而我会告诉学生，先秦两汉时代对于《诗经》的理解和我们现在不太一样：在汉人的知识体系当中，《诗经》属于“六艺”即经学体系，它和后起的“诗赋”在分类上是有区别的。在具体分析《七月》的时候，我首先讲的是天文历法的问题，演示关于“三正”的一些背景性知识。这样就会让学生发现，“文学”并不是一个封闭的领域，并非只能从审美的、纯文学的角度来理解；它是和日常知识——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以及我们对于天地万物的观察充分结合在一起的。我想这样讲可能会使学生对一些耳熟能详的素材有更加丰满的理解。也就是说，同学们接触到的材料是比较熟悉的，但是我可能会用另外一种讲法来讲，把他所熟悉的东西陌生化。
记者：如果有同学向您提出要求，说非常好奇某一部分的内容，希望您可以讲一讲，您会为同学们讲一下感兴趣的内容吗？
陆：统一教材选的内容还是挺多的，按照教材也是讲不完的，教材的编选就是想让老师们有挑选授课题材的余地，但实际上我们也讲到教材以外去了，我从教材里面挑了文本，参证其它相关的内容。比如讲《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就不可能不补充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这是非常自然的。
在教材里编入《豳风·七月》的那位老师曾谈过，之所以要选这篇，因为它是讲农事的。现在许多学生缺少农村生活的经历，这篇课文能给他们带来一些新的视野。在选材的时候，老师们会抱持一些关怀，这一点不容抹杀，当然围绕课文，也可以添加进许多其它内容。
而我讲到戏曲小说时，可能就不一定完全围绕教材来讲。因为我感觉以往文学史或作品选讲到戏曲小说的时候有一个弊端，就是过分强调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等内容层面的问题，而不太谈形式、体制。大家到百年讲堂看一场昆曲，但如果不了解昆曲表演的行当、唱腔，不了解从杂剧、南戏，直至明代以来的“传奇”，它的体制是怎样的，那么欣赏起来就有困难，而这些内容应该是“大学国文”这门课程可以提供的，对于同学们将来进入艺术欣赏领域，会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我们的教材按照内容把作品分成好多专题，比如“千古情爱”“山水田园”，但是我更强调文体和形式，这样学生将来进入更宽的阅读领域时，就掌握了一张地图，从而更容易进入和接受不同的体式。
至于同学们想要听某一部分内容这个问题，好像没有同学提出过这样正面的要求，但是有一个反面的要求。在最初的教学大纲里我列了韩愈的《原道》，就有学生表示非常反对这篇文章，因为他以往在课外阅读过，觉得韩愈是非常狭隘的，有些同学对佛教和道教（道家？）比较同情，看到韩愈的文章指斥佛老，在思想上会不太能接受。但我会跟他解释：首先我们还是从文章形式上来讲韩愈的这篇古文；其次，要理解其在思想史上的位置——从汉唐经学到宋明理学，《原道》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标志。有特殊要求的同学不多，我想如果有同学要求特别强烈的话，我还是会相对作出一些回应。
记者：那么通过一学期的教学实践，您认为“大学国文”课程是否实现了预期的目标？从事通识课程教学，有没有不同于从事专业教学的特殊的“教学相长”感受？
陆：其实教学中有一些自己感受到挫折的地方。我布置了两次作业，一次是回答一个问题，另一次是写一首诗。其中写诗的题目，一个班我让同学们模仿屈原《离骚》，写一首《二十自叙诗》，回顾自己二十年来的人生经历，当然是模仿骚体、古体、格律诗或现代白话诗体都可以；另一个班布置的是，模仿前面提到的《豳风·七月》，以“燕园十二月令”为主题，写一写北大每个月不同的人情风物。这种比较文学化的题目，大家做的效果都不错。
但是在此之前，我布置了一个问答的作业。当时我讲到《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讲到诸子百家，就让同学们从九流十家当中选自己最倾心的一家，然后谈一下理由。我在讲诸子略时，介绍了很多学术史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可能跟同学们通过中学历史教材或者一些课外阅读获得的印象不太一样。比如说对于道家，可能大家原有的知识，更多是那种自然逍遥的印象，但是回到《汉书·艺文志》所理解的道家，会看到汉人强调所谓“君人南面之术”，也就是把道家理解为一种政治统治术甚至权术。当然每家学说可能都存在这种古今之间或者古代各个时期之间的理解偏差。但综观同学们提交的作业，他们对于各家的理解，好像还是对古人不够同情，或者说缺乏一种历史的眼光。最受欢迎的是法家，理由往往是“法家适合现代社会”。当然不是说法家不好。就是让我感觉需要调整自己的教学方式，思考如何把自己讲的内容和同学们所熟悉的那套知识对接，然后慢慢地把他们引导到一个新的领域，为他打开新的认知模式。我想这是接下来需要自己思考和重新备课的地方。
记者：您认为教授“大学国文”这门课程和您教专业课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对您教专业课会有什么帮助吗？
陆：我前面好像回答过类似问题了。那就是作为涵养的课程和作为研究基础课程的区别。我在两边的课上都举过同样一个例子，晚清时曾国藩讲：有“看”和“读”两种读书，二者截然不同，不可偏废。所谓“看”就是不出声地读书、大量地浏览，接近我们今天专业的、研究的状态。我们上专业课，第一节课都会给同学们列参考书，中文的、外文的，古人的、今人的，就是要让学生有比较丰厚的涉猎，然后再来谈，他才能真正做出来一些新的东西。但是曾国藩说还有另外一种读书，就是“读”，他所理解的“读”，是必须读出声音，曾国藩说“读”宜精、宜熟，但是不宜多。真正作为自己涵养的、让自己一辈子受用的就那么几部书，但这样的书要反复地涵泳和回味。
其实我以“读”的方式讲的文本很少，那么多课文，我重点讲的也就四、五篇。但是我希望经由我讲过的这些课文，同学们可以通过反复的涵泳，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可以让自己安身立命守得住的书。我想“大学国文”课如果能让同学找到这样一本书，某种程度上课程的目标就达到了。
三、语言文学的“用处”
记者：对于文学专业以外的学生，您期待他们从“大学国文”这门课程中得到哪些收益？
陆：我们希望把“大学国文”上成一门慢课，而不是像上专业课那样，有一个大纲，至少有一个大概的想法，一定要赶着去上完，有时戛然而止也是挺好的状态。另一方面，“大学国文”能帮助大家训练出一种对表达的敏感，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接触一些同学，在文字表达上有时非常粗糙，比如他给老师写一封信，可能是没有任何格式、跟短信一样的。这不一定是不尊敬，却完全看不到人情。有时候请人帮忙做海报，活动的关键信息（时间、地点、嘉宾姓名）都可能出错，可能大家都太忙了，来不及计较细节。而在日常交谈或网络舆论当中，又往往夸一个人可以上天，贬一个人要他入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非夸张不能动人耳目，却也会带来认知上的偏差。所以说表达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问题，有必要训练“表达的敏感”：一是表达要精确、全面，尽量避免诬枉、遮蔽或夸大；二是要契合表达者的原意，孔子说“辞达而已矣”，其实“辞达”谈何容易，受制于思维能力、语文能力和情绪控制的能力，常常想说的话和说出来的话有差池；在精确和契合的基础上，从接受者的角度，能否有一种美的、或者说让人容易接受的表达，这是进一步的要求。严复讲的“信、达、雅”三要件，我想不仅仅是翻译的标准，也是日常表达当中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我在分析一些具体文本时，会经常去提示同学们，如果某部分换一个字，效果会不会更好。比如说欧阳修《相州昼锦堂记》开头一句，传说原来是“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但后来改成了“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加上两个“而”字。“而”字有什么意义呢？完全是虚词，好像并没有实质的意义，但据说欧阳修非常郑重，一定要改。我们需要去体会这些细腻的东西。文章不仅仅是表达准确、把自己的意思说到了就行，更重要的是要把意思背后想要传达的气象写出来，这可能是更高的境界，但至少这样一种意识，或许也是能够从我们这门课上获得的。
你前面提到“教学相长”的问题，我想“大学国文”这样的大课对于教师确实会有很多刺激，它会让你去重新思考文学的去处。面对“文学到底有什么用”这样的问题，我们对本专业学生能够提供一种简便的解释，就是所谓“无用之用”。但这样的解释我觉得很多时候还是逃避。还是要想一下，我们所从事的职业，它究竟能有什么用处？这个“用处”可能比世俗理解的、功利的用处要更高一些，但我们还是应该要以一种可让常人理解的方式，讲出文学研究的意义和文学的好处。我想这是我们这门课有时需要顺带谈一下的内容。
记者：陆老师会指出同学们在书写规范用语时所犯的错误吗？
陆：也没有刻意去指出，同学毕竟是来跟我谈事情的，我还是要优先和他把事情解决了。同时这与媒介的转变有关系，比如前些年还写邮件，现在就是一条微信发过来。而微信是不是需要一定的文体？有没有约定俗成的礼仪？例如表情如何使用，其实还没有定论。能够看到旧有的那套文字规范在慢慢被人忘记，而一种新的规范正在生成，比如微信中微笑的表情，是不能乱发的，因为据说是“呵呵”的意思，实际上带点讽刺……颜文字（Emoji）也是一种文字，我认为我们也不必特别悲观，因为人际交往必然需要某种秩序或人情礼仪，只不过不同时代表达的方式会有差别。就是有时候觉得过去中国人对于书信体例、口头接应、人物称谓那么多讲究，好像一下子消失了，没有一种新的形式延续下来，确实有点可惜。
记者：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针对老师的个人研究了，您是如何看待清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的？如果您为同学们推荐两种近代文学作品，会选择哪两种？
陆：你提到了多个概念：清代、近代、现代，这里面有很多纠缠，暂且不说。我自己的专业研究，主要是清代较后一段的文学，也就是所谓“近代文学”，但刚才也提到了，我的“大学国文”课其实主要讲的是古代文学的前半段，这一方面受制于教材，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我自己的设计，就是偏向讲授原典性的作品。我自己看书也有这样的区分。我最近搬家整理书架，发现自己的书大都分布在两块：一是我自己的研究范围，就是宋元以后的书；另一块就是十三经注疏、诸子集成这一类，大致以汉代为截止，而中古时期的著作就较少。我一直在想，在晚周和晚清这两端之间，也就是古典的起点和终点之间，是不是隐隐存在一些共性？
最近大家都在讲“中国古典学”，有些先生认为中国古典学就是先秦两汉，不能往后延太多。实际上，作为一种学科策略，中国古典学可以包容很多东西，但如果要找出特点，并同西方的古典学概念（古希腊、古罗马）相对应，限定于先秦两汉不无道理。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为包括清代文学在内的近古文学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想指出，对于古典的阐释，或者说关于古典许多知识的固定，是在清代才得以较好地完成的。在学术史上清人以考据学著称，清人对经学和小学的研究，奠定了我们今天对于古代文献的许多基本理解。清代不仅在古典研究上是个特别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各体文学在清代都得到发展。大众所熟知的还只是其中一部分，比如小说戏曲的发展，出现了《红楼梦》《儒林外史》《桃花扇》《长生殿》这样一些巅峰级别的作品。但清代其它文类（诗、词、古文、骈文以及诗文小说戏曲的评点和理论批评）的成就也值得关注。更不用说从古代文学经典的收集、传播、接受来讲，像《全唐诗》这样的大型总集、《古唐诗合解》《唐诗三百首》等流播广泛的普及性选本、《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篹》《经史百家杂钞》等经典文章选本，都是在清代完成的，也深刻影响到后世文学教育乃至现代语文教科书的编选。我们今人对古代文学的理解，很多经过了清人的筛选；我们现在的许多文学常识，是通过清人凝聚起来的。清代包括近代，充当了在古典和现代之间中介的角色。
而“近代文学”又是清代的后半段，有时候加上民初，除了中国古典传统的内在转化，西学的因素越来越突出，进而在起源于西方近代“分科之学”的框架下，重新编排了中国固有的学术材料。后来又有以日本为中介接受新思想、新词汇、新文体的所谓“东学”。所以，“古今东西之间”，是近代学术和文学最突出的特点，迎来了晚周以后又一个“道术为天下裂”的时代。然而，推荐近代文学作品却不容易。近代文学的一大问题，就是没有充分经典化，说哪部书是“近代文学经典”，往往得不到普遍的承认。我之前接受另一个访谈时，推荐了两本书，一是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二是姚鼐的《古文辞类篹》。这两部书都是清乾隆时期的著作，不能算是近代的作品，可能也不太适合中文专业以外的同学。但我想章学诚和姚鼐这两个作（编）者的个性比较值得关注：他们在才性上或许都不是第一流的，更不入当时学术的主流，但是他们能够依据自家性情，找到一条能够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道路。他们创立的学术路径，在近现代学术史、文学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我较为看重的。
对于中文专业之外的同学，我想可以关注一下梁启超的作品，看一看梁氏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丁文江、赵丰田编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梁启超讲清代学术史，尽管在具体的论说上早已被超越，却自有他不为时间磨灭的长处。《清代学术概论》是能让读者很投入读下去的学术著作，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梁启超说他的写作特点是“笔锋常带情感”，似乎不是一种学术写作的规范方式，却成为一种风格。他的著作能够转移人的性情。胡适说他早年读了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才知道在四书五经之外还有“学术思想”。至于《梁启超年谱长编》，其实不仅关于梁启超，有兴趣了解清末民初这个大时代的同学都可一看。梁启超曾说一个人物伟大与否，不仅在于他的人格本身，还寄于他身上“关系的伟大”。其实这也是说他自己。由于梁氏一生涉猎政治、学术、文化多个领域，其兴趣之繁、交游之广、触角之密，使他成为近代中国许多“伟大关系”的绾结者。特别是这部年谱长编收录大量梁氏与时人的通信，与谱录的史事相错综，表现出近代许多大人物的语气神情，带来一种奇妙的“临场感”。在我看来，是研究近代史、近代文学的最佳入门书。
记者：下一个问题是，您如何看待当下的通识教育？又如何看待部分同学认为通识教育“用处不大”的看法呢？
陆：现在各个大学都在推行通识教育，这样的过程中难免一些误解。比如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有时又把它翻译成“博雅教育”，这种译法可能会带来一些误会，比如：这是不是一种很精英、很专深、很渊博的教育？我想这就和通识教育的的本意有些差池了。通识教育应该是一种很普遍的教育，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即“成人之学”、“守约之学”，它应该立足于让“人”去完成其天性的禀赋。
另一方面，许多人把通识教育理解成中小学的素质教育。我们知道二十多年来讲素质教育，本意是要给孩子减轻负担，结果却可能带来了更大的负担。现在大学里同学们都需要选很多通选课、大类平台课，选课、转系都更自由了，却也带来了更多的负担，甚至是更多的担忧和计算。同学们每时每刻都要计算学分，考虑所谓“水课”和“虐课”之间如何平衡、从而获得最佳收益，每个人都变成了理性的经济人，这反而违背了通识教育的一些初衷。所以我想可能现在需要澄清通识教育这个概念，同时，通识教育应该怎样来教，则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学很多不同学科的基础性课程，可能不一定是通识教育的最合适方案。
借镜国内外许多通识教育学院的模式，我想其中一条比较正确的路子可能还是围绕文本来进行。借用前举曾国藩的话来讲，通识教育应当跟近代以来专业的、田野的、搜集尽量多材料并平等看待一切材料的“看”的学问区别开来，通识教育应该是一种“读”的学问。它所面对和处理的材料不必那么多，而应该是经过历史别择的、值得反复阅读的少量文本。面对和处理文本的过程，很多时候也可以感受到做人的道理。毕竟现在的学生甚至包括我们一些老师，许多人的社会经验是非常狭窄的，许多经验的来源可能就是书本。朱熹讲“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切己——把书读到自己身上，也是和人接触的一种预演和训练。读书和做人很多时候是可以结合在一起。所以以文本为中心，是我理解中通识教育一种比较可行的方式。
记者：但您刚才提到的问题是确实存在的，比如一些同学会觉得自己的爱好就在一个领域之内，学习其它领域的专业课，还要费尽心思计算学分，反而对专业学习是不利的，您怎样看待这样的认识？
陆：这确实也是种困境，跨学科或者多学科的教育，分科设系的大学里怎么来做呢？无非还是开课，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其它更有效的方式。以前有些地方也举办过读书班、经典会读等活动，但有很大难度：一般来说，大家总有很多功利的计算，没有学分的激励，来参加活动并真切投入其中的学生就会越来越少。这也是现实的制度上的难处。
我们或许要在现实困难之外找到一些“空隙”，让学习变得更加自发和有趣。其实现在线上线下有很多读书小组，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督促，定期“打卡”，比较细致地会读一些经典。在读的过程中，可以围绕作品来讨论，也可以延伸到另外一些话题，甚至交流一些日常生活的经验，把书本和生活结合在一起，我想这是一种比较良性的读书人的（不一定是研究者的）生活方式，就是把读书当成一种生活中的快乐。
文章来源：通识联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