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签订《辛丑条约》时， 将“李鸿章”三个字签成了“肃”字的模样， 这三个字挤在一起， 即虚弱无力，又辛酸悲苦

在诸多的评论中，他是各种声音的集合。四十岁前，李鸿章左冲右突，前途茫茫；

四十岁后得遇曾国藩，平步青云；要怎么去形容李鸿章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就是：

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万年洋务。

然而，这些生命给予的烙印，也深深的，扎根在他的书法之中。

他和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并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说他是大清帝国

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慈禧太后说他是“再造玄黄之人”；

他被西方誉为“东方伸斯麦”，与德国的俾斯麦，美国的格兰特并称十九世纪三伟人。

他曾以仅仅9000名刚刚招募的淮军，便打败了太平天国的军事天才。忠王李秀成率领的10万大军。因此，他成了上海富商和上海租界英美法等国眼中的救世主。

他是洋务运动灵魂人物，有的洋人不知道有皇帝而知道有他。

1883年美国总统格兰特受《纽约时报》采访，谈及在国外遇到四个最了不起的人，分别是：法国首相甘贝特、德国首相俾斯麦、英国首相格兰斯顿和中国的李鸿章。

由于李鸿章的政治影响，很少会有人提及他的书法艺术价值，

其实他也是一位鲜为人知的书法家。

书法对于古人而言，除了是科考必备的敲门砖外，也是修身养性、表情达意以及怡情遣怀的一种重要方式。书法的用笔、用墨、取法和谋篇布局等也是作者学识与修养、情操与心境、

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外化。李鸿章的书法于端庄中不乏生动，用笔按提有序、丰腴厚重，结体内敛有致、疏密井然，笔墨酣畅淋漓，有欧、颜遗风，他最擅长行楷，有台阁大臣的风度。

李鸿章书法源于早年为争取功名时所下的苦功，后来发展为自己的情趣爱好。

通观李鸿章存世的众多书联、信札、扇面等，其书法博采众家、底蕴丰厚。李鸿章的书法尤以行楷书见长，笔酣墨浓，光华内蕴，气韵灵动，妍媚儒雅。在当时千篇一律的宫阁体书风盛行之下，其书法更凸显出难得的另一方面，或许是颜真卿气韵凛然的君子形象深深打动了李鸿章，

在颜真卿的书法上，李鸿章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寄托与人格上的契合。颜真卿在楷书和行书上成就最高，并提出“屋漏痕”的观点，意指用笔如破屋壁间之雨水漏痕，其形凝重自然。

苏轼认为颜真卿的书法“雄秀独出，一变古法”，米芾把颜真卿的书法比作项羽披上了铠甲一样气宇轩昂，不可侵犯。

俗话说，字如其人。历史上，颜真卿曾坚决维护中央集权和全国统一，先后同分裂叛乱的安禄山、李希烈进行斗争，最后以身殉国，被后人视为忠臣烈士、道德楷模。正是中正不阿的性格气质外化为颜真卿刚健雄深、朴拙端严的书法风格。

而李鸿章一生内固疆国、外御强邻，“受尽天下百官气”却始终尽忠职守、不改本色。

正是相似的人生经历和坚韧的性格特质，使得李鸿章深得颜真卿书法的精要，并且师古不泥古。观李鸿章楷书，碑帖兼容，笔力苍劲沉稳，刚柔相济；结体宽博端庄，外密中疏；风神豪迈，气势雄强，极具庙堂之气。

晚年时期，

李鸿章对王羲之、颜真卿的书法情有独钟。在北京贤良寺养病的日子里，几乎每天上午都要临摹王羲之的《兰亭序》《圣教序》以及颜真卿的《争座位帖》，并且一边写，一边细看默思，努力品味内在的风骨。

李鸿章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性格优点，曾国藩说他：“才大心细，劲气内敛”，他身上的确有着一股子难得的韧性与忍劲。他有一幅广为人知的对联：

“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

很多人骂李鸿章，他从不为自己辩解，显得十分超脱，并将女儿嫁给曾经骂他骂得最凶的

清流派领袖之一张佩纶。面对各种政敌及反对势力，李鸿章从不退缩。虽饱受骂名，四方树敌，但事情还是要做，与列强周旋不已，力挽狂澜，为救清廷于绝境，不惜搭上老命一条。

李鸿章受人诟病最甚之一，便是积有大量财产，说他“富甲天下”。时人作有一副对联，将他与翁同龢一同讥讽：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

李鸿章聚财敛财的确不假，但他能够做到公私分明。他的资产多为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通商银行等处的股份，及上海等地当铺、银号的利润所得。而朝廷公款，并未贪污占用，在离任直隶总督时，李鸿章曾将长期“截流”、积存的八百多万两白银，全部移交给继任者王文韶。据说这笔经费后来落入袁世凯之手，成为他交结王侯、内外联络的特别经费。

李鸿章一生中最令人诟病的便是签订《马关条约》，

曾经清大臣第一人的李中堂从此成了涣散中华民族精神的卖国贼、苟且偷生的小人。

李鸿章在签订《辛丑条约》时，将“李鸿章”三个字签成了“肃”字的模样，这三个字挤在一起，即虚弱无力，又辛酸悲苦。

纵观李鸿章一生，应该说是成功与失败交织、喜剧与悲剧掺和的一生。在他的倡导，或者说引导下，清朝总算是挣脱了几千年的传统束缚，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迈着艰难而蹒跚的脚步缓缓前行。

然而，无论我们持何种观点，从何种角度看待、评价李鸿章，都大可不必将“汉奸”、“卖国贼”之类的语汇加诸其身，将近代诸多过错与灾难归咎于他，他为清廷做了一辈子的替罪羊，最起码在我们眼里，他仍然是一位值得敬重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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