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本
这是《天工开物》的明刊初刻本,最为珍贵,此后所有版本都源出于此。此本原序中名为《天工开物卷》,但书口仍作《天工开物》,分上、中、下三册线装,印以较好的江西竹纸。原书高26.2、阔16.8厘米,板框高21.7、阔14.3厘米。单叶9 行,行21 字。序文与正文均为印刷体,序尾有“崇祯丁丑孟夏月,奉新宋应星书于家食之间堂”的题款。
这是1637 年4月由作者友人涂绍煃(字伯聚,1582—1645)当时任河南汝南兵备道而居家丁忧(丧母)时资助刊刻于南昌府的。为表彰绍煃的这一功绩,故此本称为“涂本”。从该本版式、字体、纸张及墨色来看,与明末赣刻本极为相近,因此想将涂本定为江西刻本当无疑问。种种迹象表明,此本是仓促间出版的,刊行前文字没有经过仔细校订,故书中错别字也不在少数,总共约400 多处。例如梢误为稍、尾误为尼、扬误为杨、径误为经、玫误为枚等,属于形近之误。而“亦”误为“易”、泻作写、防误为妨、框作匡、裹作果等,属于音近之误。这都是刻字不慎所造成。但因该本为初刻本,文字及插图都直接来自宋应星所写的手稿,因此仍然是珍贵版本。
涂本《天工开物》向来稀见。中国境内现传本原由浙江宁波蔡琴荪的“墨海楼”珍藏,长期不为人们所知。清末时藏书归同邑李植本的“萱荫楼”。
1951 年夏,李植本后人李庆城先生将全部珍藏书籍捐献给国家,其中包括涂本《天工开物》,后转国立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收藏。1959 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依此本出版了三册线装影印本,印以竹纸,从此国内外人土才有机会得见此书原貌。但读者使用此书时,须注意其中文字刊误之处。此本原版还藏于日本国东京的静嘉堂文库及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Bibliotheque Nationalea Paris)。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存有这三部原刊本。
杨本
这是刻书商杨素卿于明末刻成而于清初修补的坊刻本,以涂本为底本而翻刻的第二版。因有关此本的版本学问题较多,故此处应该详加论述。查杨本与涂本不同的地方是:(1)序文为手书体,末尾无年款,只作“宋应星题”(2)杨本在文字上经过校改,但个别插图翻刻时走样。
有助于对杨本断代的证据是,《乃服·龙袍》涂本作“凡上供龙袍,我朝局在苏、杭”,杨本改成“凡上供龙袍,大明朝局在苏、杭”。又《佳兵·弩》,涂本作“国朝军器造神臂弩”,而杨本改为“明朝军器造神臂弩”,且“明朝”二字歪邪离行。涂本行文是明朝人口气,而杨本为改朝换代后清人口气。如杨本为明刊,为何将“我朝”改为“明朝”?再从插图来看,涂本《乃粒·水利》节载桔槔各部件是完整的,但杨本则漏绘“坠石”,而没有这个部件,则杠杆两端失去平衡,说明杨本勾描时漏绘。此外,全书总序称:“《观象》《乐律》二卷,其道太精,自揣非吾事,故临梓删去。”涂本在全书各章总目末尾有四行墨钉,正是“临梓删去”的痕迹,而杨本无此现象。这也说明杨本是再刊本。杨本板框高23.2、阔11.8厘米,为6 册装订,白口,半叶9 行,行21字。其扉页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中书名、作者及出版者为三直栏手书体,各栏间有栏线相隔。左、右两边各为“宋先生著”及“天工开物”,字体较大;中栏居下为“书林杨素卿样”6 个小字。
此本藏于北京图书馆,1965年购自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此本另有“佐伯文库”及“江南黎子鹤家藏书之章”。经考订,此本与日本水户彰考馆旧藏本属一版本,印以福建竹纸,但不及涂本用纸精良,部分书页已蛀。三枝先生在1943 年曾将静嘉堂文库藏涂本与彰考馆藏杨本对校,他那时尚不知日本国除彰考馆外,佐伯文库亦藏有同一版本。这是先前很多专家不知道的,查日本史料始知此佐伯文库为江户时代(1608—1868)丰后(今大分县)佐伯藩藩主毛利高标(1755—1801)于天明元年(1781)所设,珍藏内外秘籍,则此本当于此时流入日本。
杨本 是黎子鹤购自日本后再携回中国。彰考馆是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国(1628—1700)于明历三年(1657)修《大日本史》时建立的书库,则其所藏杨本进入该馆当在17 世纪,即该本刚刊行不久。二次大战期间,彰考馆藏书全部毁于战火,因此50 年代时研究《天工开物》的薮内清先生一直未能见到杨本原著。
但江户时代加贺藩藩主前田纲纪(1643—1724)的尊经阁旧藏过另一种杨本,与北京图书馆及彰考馆藏本相同,只是扉页具不同形式。该本扉页上面横栏有“一见奇能”四字。横栏下左、右两侧直栏各为手书体“宋先生著”及“天工开物”8 个大字,二者中间部位上方还以双行刻出小字“内载耕织造作、炼采金宝/一切生财备用、秘传要诀”20 个小字,下面是“书林场素卿梓”。
1926—1927 年武进人陶湘先生刊刻《天工开物》时曾从尊经阁取得此本校勘,其后辗转入藏于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在人文所藏书简目中著录说:“《天工开物》三卷,明宋应星撰,明杨素卿刊本,三册。”1934 年北京图书馆对此作了晒蓝复印。1945年以后,人文所藏书移交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9 年前,此本被提调至南京,后又运到台北,今藏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由此可见,《天工开物》两种早期刊本都在中国境内有传本。此处所谈到的杨本,还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
关于杨本刊刻年代,先前多认为是明代。三枝注意到涂本与杨本的异点,但仍认为二者均是明刻本,或其中之一可能是明刊伪版。薮内因未见杨本,引三枝之说后认为“这两个本子都被断定为明板,但是断定两者的先后,是很困难的问题”。孙殿起(1894—1958)先生过去可能经售过杨本。他在其《贩书偶记》中写道:“天工开物三卷,明分宜宋应星撰。无刻书年月,约天启间书林杨素卿刊。”此或因孙先生经手古书太多,未细心考订,故引出结论欠妥。查宋应星是奉新人,只在分宜任教谕而著此书。且书成于崇祯十年,天启时尚未成书。陶湘等人也认为杨本为明刊原版,还认为杨本手书体序为应星手迹。前述俄籍汉学家贝勒和人文所书目作者也将此本定为明刊版本。其所以如此,主要是手书体序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而其实这是明清之际书林杨素卿为使此书发行,不得已而为之的,黄彰健第一个认定杨本是明刊清修本。这是正确判断。
明末时杨素卿已将翻刊本板木准备就绪,时值明代骤亡,他为使此书在清初发行,遂决定去掉原序中崇祯年款,将正文中“我朝”改为“明朝”。但因署年款那一行字过多,挖板困难,乃决定请一书法高手重新抄序,未尾只书“宋应星题”。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作者是清初人。
结果判定杨本为明刻清修本。杨素卿当为明末清初江南刻书商,其籍贯及事迹尚难查出。但杨本用纸的帘纹形刻及纸的质地与所见清初福建竹纸相似。因此疑此人为福建人,而明清之际福建刻书商也确有不少杨姓者,福建又与江西相邻,能使杨素卿很快得到《天工开物》。应当说,杨本虽在明显地方改动了涂本个别文字,以适应当时政治形势,但改动得不够彻底。如《佳兵》章涂本有“北虏”、“东北夷”等反清字样,杨本却一仍其旧。
而保留这些字样比使用“我朝”或“崇祯”字样,更有政治风险。这只能在清初书籍审查制度不严的情况下才能顺利出书。杨本刊行的具体年代当是17 世纪50 至80 年代。很可能是顺治年间(1644—1661),再晚不能晚过康熙初年。而这时作者宋应星尚健在于世。
康熙中期以后至乾隆年间,清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控制。顺治年刊行的一些著作在修《四库全书》时均列为“禁书”,下令全毁。而康、乾时引用《天工开物》的《古今图书集成》,则将“北虏”改为“北边”。可见当时编纂官已注意到这些字样是清廷所不容的。
总结,杨本一共现存2本。一本现在北京图书馆,由民国人士黎子鹤由日本购回。一本现存台北历史语言研究院,陶湘从日本尊经阁借回。
中国境内杨本是最后一版,事实是一共只有两版,清朝一朝都不曾再印。《天工开物》多出现在一些书的引用中。
菅本
这是《天工开物》最早在国外刊行的版本。此书在17 世纪传入日本以后,引起学者注意,竞相传抄,并陆续从中国进口。为满足日本广大读者的需要,18 世纪60 年代出版商便酝酿出和刻本。从享保年(1716—1735)以后的《大阪出版书籍目录》中所见,早在明和四年(1769)九月大阪传马町的书林伯原屋佐兵卫就已向当局提出发行《天工开物》的申请,同年十一月得到发行许可。因一时缺乏善本,出版计划被推迟。后来刻书商从藏书家木村孔恭(1736—1802)那里借得善本,遂决定粹行。伯原屋佐兵卫是菅生堂主人,故此版遂称“菅生堂本”或简称“菅本”。木村孔恭字世肃,号异斋,元文元年(1736)生于大阪,是18 世纪日本书画家、书画收藏家,其藏书室名“蒹葭堂”,藏海内外珍本秘籍甚为丰富。当他将兼葭堂藏《天工开物》借给菅生堂使用后,加速了出版进程。更请备前(今冈山县)的学者江田益英(南塘先生)作文字校订并施加“训点”,遂于明和八年辛卯岁(1771)出版了和刻本《天工开物》。书前再请当时大阪著名学者都贺庭钟作序。序文是用草书体和式汉文写的。
至1770年,菅生堂从木村孔恭得到杨本抄本,又请江田益英校订后,再将书稿送到都贺庭钟处征求意见时,他对此很满意,认为“大改旧观”,遂迅即授梓,次年出版。从文字内容看,菅本以涂本为底本,以杨本对校,作三册或九册线装。菅本的出版使《天工开物》拥有更多的日本读者,加速此书在江户时代学术界中的传播,同时又成为后来20 世纪中国再版《天工开物》时最初依据的底本。
陶本
这是20 世纪以来中国刊行的第一个《天工开物》新版本。从整个版本史上属于第四版,1927 年以石印线装本形式出现。该书卷首印有下列字句:“岁在丁卯(1927)仲秋(八月),武进涉园据日本明和年所刊,以《古今图书集成》本校订付印。”1929 年该本又刊行重印本,在书的扉页背面印有“岁在已已(1929)/涉园重印”八字。
出版此书的是出版家陶湘(1870—l940)。由于他是民国年间《天工开物》的最早刊行者,故此本称为“陶本”。陶本是用安徽泾县宣纸印的,分上中下三册。早在民国初年《天工开物》便受到丁文江、章鸿钊、罗振玉及陶湘等人注意,但国内难以找到传本,他们遂以明和八年(1771)和刻本为底本谋求出一新版。
关于出版经过,丁文江在1928年写的《重印天工开物卷跋》中作了详细说明,载陶本1929 年版书末。陶湘本人也在《重印天工开物缘起》(1927)中作了类似简介。此本虽以菅本为底本,但亦参考了杨本。前三版(涂本、杨本及菅本)体例大致相同,版面、行款、文字位置都完全一样,插图也基本上为同一系统。至陶本开始则完全打乱了前三版原有的布局,而另起炉灶。
陶本在体例上的重大改变是对书中全部插图重新请画工加绘制版,有些图参照清代《古今图书集成》(1726)、《授时通考》(1747)加绘或改绘;有些图(如《作咸》章)据《两淮盐法志》(1748)、《河东盐法志》(1627)、《四川盐法志》(1882)加绘结果弄得面目全非、图文不符。也许陶湘的用意是好的,意在提供精绘插图,使之胜过原有版本。而实际上陶本在艺术技巧上确实精工,但因是民国年间画工所画,在人物服饰及神态、室内陈设上反不如涂本、杨本及菅本那样淳朴、真实,甚至有画蛇添足之虞。对此,三枝氏已在其论版本的文内作了中肯的批评。然而陶本也有可取之处,即它作了文字校订,排除了前三个版本中不少错字。陶本中文字可取,但插图则全不可取。
遗憾的是,20 世纪以来中外学者使用插图时,常取自陶本,而其中插图已失去涂本原有的真实性。有绘画鉴赏力的人会看出,陶刊本插图带有民国年间艺人的画风,与明人画法迥异。陶本书首扉页有罗振玉的篆文题签,下面是陶湘的《重印天工开物缘起》、影印的杨本手书体序,再往下是涂本序及正文。删去了菅本中都贺庭钟的序,书未附丁文江撰《奉新宋长庚先生传》及《重印天工开物卷跋》。正文前还有原书各章总目,但又另加各节分目。陶本的贡献在于,它毕竟是中国中断了200 多年后于20世纪新刊出的本子。它的出版激发了国内外对《天工开物》的注意及研究,添补了中国版本上的不足。陶本问世多年不曾再版,直到1983年台北广文书局影印《喜咏轩丛书》时,才将陶本《天工开物》列入其中第一册,文字及插图都没有变动,只是将插图施以朱色,看起来效果不一定很好,反不如原来黑白分明。
现存这些版本,民国时只有李庆城先生的涂本在国内,但是属于私人收藏,于建国后1951年才捐给国家。所以当时在中国境内确实找不到《天工开物》。在清朝它是以引用的形式微弱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