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新林：新世纪辽金时期墓葬考古研究述论
〔内容提要〕全面系统地概述了新世纪以来近20年辽金时期墓葬考古重要发现和学术研究情况，对重要发现和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梳理和归纳总结，为学者以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参考。21世纪以来发现的辽金时期墓葬是研究辽金时期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资料，但缺乏深入的专题研究。期待有学者能打破瓶颈，在以往考古工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新世纪以来，辽金时期墓葬考古发现和研究相对20世纪而言，呈现出井喷现象，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和论著将辽金时期墓葬考古带进了蓬勃发展的新时代。新中国考古已70多年，中国历史时期考古若从1921年河北巨鹿故城遗址的发掘算起，也历时百年。因此，对辽金时期墓葬考古发掘和研究进行全面梳理是十分必要的。鉴于20世纪辽金时期墓葬的发现和研究，曾有专门的论述，故本文着重对新世纪近20年的考古研究工作进行归纳和探讨，以期为学者以后的再研究工作提供方便。
一
如果说20世纪的辽金时期墓葬考古是以被动的抢救性发掘为主，综合研究严重滞后的话，那么，新世纪以来，辽代墓葬的主动性考古发掘日渐增多，综合研究明显加强。考古工作者越来越多地把被动的抢救性清理，变为有学术目的的主动性发掘;将从单个被盗墓清理，主动地转变为对墓地多座墓葬的发掘，以推进对墓地整体布局的研究，反映出辽金考古学发展的新态势。
近20年来，刊发一系列重要的墓葬资料。其中重要的契丹人墓有内蒙古科左前旗吐尔基山墓、扎鲁特旗浩特花壁画墓(M1)、多伦小王力沟辽圣宗贵妃墓(M2)、巴林右旗床金沟4号辽墓(M4)、内蒙古巴林左旗祖陵一号陪葬墓、辽宁阜新关山萧和墓地、阜新辽平原公主墓等;汉人墓除了汇集以前资料的河北宣化下八里家族墓地外，较重要的还有内蒙古巴林左旗韩匡嗣墓地、巴林左旗盘羊沟德妃伊氏墓、辽宁朝阳耿崇美墓、北京丰台刘六符墓、山西大同许从赟墓等。2015年辽宁北镇市辽代大丞相耶律隆运(韩德让)家族墓地的发现，无疑是辽墓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
董新林、彭善国曾对20世纪辽墓考古研究进行过综述。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大量重要的原始资料刊布，辽代墓葬综合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明显加强。博士和硕士论文起到了推动作用。下面择要介绍主要的研究成果。
(一)关于辽墓时空框架的研究
霍杰娜将燕云地区辽墓分为4个小区，按区从墓葬形制、随葬品和壁饰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将辽墓分为三期，并对辽墓源流等进行探讨。秦大树将辽墓分为南北两区和三期，其中对南区的认识与霍文近似。董新林将辽墓按族属分为三区，对契丹人和汉人墓葬形制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并通过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组合差异将辽墓分为四期。刘未分别对契丹大型墓葬、中小型墓葬和汉人墓葬三类辽墓不同时期的变化和特点进行动态的考察，提出三类辽墓存在不完全对应的分期，是较为重要的认识。此外，还对辽墓等级制度进行初步探讨。这是迄今辽墓研究中颇有深度和特色的论著。
研究辽墓时，区分族属进行研究，已是基本常识。契丹人汉化和汉人契丹化的情况，历史学者有过研究。这也应是考古学者关注的内容。冯恩学等从墓葬资料对契丹人汉化和汉人契丹化的探讨，是对辽墓考古研究的新推进。吴敬从考古资料出发，对辽代契丹文化和汉文化进行了考古遗存辨析和考察。此外，一些研究生对不同较小区域的辽墓进行专题研究，其中不乏亮点。
(二)关于墓葬制度和丧葬习俗的研究
这是辽墓研究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彭善国对辽代契丹贵族丧葬习俗进行了综合研究。陈永志对金属网络和面具等予以再探讨。尚晓波探讨了佛教对朝阳辽墓葬俗的影响。李伟敏对北京地区辽代火葬墓进行了梳理。杜景洋对辽代墓门进行了专题研究。郑承燕较为全面地对辽代墓葬制度和丧葬礼俗进行了专题探讨。
(三)瓷器等重要遗物的考古学研究
彭善国根据典型器物的类型学研究，对辽代陶瓷器进行了综合研究;另外，彭善国和徐戎戎还对辽代釉陶进行了探讨。路菁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对辽代陶瓷进行了综合研究。他们都在试图建立辽代陶瓷器的编年。佟柱臣对辽代瓷器进行了综论。鸡冠壶作为辽朝特有的典型器物之一，研究关注度从来未减，但常规探讨难有新意，若换个角度，或许会有新意。乔梁对契丹最具特色的传统陶器进行了排序和编年研究，并指出了其与鲜卑遗存的联系。林皓对辽代窑址和纪年陶瓷器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有学者整理、研究了辽代地方陶瓷器。此外，冯恩学等探讨了墓葬等资料中的马具。
(四)墓葬壁画等壁饰的研究
一部分是考古和历史学者对墓葬壁画的研究;另一部分是美术史学者对墓葬壁画的解读。巫鸿、李清泉对宝山辽墓壁画的研究，对于考古学者而言有着不同视角的借鉴价值。
(五)墓志考释和契丹文字研究
向南和盖之庸等对墓志的汇集，无疑为历史和考古学等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新出墓志铭成为补充史料的不断源泉。此外刘凤翥等为释读契丹文字而不懈地努力。
(六)人种学及相关科技考古的研究
许月对契丹人群做了更为细致的分子遗传学研究，不断更新我们对契丹人种的认知。
二
进入21世纪，金墓考古虽然仍以配合基本建设和抢救性清理为主，但是，考古学者的科研课题意识不断增强，带着学术目的主动性发掘逐渐增多，发掘水平有所提升，墓葬材料刊布更加详细和全面。2000年以来燕山以北的东北地区，金墓发现寥寥无几，而燕山以南地区的墓葬发现较多，区域特点更加突出。
进入21世纪，燕山以北地区墓葬发现不多，主要有辽宁朝阳召都巴墓等。燕山以南的燕云地区，是原来辽朝辖区，海陵王迁都后，燕京地区成为京畿重地。墓葬礼俗呈现女真和汉人不同的规制。以北京石景山吕延嗣墓、北京磁器口石椁墓为代表，表现出女真人的葬制;以大同徐龟墓、北京石景山赵励墓等为代表，仍是前朝汉人的葬俗。
在原北宋辖区的中原北方地区，重要的墓葬有山西屯留宋村天会十三年(1135年)墓、长治魏村金天德三年(1151年)墓、长子小关村大定十四年(1174年)墓、山西汾阳市东龙观村宋金时期墓地、陕西甘泉明昌四年(1193年)朱俊合葬墓等为代表，葬制特点区域性突出。
秦大树、董新林曾对20世纪金墓考古研究进行过综述和总结，为本阶段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一些重要的考古学专刊所载各类成果，丰富了金墓的研究资料。《郑州宋金壁画墓》汇集并刊发了一组宋金时期重要的壁画墓资料。《徐水西黑山——金元时期墓地发掘报告》按墓葬单位详细介绍了20多座金代墓葬形制结构、人骨和随葬品，首次明确了平民墓坟丘和墓前祭台等遗迹现象，是认识金代平民墓地布局和埋葬习俗的重要资料。《北京龙泉务辽金墓葬发掘报告》详细介绍了龙泉务平民墓地22座墓的形制和随葬品等内容，是研究平民墓葬习俗的重要资料。《鲁谷金代吕氏家族墓葬发掘报告》刊布10座金代墓葬，均为火葬的土圹石椁墓，根据墓志可知这是一处金代吕氏家族墓地。《汾阳东龙观宋金壁画墓》刊布了汾阳东龙观南区(17座)和北区(10座)发现了两个家族的宋金砖雕壁画墓，壁画保存较好，还发现“明堂”类建筑，是近年宋金壁画墓的重要发现。
这一阶段，伴随金墓材料的日益丰富，一些学者，特别是一些高校研究生对金墓进行了初步总结和专题研究，提升了整体研究水平。粗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金墓形制类型及其时空框架的研究。这方面研究成果最多。秦大树修正以前的认识，将金墓重新分为三期，即原来前期界定为早期;将原来的后期，以明昌为界，分为中期和晚期。刘耀辉将晋南地区宋金墓葬分为砖室墓、土洞墓、土圹墓和石棺墓四类，时间上分为早期(1127—1149年)、中期(1149—1189年)和晚期(1190—1219年)。重点对墓葬反映的丧葬情况和仿木结构砖雕墓的壁饰题材及其反映的社会生活等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赵永军、姜玉珂将黑龙江金墓分为土坑墓、棺椁类墓、室类墓三大类，并对一些重要墓地资料进行分析，还探讨了丧葬习俗。卢青峰将金墓分为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燕云地区和中原地区;依据墓葬形制、随葬品和墓室壁饰内容和布局变化，将金墓分为三期，进而归纳了各区金墓的交流状况及其历史渊源;探讨了金墓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等相关问题。丁利娜将北京地区金墓分为砖石混筑墓、土圹石椁墓、土圹砖室墓和土坑墓四类;其中圆形砖室墓和长方形石椁墓较多，前者流行于金前期;后者流行于金中期，墓主人多为女真贵族。赵永军根据对金墓形制结构、随葬品和墓葬壁饰的分析，将金墓分为六区和三期(以1152年和1189年为界)，还对不同族别墓葬特征和葬俗做了归纳，进而探讨墓葬反映的等级与社会组织结构、民族构成和社会阶层等问题。《金代墓葬研究》是金墓研究较重要的论著。许若茜将山西金墓分为晋北、晋中、晋南和晋东南四个区域，根据墓葬类型、壁饰和随葬品对各个小区内金墓进行分期，并探讨了墓葬的渊源。任林平将晋中南金墓分为晋中、晋南、晋东南三个小区，然后分别就墓葬形制、墓室装饰、随葬品等进行比较研究，并对仿木结构墓葬来源和盛行原因进行了探讨，还分析了三类墓主图像和所谓墓前“明堂”。董新林将长城以北的金墓识别为女真人墓、汉人墓和族属待定墓三类，并对女真人和汉人丧葬特点进行了初步归纳，为认识族属待定的金墓提供了参考线索。郝军军将金墓分为东北地区、金中都地区、大同地区、河北中南部地区、山东地区、河南地区、山西中部地区、晋南地区、晋南地区、陕甘宁地区等10个区，再细化为26个小区;在分区内进行墓葬类型、随葬品、墓葬年代分析;还探讨了三个大区之间的文化互动，五音昭穆葬和墓室营建等。该文资料收集全面，但有些认识有待深化。
二是墓地制度和丧葬习俗的探讨。顾聆博通过对完颜希尹墓地资料的系统整理，概述了五个墓区的墓葬形制和部分随葬品;对完颜希尹墓位置进行了探讨，还对完颜希尹墓地的多种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析。顾聆博的研究值得肯定。徐苹芳较早已经将河北井陉柿庄尹氏家族墓地年代定为金代，已为考古学界所认同。曹凌子仍然将井陉柿庄墓地主体作为宋墓研究，影响到论文的质量。吴垠从不同角度对山西稷山马村段氏家族墓的仿木建筑进行了探讨。
此外，吴敬对女真贵族墓的汉化问题进行了研究。李伟敏介绍了北京地区金代火葬墓，并探讨了火葬习俗的演变。商彤流等介绍墓葬中发丧图和守灵图，是研究丧葬习俗的重要资料。赵永军还对金代墓葬等级进行了考古学研究。
三是对墓葬壁饰的研究。王进先对长治地区宋金元墓的仿木结构墓进行专题研究，探讨了墓室建筑结构(类型和形制)及其空间构成，分析了柱枋斗栱、门窗等营建做法，并介绍了墓室砖雕和壁画等装饰艺术。考古工作者对北京地区发现的辽金墓葬壁画的制作工艺、制作材料及其结构，以及壁画颜料、病害机理、保护和修复工艺等内容进行探讨。
马金花归纳了山西金代壁画墓的特点。袁泉对金墓壁饰中“猫雀”题材予以考证。董新林对山西屯留宋村纪年墓壁饰内容和题材进行了专题分析，并结合文献探讨了金墓壁饰所见“二十四孝”故事内容。邓菲探讨了宋金墓壁饰中的孝行图出现的原因和意义;张帆对豫北和晋南宋金墓杂剧形象进行了比较研究。无论是考古学者，还是美术学者，都对金代墓葬壁饰给予了关注，但研究深度和广度还有待加强。
综上，通过对近20年辽金墓葬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扼要回顾，我们感受到时至今日，辽金时期墓葬考古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北方考古学研究的热点之一。由于有关文献史料十分有限，若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辽金时期的历史文化，较为全面地勾勒出辽金时期社会的立体画面，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考古发掘实物资料所提供的信息。新发现的辽金时期墓葬无疑是研究辽金时期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资料。但是，相对于较为丰富的墓葬资料而言，高层次的考古学研究还明显不足。能够与文献相补充互证，解决重要历史问题的研究论著更是难得一见。因此，辽金时期墓葬考古学研究尚有潜力可挖。期待学者能打破瓶颈，在以往考古工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辽金时期墓葬考古学研究仍大有可为，未来可期。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辽上京皇城遗址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综合研究”(项目编号:20＆ZD251)的资助。
（作者：董新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北方文物》2021年第5期；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