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莉 | 边地秩序：明代云南西南边疆地区的“内”、“外”之别
作者
作者刘建莉，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邮编510275。
摘要：有明一代，云南西南边疆地区一直存在“内”、“外”之别。从明初的“版图之外”、“三江之外宜土不宜流，三江之内宜流不宜土”，到明中期的“远近之夷”，再到明末的“内外之夷”，“内”、“外”观念在发展，视角也在不断变化。在经历了“麓川之役”和明缅战争之后，地方士人对“内”、“外”土司的划分也发生了变化。从明初到明末，随着边地秩序的确立及重塑，“内”、“外”的涵义不断变化，呈现出动态和多元的特征。
关键词: “内”“外”观念 边地秩序 土司 西南边疆 云南
“华—夷、内—外、中国—非中国、化内—化外等一系列频频见诸古代文献中的概念”，它们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现代学者也用“内”、“外”探讨历史时期的云南边疆，但多以行政机构的设置作为区分“内”、“外”的标准。江应樑在研究云南土司制度时，提出“内陆区”（或“内域区”）、“羁縻土司区”、“御夷区”（“御夷府州”、“御夷长官司”）的划分；并指出，西南沿边一带地都属于羁縻土司区，与内域区的分界线是西起永昌（今保山），东元江，这一线以北地区，基本上是内域府州县区，仅有个别地区设土司；这一线以南地区，全是羁縻土司区；而御夷区是介于两区之间的一些中介地段。方国瑜在研究元明清云南的政区时，将全省分为内陆区、边地区、边外区，内陆区主要是中庆（云南府）、曲靖、大理、楚雄等地；边地区如丽江、永昌、顺宁、景东、元江、车里、临安等地；边外区主要是麓川、车里之外且与其关系密切的地区。陆韧沿着江应樑、方国瑜的思路来探讨政区，指出明代云南纂修的地方志中，必定会将云南政区建置分为两种类型，即“直隶府州司”和“外夷府州司”，“外夷”与“直隶”对举的记载方式，形成“内”、“外”边分野体系，并据此划分出“内边”区域和“外边”区域。赵世瑜在研究滇西地区的当地大姓与国家边疆拓展过程中指出，云南西南边疆地区行政设置与内陆有所不同，多少显示了一种“内”、“外”之别，说明这里是明帝国在西南地区的文化边界。他的研究提示我们，行政设置的差异只是一种表征，其背后蕴含着社会、文化的差异以及不同的治理方式。也就是说，不是因为行政设置的差异才出现了“内”、“外”之分，而是有“内”、“外”之别才设置了不同的行政机构。
王春桥探讨了云南西部边地土司“内”、“外”分际的历史过程，侧重国家的视角，其重心是乾隆时期对“内陆土司”和“外夷”的区分，最终“有的土司留在王朝国家的版图，成为‘内’，有的土司离开了王朝国家的版图，成为‘外’。”其虽然用“版图”去界定内、外土司，但却未对“版图”的涵义进行探讨。从明到清，“内”、“外”观念是不断变化的，国家和地方眼中的“内”、“外”也不同。马戎亦指出，在历史不同时期，“内”、“外”的边界是动态的，也可以相互转化。但在实际的历史场景中，人们如何区分、实践“内”、“外”，仍然是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可见，学者们主要从行政区划设置和文化来分析“内”、“外”，虽然政区、文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内”、“外”观念造成影响，但并不能作为惟一的划分标准，否则会遮蔽“内”、“外”本身的涵义。实际上，“内”、“外”是动态的、多元的，同一时期，相同的政区格局，不同立场的人有不同的叙述，对“内”、“外”的认知也不同。因此，对“内”、“外”问题的探讨尚有深入的空间。本文欲以明代云南西南边疆地区为例，探讨国家与地方视角的“内”、“外”，以及“内”、“外”观念对边地秩序的影响，揭示多元、动态的“内”、“外”观念如何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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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的“内”、“外”观念
受“华夷”观念和边地局势的影响，平定云南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对云南西南边地土司有“内”、“外”之分。到永乐时期，国家试图加强对边地土司的管理，但管理方式又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土司，这使得“内”、“外”之分更为显著。
洪武十五年（1382），明军基本平定云南，开始设官立治。但由于制度、文化的差异，明太祖在边疆地区实行了有别于内陆的管理方式，这是明初“内”、“外”观念在边地的应用。洪武二十年（1387），明太祖敕谕西平侯沐英、金齿卫指挥李观、储杰等人时，指出：
近御史李原名归自平缅，朕听其所陈，知百夷谲诈之详，虽百千万言，无一言可信。由是观之，蛮夷反欲窥伺中国，为我边患。符至，可即葺垒金齿、楚雄、品甸及澜沧江中道，须高城深池，固其营栅，多置火铳为守备，贼来，勿轻与战，相机乃动。往岁，云南军中遣人至百夷，多贪财货，不察事势轻重，张威贾勇，贻笑诸蛮。又因靖江王不才，以大理印行令旨，皆非道理，致其侮慢，上累朝廷，继今不许一人往平缅，惟静以待之。彼若有文移，则大略答之，否则勿答，应有职贡之物，皆不得取。如是数年之后，则麓川之地可入版图矣。
赵世瑜认为，“按朱元璋的看法，此时的麓川还并不属于中国的版图，金齿（即腾冲、镇康所在）、楚雄（在今昆明与大理之间）、澜沧江中道（在楚雄与金齿之间）才是边境线，因此需要高筑墙”。麓川之地于洪武十七年（1384）被改设为麓川平缅宣慰司，思伦发为宣慰使，但是因为其“官制、礼乐之属皆与中国不侔”，明王朝势力尚未深入该地，只能“听其自为声教”，实行羁縻统治。而且由于思伦发不断“入寇”、“屡为边患”，故朱元璋认为尚需一段时间，麓川才能进入明王朝的统治秩序之内。明太祖之所以强调麓川，除了制度、文化等各方面与内陆不同之外，还因为麓川不但不像车里那样主动归附，反而不断进攻明军，是明王朝重点防御对象，因此被视为“版图之外”，这反映了朱元璋心目中的“内”、“外”之别。
从洪武末到永乐初，随着土司设置的增加，永乐二年（1404），明成祖“制信符及金字红牌，颁给云南木邦、八百大甸、麓川平缅、缅甸、车里、老挝六宣慰使司，于崖、大修、里马、茶山四长官司，潞江安抚司及孟艮、孟定、湾甸、镇康等府州土官”。从制度设计上看，以后凡是朝廷遣使，“土官比同阴文信符及勘合，即如命奉行”；“凡有调发及当办诸事，须凭信符乃行”。但是信符、勘合、金字红牌并非适用于明王朝境内的所有土司。《万历野获编》记载：“云南徼外土官，以永乐二年给铜铸信符，又给勘合如外国。盖例外得之者，仅六宣慰司，曰车里，曰木邦，曰缅甸，曰麓川平缅，曰八百大甸，曰老挝，视他宣慰加重。”虽然国家在这里设置了宣慰司、长官司、安抚司和土府、土州，土司的级别也不同，但互不统属，或隶于布政司，或隶于都司，土司与中央的联系需经过布政司或都司转达；但国家又利用信符、勘合、金字红牌实施管理，原本发给藩国朝贡使用的勘合也被用于云南西南边疆的土司。虽然这里“言语侏离”、需“重译而后通”，但又和外国如朝鲜、日本不同，明王朝依然将其视为所属的土司，但管理方式又有别于其他土司，这种差异背后折射出明王朝不同的“内”、“外”观念。
从洪武到永乐，基于不同的社会形势，两任皇帝对“内”、“外”的认知以及对边疆的管理措施是不同的。在“内外有别”观念的塑造下，逐渐形成了“三江之外宜土不宜流，三江之内宜流不宜土”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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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内外”：“汉法治”与“夷自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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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近之夷”：明中期边地秩序的确立
“内”、“外”不仅是动态的，也是多元的，有不同的视角。“三江内外”的论述和王恕的划分是立足全省来说的，是省级官员以云南府为中心来划分“内”、“外”，作为中央派到地方的管理者，他们的“内”、“外”观念是国家视角的体现。但地方士人吴宗尧的“远近之夷”和刘彬的“内外之夷”则是以永昌府为中心来区分“内”、“外”。下面将对此进行分析。
吴宗尧在《近腾诸夷说》中指出：“正统以来，经略南夷者，设为宣慰司六，御夷府二，宣抚司三，州四，安抚司一，长官二，其附属者不与焉。建置之法，地广秩崇者远，地狭秩卑者近。近者资其屏翰，故抚治之所常及；远者疏其约束，故法令之所简施。”其中，“六宣慰司”指孟养、车里、木邦、老挝、缅甸、八百大甸；“御夷府”指孟定、孟艮二土府；“宣抚司”指南甸、干崖、陇川，也就是“三宣”；“州”指镇康、湾甸、大侯、威远四个土州；“安抚司”指潞江；“长官司”指钮兀、芒市。所谓“远者”指的是孟养、缅甸、八百、老挝、木邦、车里、猛密等土司，“近者”主要指陇川、干崖、南甸等土司，均位于“三江”地带上。吴宗尧（1523—1578），“字协卿，腾越人，嘉靖癸卯（引者：嘉靖二十二年，1543）举人”，曾参与纂修《腾越州志》，且“生长边隘，熟习于山川形势，夷情险易，所议论皆切实可施行”。因此，吴宗尧是站在永昌府的角度看周边土司，代表的是地方士人和边地官员的看法。如果以永昌为中心来看，府州城、卫所所在地及周边是设里甲的地方，外围是纳差发和听征调的土司，再向外围扩展就是进贡的土司。吴宗尧对“远夷”和“近夷”的区分，反映的是地方视角的“内”、“外”，强调的是边地秩序。
“远夷”“地广秩崇”，“近夷”“地狭秩卑”，反映了国家对土司“正疆界，明爵级”的努力。“远者”以六宣慰司为主，“近者”以“三宣”为主，包括周围的土府、土州、安抚司、长官司。从国家官秩来看，宣慰使的职衔高于宣抚使。从行政建制上看，宣慰司、宣抚司隶属云南布政司或云南都司，安抚司、长官司或隶属于省，或隶属于府，入京朝贡、文书往来需通过省级官员转呈。“远夷”“皆雄长，地大而民众，据地阻兵，不可号令，于我若无所益。但其势均力敌，彼此颉颃，不敢妄动，似亦可为牵制之术，然尾大不掉，终恐难驭”。由于“远夷”自治性较强，难以实施直接管理，所以国家通过进贡、差发来控驭这类土司。而以“三宣”为主的“近夷”则不同，因为“三宣抚司与腾最近，屏翰赖之”。故明王朝重视对他们的管理，曾试图制约土司权力。在职官设置上，“自宣抚而下，有同知、有副使、有经历、有把事、有驿丞，各有分地，而参抚其事，皆以华人世官为之。有十夫长、有百夫长，各有分地，而称头目，皆录夷人有功者为之。夫其副卒、其首领悉用华人分摄所部，散其权而少其力，既不得而自私，又不得而自肆，彼此相角，莫敢擅专，故可以指臂使之重”。“三宣”境内设“华人”官员和头目，以分散和制约土司的权力，有些内部事务的处理亦需黔国公、永昌地方官或三司的介入，需要向国家纳差发、听征调及承担一些役。土州、土府境内还设了里甲。“地广”、“秩崇”和“地狭”、“秩卑”实质上反映了国家对土司的控制程度，从另一个层面也说明“远夷”的自治程度高于“近夷”，难以控驭，所以明王朝致力于控制“近夷”。麓川故地被纳入统治后，地方官员想利用边地土司制造缓冲地带，以区隔“外夷”。但这些土司常常“畏服远夷”，而且“伺我动静”，导致藩篱不稳，所以既要用他们防御“远夷”，也要防备他们叛乱。对“远夷”和“近夷”的区分反映了地方对边地土司的认知，更多是基于战略利益考量，并对其实施不同的治理措施。
“远夷”、“近夷”格局是正统征麓川之后形成的。关于麓川思氏的崛起和战争过程，已有不少研究。本文重在探讨“麓川之役”对云南西南边疆权力格局和地方秩序的影响，因此不再详述战争过程。明军与麓川思氏的战争持续了十多年，在此期间，不断有土官、土目归附明军，朝廷也借机笼络当地人群，对归附的头目赏赐物品或授以官职。潞江长官司、瓦甸长官司因归附明军而被升为安抚司。芒市头目放革先是和思氏一起对抗明军，后又投降，于正统八年（1443）被设为芒市长官司。正统九年（1444），南甸州和干崖长官司被升为宣抚司，新设陇川宣抚司。麓川平缅宣慰司被陇川宣抚司取代，但思氏仍然活跃在陇川土司周边，故正统十年至十一年（1445—1446），腾冲指挥使和南甸、干崖、陇川宣抚使两次歃血为盟，约定“一司有警，各司赴援”、“祸福与共”，不得私通贼寇，也“不得擅启兵端，败盟构衅”。正统十三年（1448），明廷再次征剿思氏，南甸、干崖、陇川等土司“各起兵备船积粮，以俟调度”。在明军与土司军队的联合进攻下，思氏最终被赶至伊洛瓦底江以西，也即“三江之外”。
曾经被明太祖视为“版图之外”的麓川平缅宣慰司被陇川宣抚司取代之后，陇川与南甸、干崖一起被视为永昌府的藩屏。“麓川之役”后，“三宣六慰”格局逐渐形成，“三宣”被定位为藩篱，成为以流官为主的府州县与“外邦”之间的缓冲地带。“缓冲地带是一个兼具隔离与中介功能的地理概念，史册多称之为‘屏障’。‘屏障’一词，使得缓冲地带具有区辨内外与异己的政治与文化意涵。”“三宣”与“六慰”成为了区分“内”、“外”的一种方式。在地方官员看来，以“六慰”为代表的土司难以控驭，“三宣”则可以屏藩云南，守御明王朝的边疆。地方官员对“三宣”和“六慰”的认知及管理方式的不同，为地方士人区分“远夷”和“近夷”提供了依据。吴宗尧对“远近之夷”的划分，是以永昌府为中心来区分“内”、“外”，并由此确立了一套边地秩序。
明中期以来，具体到“三江”地带上，“近夷”和“远夷”几乎可以对应于“内”、“外”，地方士人和边地官员从战略角度对“远近之夷”的划分，是地方的视角，也是对“三江内外”论述的丰富，所以说“内”、“外”不仅是多元的、也是动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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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之夷”：明后期边地秩序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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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从上述明代云南边疆地区“内”、“外”分际的历史过程中，可以看到“内”、“外”既是动态的，也是多元的，不同历史时期或不同立场的人对“内”、“外”的区分也不同。例如在“三江内外”的论述中，以王恕为代表的国家官员提供了不同的分类体系，但却是从国家的视角来看云南西南边疆的秩序，而吴宗尧和刘彬则是从地方的视角来区分“内”、“外”。既有的西南区域史研究表明，“‘化内’‘化外’等词语在使用过程中往往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呈现出种种不确定性，同样一个地区，在渲染王朝的文治武功时被标榜为‘与中州等’的化内之地，在强调其风俗粗陋、难于治理时则被贴上‘蛮夷’、‘化外’等标签”。滇西南也存在类似情况。通过本文的讨论，可以看到有编户齐民的地区被视为“内陆”，而在国家实行间接统治的土司地区，“奉节制”、“供差发”与“法令所不及”成为区分“内外之夷”的关键，但土司的“叛服无常”也往往使“内夷”、“外夷”变得更具弹性。这种动态、多元的“内”、“外”观念与治理策略相互塑造、相互影响，使边地秩序得以不断重塑，边疆地区也因此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
需要说明的是，明代滇西南地区的战争，诸如远征云南、三征麓川、明缅战争以及设置八关等问题，因为极其复杂，且呈现出多重的意义，可以从不同层面去理解。本文主要从“内”、“外”的视角切入去分析重大事件对滇西南边疆的影响，而其他更丰富的含义，则需要另文探讨。总之，从“三江内外”到“远近之夷”再到“内外之夷”，边地秩序在不断发生变化，“内”、“外”的涵义也随之改变，也可以从中看出明王朝在云南西南边地的历史演进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