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蕾莎·梅的“一国保守主义”｜大卫·兰恩
按：英国现当代保守主义主要有两大流派。一派是“一国保守主义”（one-nantion conservatism），强调代表全体国民利益，得名于迪斯雷利的名言：托利党“除非做一个国家党，否则什么都不是”。另一派是主张大社会、小政府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又称“新右派”、“撒切尔主义”。撒切尔开启了后者主导的时代，虽有工党上台，但基调未变。特蕾莎·梅号称“新铁娘子”，却埋葬了撒切尔主义，倒向“一国保守主义”，被称为保守党历史上最左的首相。本文简单勾勒了其一国保守主义的内容。本公号会陆续向读者介绍英国保守主义的沿革，敬请期待。为方便读者了解，一份简明图表附于文后。本文作者大卫·兰恩（David Lane），社会学家，剑桥大学伊曼努尔学院荣休学者，英国社会科学学会成员。本文译自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网站，英文请见“阅读原文”。
对特蕾莎·梅来说，英国人民投票脱欧不仅为她打开通向首相宝座之门，据她解释，这场投票还对惯常的保守党政策发出了不满信号。在他的前任卡梅伦领导下，政策过于关注成功人士，忽略老百姓利益。国家大片地区因为失业和贫困而陷入困境。正是她在2002年时把保守党称作“肮脏的党”（the nasty party）。
2016年10月4日，她伯明翰首次作为首相发表演讲，趁机改弦易辙，将保守党定位于“一国”保守主义；这种政策强调社会正义和相互义务，尤其是有钱有势者对无权无势者的义务。她若遂行己志，意味着英国内政将有巨变，外交更加警惕。
卡梅伦政府采取的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政策。它强烈支持留在新自由主义的欧盟。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它在公共开支上采取了强力紧缩政策，冲击了英国最贫困的群体。通过削减企业税、略微提高遗产税起征点，上述情况略有缓解。卡梅伦支持“大社会”理念，将“社会”和国家区分开来，前者要鼓励，后者要限制。
社群主义价值
特蕾莎·梅是安立甘宗（英国国教）牧师之女，牛津大学地理专业毕业生，曾在英格兰银行工作6年，在付款清算服务协会工作12年。她1997年当选议员，担任内政大臣6年多。任上她公开批评警察腐败、警队缺乏公信力，展示出敢拂逆鳞的魄力。她有某些自由至上主义倾向：反对使用水龙，呼吁通过“警民共建”（征求社群的同意）进行执法。她还支持同性婚姻。
她声称，未来计划是“忠于我党引以为豪的重视‘一国’的理念传统，将会对我们理解经济、社会和民主的方式做出重大调整”。她提倡“不为特权阶层工作而为每一个人工作”，这无疑跟她在英国国教牧师家庭长大有关系。她对卡梅伦、奥斯本（George Osborne，注：卡梅伦副手，财政大臣，梅上台后用哈蒙德将其替换）政府的背离，首先在于许诺英国政府将会进行更多干预，“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做个人、社群和市场做不到的事，我们应当执政为民”（“对保守党的讲话”，伯明翰）。她有点像默克尔，是一位讲实际而不讲意识形态的政治家。[注：原文如此]
（迪斯雷利 Benjamin Disraeli，19世纪英国著名首相）
脱欧之后，英国政府权力的加强将使政府有能力限制欧盟移民，这是她国内政策的核心，也是受人欢迎的一点。早在内政大臣时代，她就开始限制移民，将欧盟到英国的移民从2011年的151000人降到2013年的97000人。限制移民是她内政的中心：她认为这将增强“归属”感，增进社会团结和安全。这些理念不仅保守党人喜爱，传统工党选民也喜欢，后者正是她希望吸引的。移民政策将会从保障“公民权利”（欧盟内的），变为允许有工作者跨地区进入英国。移民将与能否得到工作挂钩，对英国本土员工没有影响。
社会凝聚力
她希望增强社会凝聚力，途径是提高社会流动性、公平公正、任人唯贤。“这意味着……将英国的重心断然转向普通工薪阶层。向他们开放那些经常留给少数特权阶层的机会……”她的抱负是让英国变成“贤能制”（Meritocracy）。在这方面她最初的计划之一，就是在公立（语法）学校重新引入尖子生班。
这种新保守主义赋予政府一种积极的经济职能和发展职能。她许诺一种“新型产业战略，以应对……长期的结构性挑战”。目标是找出“对我们经济具有战略价值的产业，在贸易、税收、基础设施、技术、培训、研发方面予以政策扶持”。相比新自由主义所支持的市场，特蕾莎·梅的理念毅然决然地转向积极的国家管制。
她设想的不仅是政府对金融服务业的扶持，还有对“生命科学、航天、汽车以及诸多创新产业的扶持”。她的思路更像是“分配计划”（allocative planning）的思路，而非社会主义社会成立国有企业的思路。在经济上，她转而强调企业社会责任之类的观念，承诺会让消费者和员工列席董事会。
这些都是难以实施的美好愿望和宏大计划。诚然，一国保守主义自从1868年的迪斯累利政府开始就影响了保守党，并一直延续下来从而有待于特蕾莎梅付诸实施。所谓“企业的社会责任”虽然在学界讨论得热火朝天，但对于改善企业行为收效不大。股东利益仍然是成功的首要标准。
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
特蕾莎·梅支持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只要它对人民有利。她的外交政策极大延续了英美二战后的双方协同（bipartisan）政策。她支持民主自由这些价值。然而不同于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她不认同乔治布什总统的预设，即美国所推动的经济政策是“国家成功的唯一有效模式”。但她突出了英美之间的“诸多共同价值”，称两国“共同担负着领导世界的责任”（2017年1月27日费城演讲）。英国脱欧使得美国这个盟友更受欢迎。
（2017年初特蕾莎·梅访美，与川普携手而行，亦是川普任内首位到访的外国领导人）
她透露出对俄国和中国的疑虑，并曾说对于普京总统应当“打交道但要留点心”。如果这就是梅的立场，在考虑奉行对外干涉政策时，国家利益就会被置于更优先的考量和关注。此外，她是北约的坚定支持者，呼吁所有成员国提供更多资源。（注：目前只有四五个成员国军费开支达到北约标准，即GDP的2%，大部分开支由美国承担，英国则是欧盟内部最大的军事力量）她跟川普有着共同的预设，认为“西方世界的共同价值和利益”有赖于北约保护。
她坦承，“冷战的结束并没产生一个‘世界新秩序’。它并未预兆‘历史的终结’”。像川普一样，她将“伊斯兰极端主义”视作西方价值和制度的当下威胁。但她认为，英国脱欧要求英国重新思考它在世界上的角色。她设想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但她提醒道：“这绝不意味着回到过去失败的政策。英美干涉主权国家以期按照我们自己的样子加以重塑的时代结束了。”
附：英国现当代保守党谱系图
译注：丹尼斯·卡瓦纳：《英国政治：延续与变革》，刘凤霞、张正国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第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