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董卓篡位失败了，而曹操司马懿成功了？篡位之前要想清楚为什么当皇帝
曹操有没有篡汉自立，当皇帝的心思？
当然有。不能因为他向全国公开表明心迹，发过一个《让县自明本志令》说他没有这个心思，就断定说他没有。对于政治人物来说，重要的不是看他说了什么，而是要看他做了什么。
那么，曹操做了什么呢？在曹操生前，先当了魏公，并且调整行政区划，将魏郡的地盘扩大了差不多十倍。接着，又当了魏王，而且受了九锡。
当了魏王意味着什么呢？先想想刘邦的话，非刘氏不得王，否则就要天下共击之。所以，在汉朝，只有皇室宗亲才能封王封公，其他人即便功劳再大，也就是封侯，从亭侯到县侯，郡以上就是公爵和王爵了。
曹操生前封魏公、魏王，就已经突破了这个底线。对了解汉朝制度的当时人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再明白不过的信号。这意味着曹操不只是汉臣了，篡汉自立是必然要发生的事，只是早晚的问题而已。
但是，曹操毕竟不是董卓，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政治家。他想当皇帝，但不是为了过一把皇帝瘾就死，对于自己的身后事完全不操心，而是希望能比较平安顺利地完成从汉入魏的过程，建立一个能够千秋万代的朝代。
董卓是怎么干的呢？
董卓到了洛阳之后，迅速控制了洛阳的局势。先通过废立皇帝来动摇汉朝的根基，暴露出来不支持他篡权的人，就大肆杀戮。比如他说要废立天子，丁原反对，他就诛杀了丁原。还诛杀了一些其他反对的大臣。
他能控制的地盘非常有限，虽然击败了诸侯联军，但各地诸侯仍在，而且正在从统一走向分裂。而且，正在通过分化组合，重组为袁绍、袁术、曹操、刘表等几个比较大的诸侯势力。
但董卓并没有考虑这些问题，也没有试图先消灭这些潜在的反对势力，就想直接篡夺皇位，赶紧当上皇帝。在洛阳待不下去了了，就跑到关中，闭关自守，胡作非为。结果被王允设计杀死了，他手下的李傕郭汜又继续为祸中原，造成全国的大分裂。
所以，曹操篡汉的每一步都是小心翼翼的，每前进一步，都要看条件是否成熟了，是否能够得到重要的文武臣僚的支持。如果发现会遇到比较大的阻力，宁愿再等等，而不会霸王硬上弓。
曹操除了逐步消灭各地的割据势力，完成北方的统一，还逐步清洗了仍然忠于汉室的人，比如几次试图在许都发动政变的人，都先后被他镇压下去。他的文武臣僚中，荀彧为代表的一些潜在的反对者也先后死去，到曹丕继位为魏王的时候，才最后完成了篡汉的过程。
曹操开创了一个权臣篡位的标准模式。即先通过正面的武力或者政治斗争，逐步消灭明处暗处的反对者，清洗异己的政治势力，用自己的亲信控制朝廷的文武权力，等待时机成熟，再封公封王，循序渐进，而不急于求成。
司马懿基本上就是复制了曹操的这个模式。先是通过高平陵之变一举推翻了政治上最大的反对势力，再通过废立皇帝让潜在的反对势力暴露出来，加以清洗。从司马懿到司马师，司马昭和司马炎，通过三代四人不断的持续努力，逐步清洗了内外反对势力，完全控制了曹魏政权，掌握了文武大权，最后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才篡夺了曹魏政权，建立了晋朝。
这之后，也有不少人一直在复制这个模式，但是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比如经过永嘉之乱后，东晋建立，一开始王敦就有明显的篡位意图，先后两次举兵，试图以武力强迫司马氏就范。但因为东晋在江州和长江下游地区建立了比较强大的门阀主导的军事集团，对王敦形成了比较大的军事压力，最后以失败告终。
王敦之后，庾亮家族又相继而起，在控制长江中游的荆襄地区后，在军事上形成了对建康的东晋朝廷的压力，但同样因为控制着长江下游的其他门阀士族的反对，也未能成功。
最接近成功的则是桓温。桓温通过北伐和消灭四川的割据政权，政治和军事地位都很快上升起来，同样是控制了荆州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到他临死前，甚至迫使长江下游的门阀士族也不得不对他妥协，也完成了废立皇帝的步骤。
但桓温即便是已经控制了建康，也未在京城直接控制东晋政权，而是在外遥制。东晋简文帝临死前，桓温很希望能禅位给他，但是王谢两大家族反对，桓温也没有以武力强取，不久后死去。篡权的事也就此搁浅。之后，桓温家族虽然仍然控制着荆州地区，但直到桓玄才举兵东下，试图以武力夺取皇权，也很快就失败了。
桓温对篡位的态度和手法很接近曹操。尽可能通过较小的代价来清洗政治异己势力，控制东晋政权，但始终都保持着比较谨慎的态度，循序渐进，在保持内外政治形势基本稳定的条件下来完成篡夺政权的过程。当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宁可放弃，也不贸然以武力强行夺取。
因为他们很清楚，在存在明显的反对势力的时候，即便能够夺取政权，也无法持久，只能制造混乱，结果必然是玉石俱焚，就像董卓那样。自己虽然一时得逞，但是无法建立长久稳定的政治秩序，自己也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而已。所以说，董卓想干的事最后是曹操做成的，王敦桓玄想做的事最后是刘裕做成了。
从这个意义上上说，篡权也要分为两种情况，是为了过一把皇帝的瘾，还是建立一个能够传之子孙的内外稳定的政治秩序。想清楚了这个问题，就会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采取不同的方式。而曹操和桓温这种宁可自己不当皇帝也要保持政治秩序的稳定的态度无疑是政治上更为成熟也更为负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