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治家，'身教’远多于'言传’。正因'言传’不多，所以印象最深。如果说我在这一领域内，能够有一些建树，那一定与父亲的'言传’大有关系——'求真’二字，就是父亲反复叮嘱的。”面对后学，谭其骧先生哲嗣，上海博物馆研究员，中国艺术铸造学科主要奠基人谭德睿教授，以家训中“求真”二字相赠。由治事、为学，到处世、为人，谭教授一个甲子的历程，无疑是对谭氏家训的最佳诠释、对师生的至诚劝勉。谈及自己的工作经历，谭德睿教授用“三个二十年”来概括：
自1961年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谭教授在工业企业度过了第一个二十年。在此期间，因一件西汉透光镜，他惊叹于上古工匠技艺之精湛，由此开始接触古代青铜器研究。1981年后，谭德睿教授如愿进入上海博物馆，有了系统从事青铜器研究的条件。兼具严谨务实的治学精神、工业铸造的专业基础，他在第二个二十年中，把握时代机遇，致力于中国古代青铜技术、铸造史和艺术铸造研究。在以越王勾践剑菱形纹饰为代表的多项重要技术的研究与复原上，取得了重要成就，破解了长期以来困扰学界的谜题。中国的艺术铸造学科，因之从无到有、由弱渐强，实现了规模上的壮大，巍然立于世界首位。2002年，谭德睿教授退休，至今又近乎二十年光阴。他自言精力大不如前，但仍笔耕不缀，关心并推动着文博事业的发展。对于越王勾践剑菱形纹饰的研究，是谭德睿教授曾从事的重要工作。1965年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楚墓，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越王勾践剑，广受社会关注。但对于剑身菱形暗格纹的成因，中外学界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谭德睿教授团队联合上海材料研究所、宝钢钢铁研究所，经长期钻研、反复试验，提出“金属膏剂加热扩展形成菱形纹饰”说，并模拟古法复制成功。又经过长达一年的腐蚀实验，厘清了菱形纹饰呈现黑色的原因并模拟试验成功，更使“金属膏剂涂层加热扩散工艺”成为无可替代的方法，同时也进一步推翻了二十世纪70年代开始盛行的“硫化说”、“饰刻纹饰说”及“铸槽填锡说”。这一成果，荣获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二等奖，并为《考古学报》全文刊登。新世纪以来，作为文化传承载体的文物，已然从文物库房、学者书斋走向公众，“文博热”随之升温。但谭德睿教授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热潮之下的种种“怪现象”。这其中，既不乏个别学者缺乏依据的主观臆断，又多有围绕越王勾践剑的商业炒作，更有个别媒体的推波助澜。谦谦君子，更应“闻义争为，有不善争改”。本着对文博事业及科学研究的负责态度，年逾古稀的谭德睿教授多次发文、讲座，强调求真求实、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主观臆断，不经实验求证就得出自以为是的结论，乃是治学之大忌。而这一态度，正是源于父亲谭其骧先生的“身教”与“言传”。
当谈及父亲谭其骧先生时，谭德睿教授仅举二三事，勾勒出谭其骧先生的品格：“我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的刻苦”，谭德睿回忆道，“伏案工作至凌晨三、四点钟，是他的常态”。“父亲不许我们'浮’，不许我们作假”，这是谭德睿幼时便有的信条，“在遵义浙大附小读书时，我因向父亲说了谎，冒险带着妹妹走石墩子过河，受到了责打，这也是父亲唯一一次打我”。“父亲有这样一种淡泊名利的作风，从来不趋炎附势”，当忆及父亲与名人政要的交往时，谭德睿补充道，“他和吴晗等一些人，始终保持着'君子之交’，也从不以这些交往为自己谋取好处”。“治学为求真，别无他求”。讲座最后，谭德睿教授再次以家训勉励复旦师生。历史地理学是谭其骧先生一生志向所寄，复旦史地所同样凝结了先生的心血，谭德睿教授对史地学子更有寄语：“父亲毕生投入历史地理学，正因为兴趣。我相信，各位踏入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大门，也即因兴趣在此。希望大家能够做好克服困难的准备，坚持自己的兴趣和志向，才能一路走下去。”本次活动，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新生教育特约讲座的第二场。讲座由史地所王哲老师主持，张伟然、张晓虹、鲍俊林、孟刚、程心珂、田澍瑶等老师出席，各院系数十位同学到场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