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书：渐进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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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有个奇特的参观规则：你买完门票后，并不知道自己将去看的是哪几个洞窟，因为参观路线是由讲解员实时调度的。

敦煌莫高窟共有735个洞窟，其中60多个向游客开放。游客数十人一组，由讲解员带领，依据洞窟年代、位置、保存状况、可观赏性，特别是当时的人流分布情况，把游客分散到不同洞窟，以免对壁画、塑像造成损害。今天将会看到什么，手持门票的游客事先并不知情。

不过有一个窟，他们是必去的，那就是第17窟——藏经洞。120年前，藏经洞被意外发现，引来斯坦因、伯希和等欧洲探险家寻宝，洞中4万多件文书大半被劫掠到国外，并由此生发出一门全新的学科——敦煌学。

敦煌研究院讲解员李文澜每次带游客参观藏经洞，都会讲解一遍上世纪初文物流散海外的故事。大多数游客事先也约略知道，只是，他们站在藏经洞门口，仍然会疑惑地询问李文澜：哪里是藏经洞？

这个洞窟太知名，在中国文明史上太重要，以至于游客不相信，眼前这个不起眼的石洞竟会是那个大名鼎鼎的藏经洞。

藏经洞的外形实在和声名不匹配：它太小了，洞口只有一扇窗户见方，而且是开在另一个洞窟的内壁上，就像是墙上的佛龛，或是房间里的壁橱。“藏经洞有多大？”常有游客询问李文澜。李文澜会告诉他们：“长宽高都不足三米。”这么小，不就和一个停车位的容积差不多？

游客惊讶之余，多少有些失望。看完小小的藏经洞，游客会在洞外一块空地上留影，面前是由王道士的三清宫改造而成的敦煌藏经洞陈列馆。这个陈列馆李文澜一般是不带游客去的，也有一些游客信步走进去转一圈，发现聚光灯下，展出的经卷、画作都是当代复制品，下方一个个铭牌上写着真品的所在：英国图书馆、英国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吉美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曾在藏经洞封存了约900年的敦煌文书散布在全世界。

“敦煌，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陈寅恪在20世纪初的喟叹被镌刻在石碑上，置于陈列馆庭院中央。中国学人伤心于敦煌文物流散，更是伤心于那个文物流散的时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无力守护疆土、无力守护先人遗赠的时代。

在2020年的初冬，游客盘桓于“伤心史”的发端地。他们并不知道，莫高窟对面的一间礼堂里，一场全国性学术会议正在举行，来自各地的敦煌学学者们正以一份份报告纪念藏经洞发现120周年。

“伤心”不再是当今敦煌学界的主题词，他们谈论最多的是“回归”。但他们也明白，敦煌文书已经流散了逾百年，中国学人已经求索了好几代，“回归”谈何容易。

文书散四方

在11月6日举行的纪念藏经洞发现120周年学术会议上，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罗华庆向与会同行展示了两张黑白老照片。第一张是斯坦因于1907年造访莫高窟时所摄，画面右侧是形若小窗的藏经洞，洞前是一块空地。第二张是同样的一张照片，只是空地上多出了两摞经卷，每摞都有几十捆，这张照片曾经被斯坦因用在他出版的著作中。

敦煌研究院的研究者最近发现，第二张照片中的经卷竟然是画上去的，而第一张没有经卷的照片才是斯坦因当年的原图。

斯坦因为何要在照片上做假？研究人员还没有定论，也许是为了藏经洞的画面更直观，也许是为了让文物“买卖”显得正当、平和，也许是为了夸耀东方之旅的成果丰硕。

无论他出于什么考虑，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以极低的代价（4块马蹄银，约200两）从看门人王道士处换取了极丰的敦煌藏品（写经200捆、文书24箱和绢画丝织物5大箱）。

斯坦因之后，东西方探险家接踵而至。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将藏经洞遗物翻了个遍，以白银500两换得6000余卷汉文文书和不少古藏文文书、200多幅纸绢画、20余件木雕及大批绢幡和丝织品；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用350两白银换取了数百卷文书和两尊唐代塑像；1914—1915年，俄国人奥登堡换得300余卷文书和百余幅绢画，还窃取了十余幅壁画和十余尊塑像；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以500两银子买走570卷文书……

近年，有一种声音认为，斯坦因等人以考古之名取走敦煌藏经洞的文物并没有错，甚至是正大光明的事业。但只要看看斯坦因自己的记述就知道，他和王道士交易并不光明：“王道士鼓足勇气同意了我的请求，但条件很严格，除了我们三个外，不得让任何人得知这笔交易，哪怕是丝毫暗示。”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斯坦因是花了银两从王道士手中买走那些文物的，尽管在价格上不公平，但交易手段却是合法合理的。其实这种说法也站不住脚。斯坦因自己在《西域考古记》中说得明白：他对王道士所言均是“捐款”，双方约定“施舍一笔酬劳给王道士，用于庙宇修缮”。而后，王道士也的确用这笔钱去“修缮”洞窟和道观，并在1914年“洋施主”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时给他看了账目。

1909年9月，法国人伯希和在北京向罗振玉、王国维等中国学者展示了他获得的部分藏经洞文书，中国学术界一片震惊。罗振玉看到《老子化胡经》《尚书》等文书时，简直无法相信。又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他随即力促清廷将劫余文书解送京师。

藏经洞藏着公元5世纪到10世纪中国的百科万象，却意外开启于中国最动荡、最羸弱的年代。在藏经洞意外发现的同一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光绪仓皇西逃。敦煌研究者柴剑虹说：“文物保护的兴衰成败与‘国运’密切相关。包括藏经洞文物在内的大量中国文物流散的痛心篇章，只是整个中华民族灾难史、伤心史中的一篇一页而已。”

从罗振玉等人开始，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期待着、争取着敦煌文书回归故国。

学问追上去

前些天，敦煌研究院的助理馆员付祥波邀了几位同事，一起将他新近临摹的一尊菩萨泥塑搬上了莫高窟第328窟。

这个洞窟里的塑像以佛祖为中心对称排列，只是南侧缺失了一尊菩萨像——它于1924年被美国人华尔纳盗走，现存于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这尊塑像被运离敦煌前，华尔纳把它放在窟前拍了一张照片，体态秀美的菩萨像身后站着五个衣衫褴褛的当地搬夫。

在付祥波等敦煌研究者看来，敦煌的回归首先是文化精神的回归。虽然藏经洞文书流散到了海外，但敦煌莫高窟还在，绝大部分壁画、塑像还在。从上世纪40年代敦煌研究院创立起，几代莫高窟人从未间断过对敦煌艺术的临摹。在他们眼里，临摹并不是简单地照抄，而是对中国古典艺术的追寻。

付祥波今年30岁，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他在敦煌研究院工作了3个年头，算是最新一代的莫高窟人。他觉得中国传统的东西特别耐看，而西方现代艺术他却怎么也“看不懂”。在游客散尽后，他常常一个人穿梭于北朝、隋、唐、五代、西夏的洞窟之间，揣摩历代无名工匠手下的线条与墨色，就如同在和古人对话，然后把心得一一记在笔记本上。

付祥波临摹了第328窟里的一尊菩萨像。这尊塑像端庄典雅，满是盛唐气象。反观自己的临摹品，付祥波总是觉得缺点唐代的气韵。他说，回溯敦煌艺术还有很多路要走。

把临摹的菩萨塑像从第328窟搬回工作室前，付祥波突发奇想，模拟近百年前美国人华尔纳的旧照，把临摹作品放在窟前，五位同事并排而立，按照当年的构图“复刻”了一张照片。近一个世纪的光阴似乎消弭在两张照片间，这尊菩萨塑像似乎从未离开过。

敦煌的回归是艺术的回归，也是学术的回归。上世纪80年代，曾有日本学者放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后来，这句话又演变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无论敦煌学“在日本”还是“在国外”，这个说法都深深地刺痛了中国学者。而在上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说法似乎又不无道理。

日本学者池田温曾在《东方学报》上发表书评，挑出了中国出版的《敦煌资料》中300多个错误，据说当时中国学者一边念一边哭。那时候，中国学者没有条件出国看敦煌文书，而池田温到伦敦、巴黎看原件，很多问题都出现了。

为了让敦煌学回归中国，几代中国学者几乎是含着泪在努力。前辈学人向达为抄录流散海外的敦煌文书，于1935年到达英国，他在英国博物馆东方部阅读敦煌文书时，受到种种刁难，只能接触很少一部分。

他在1936年2月从伦敦寄回国内的信中写道：“弟来英目的在于看大英博物馆之敦煌卷子，管理人员为翟里斯，前后见到两次，俱甚冷淡，且对人表示拒绝。弟助其工作，有一次曾以可否允人对于敦煌卷子作一通盘研究相询，彼亦表示拒绝。”

但向达在欧洲抄录得非常仔细，将每件文书都做了卡片，以文秀的小楷记下文书的一切特征。此后又转向法国。他从英、法博物馆中逐字抄回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

改革开放后，国内学者赴国外考察敦煌文书的条件有所改善，但仍然面临许多困难。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回忆，上世纪90年代在德国国家图书馆考察时，善本部只有八把椅子，早上进去，中午如果吃顿饭回来，椅子就没了。所以只能饿着，每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不吃饭，一直抄。在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查询时间被严格限定，从开馆到闭馆，他只带一块巧克力充饥。

经过几代学人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在敦煌学几乎所有领域都出现了一系列举世公认的研究成果。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郝春文说：“敦煌研究的一些标志性成果，比如文书的图版和释文，都是由中国人完成的。不管哪国学者，做敦煌研究都要用图版和释文，它们是基础。”包括郝春文在内的大多数敦煌研究者都认为，如今中国已经掌握了敦煌学的国际话语权和主导权。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落后局面已彻底改变。在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说：“我们从来就没有失去敦煌，因为莫高窟在我们这里，他们搬不走。”

数据流回来

初冬的敦煌，夕阳还照在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上，明月已悄悄爬上了中天。

这个时节，敦煌研究院的摄影师熊业腾总爱在莫高窟对面找个小山包，架起照相机，拍摄皓月下闪亮的悬崖和石窟。有时候，他会遐想：公元366年，乐僔和尚在这里开凿第一个洞窟的时候，看到的也是同一轮月亮，一瞬间就是1000多年，月亮不变，只是人换了一代又一代。100多年前，当斯坦因趁夜运走几十箱文书的时候，照着牛车队伍的，还是这轮月亮。日复一日地东升西落，月亮似乎也在等待敦煌文书回归。

不久前，熊业腾刚刚参加了国家文物局举办的一期流失文物回归培训班。近些年，有关文物回归的话题在民间很热，但熊业腾和业界、学界人士都知道，这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敏感的问题，涉及一系列法律、公约、国际关系，同时也关联微妙的道义、情感因素。文物回归难题非在朝夕之间可以破解。

从现实出发，敦煌研究院的研究者们正在谋划一个当下更切实可行的方案——数字化回归。

数字化回归有别于实物回归，可以看作一种虚拟回归。这一方案计划通过国际合作，对流散海外的敦煌文物做数字化采集，建设敦煌藏经洞文物数据库，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实现资源全球共享。

数字化后，原物的材质、尺寸、色彩、完残程度等都有可能逼真还原。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先堂说，数字化高清影像不仅可以在屏幕上观看，将来还可以制作复制品用于实物展览。敦煌研究院在本地文物数字化方面已有30余年的经验。2016年“数字敦煌”数据库上线，免费向全球共享30个洞窟的高清影像资源。

数字化回归已经有了不错的开端。2015年，法国国家图书馆向敦煌研究院、中国国家图书馆赠送馆藏全部敦煌文献高清数字化资源，实现了法藏东方文献的数字化回归。中国国家图书馆于2018年3月5日在线公布。敦煌研究院还计划与英国、俄罗斯、日本、美国等国家的收藏机构一一谈判，取得它们所藏敦煌文物的高清影像。

国宝何时归

敦煌文化属于全人类，但敦煌文物终究有归属。流散海外的敦煌文书何时真正回归，这是历史留给世人的一道难题。至今，敦煌文物回归仅限零星个案：1997年日本人青山衫雨委托其子向敦煌研究院捐赠了8件敦煌档案文献，2009年新加坡友人袁旔向敦煌研究院捐赠了数件敦煌档案文献。但国家和机构层面的系统回归方案仍未见端倪。

学者柴剑虹认为，海内外应当求同存异，放眼未来向前看。他说：“向前看，珍贵的文化遗产需要全人类共同保护、继承和发扬；向前看，如果我们这一代未能解决这道回归难题，也应坚信后人会比今人更聪明，会用更加睿智的办法来圆满地解决它。”

上月，一则新闻让全世界曾经遭受文物洗劫的国家看到了曙光。主角依然是法国：法国国民议会全票通过一项法案，将归还部分来自西非国家贝宁、塞内加尔的文物，以履行总统马克龙早年的承诺——将非洲文化遗产归还给非洲。名单里虽然没有敦煌，但人类的文明和良知毕竟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在敦煌莫高窟，讲解员李文澜每天带领游客参观没有经书的藏经洞，路过只有复制品的陈列馆。一百多年前那个伤心的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有朝一日，她的讲解词里或许可以加上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敦煌文书回归故里，而陈列馆里的复制品也可以换成真品。

2020年11月21日  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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