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现代之争--中医西传的人类学启示
贺 霆：
法国高等社会学学院人类学博士，原厦门大学人类学西方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云南中医学院中医西传博物馆首席专家。
传统/现代之争
--中医西传的人类学启示
摘 要：法国中医的“传统”形态表明，中医“科学化”并不是其在现代的唯一出路。种种对中医的“科学化”努力，没有也不会提高其诊疗能力。国内似应该比西方更要为传统中医提供生存、发展条件。
关键词：中医；科学化；人类学
目前国内关于中医发展的争论很多，焦点在“传统”还是“现代”；特别在中医是否科学及是否需要科学化的问题上，争论双方往往情绪化，难以形成建设性的讨论。中医在西方国家的传播形态，也许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借以认识自己所在的文化环境，找到真正应该讨论的问题，从而明确中医正确的发展方向。
笔者自1994年起，对法国的中医形态进行了十年的田野观察，临床、教学及媒体宣传的细节显示，当地中医呈传统乃至“过传统”化。更有甚者，绝大部分学习、使用中医的法国居民对阴阳五行等理论的热衷，已经超出其临床意义，成为自己人生目的及情感寄托。
笔者对此现象合理化的解释，第一是空间上的整体观：法国居民对待中医的态度，与他们对待带有“中国标签”的其它事物的态度一致，即倾向于接受与自己所熟悉的事物相异的形态，而拒绝相似的形态；第二是时间上的历史观：这种特殊的文化规则，来自中西交往400多年以来在西方社会形成的“中国印象”；第三是西方国家所处的后现代语境：许多本来在原产地被认为是前工业的非西方社会传统文化产品及观念被赋予批判现代性的任务。
笔者所访谈的法国中医学习者中，无一例外地对自己的文化、社会（首当其冲的是科学及西医）持批评态度，中医—特别是其医理、观念—可满足他们的“革命”情结甚至宗教情结。这是需要经过长期田野工作（即与访谈者密切生活）后才能象后者一样感受到的。
反观中国社会，中医的危机起自19世纪末。全球西化大潮下，非西方社会文化在空间上被“地方化”、在时间上被“传统化”，都处在“现代性焦虑”中。中医所经历的“废医存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及今天的“科学化”或“全面取消”可视为该“新文化”语境的一部分，这与中国整个社会近代、现代变迁一致。因此，从人类学整体观、历史观看，国内对中医的质疑不奇怪，但这只在特定时间、地点内才具合理性；而需要被思考的对象不单是中医，更应包括我们自己，即我们的现代性世界观，特别是对“科学”的态度。
国内中医界的“科学情结”很厉害，最常听到的是“中医有效，因此科学”；另外一些学者努力将一些后现代的科学理论如系统论、控制论等与中医加以联系；当然最热门的还是在实验室里找中医理论（如经络、气血等）的物质根据；能坦荡接受中医不科学的学者不多。这与法国中医界正相反：对他们来说，“科学的”一词甚至带贬义，比如笔者的被访谈者大多会批评自己的同胞、科学方法鼻祖笛斯卡尔在灵、肉间筑起藩篱、将自然简约化，是现代社会弊端（特别是西医恶行）的滥觞；而中医传统理论、方法则很完美。
笔者认为，若以狭义科学定义（即：1，实证的实验观察方法；2，以此方法获得的知识；3，以这些知识为基础的应用）来衡量，中医显然不科学，因为中医不依靠实证的实验观察方法，而是根据经验寻找直观临床表现（症状、体征）与其治疗方法之间的对应关系，并将此关系通过道家哲学思辩编织成知识系统。不过，对一个医学体系来说，科学与否只是事实判断，不应该是 “好与坏”的价值判断，后者只取决与其整体疗效。
上述事实及推理应当使我们同意，在讨论中医能不能、要不要“科学化”时，必须跳出意识形态框框，特别是科学主义；唯一判断标准应该是：“科学化”是否能提高中医系统的医学功能，即更快、更准确地找到更有效、更方便、更经济的临床解决方法。我们从科学定义的三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医诊疗过程中的应用。成功的例子当然是自动煎药机的使用，它代表的理念是将科技作为忠实的仆人。存疑的例子是脉诊仪，它并不动摇中医的基础，同意脉搏传达的信息具有重要诊断意义；不过它代表的工业理念即机器优于人工却值得推敲：脉搏仪对信息的收集是否比传统方法更客观、更精确、更全面、更方便？是否能提高中医诊断精度及速度？会不会过于昂贵而无临床使用可能？因此，此类努力很可能只是科技制造能力的展示，不会是中医发展的方向。
第二，将现有中医知识以科学实验方法证实或证伪。国内中医界、科学界在这方面的可谓不遗余力，无论对中医体系中的特殊结构如气、经络，还是特殊表述如“肾开窍于耳”，都努力去寻找可见的物质基础。对此笔者有两点怀疑：
1）对于中医，所有的有关人体、疾病及治疗的知识及理论，都是围绕临床疗效建立起来的，背后未必有也无须有物质基础；
2）就算很牵强地附会一些“科学证据”，也未必会比原来的中医知识体系更有效地完成其临床功能；反过来，找不到“科学证据”的中医知识并不就从此丧失其临床功能。因此，此类研究与中医实践及发展关系不大。
第三，将中医“观外知内”及“哲学思辨”方法置换为实证的方法。这种理想的“科学”中医也有疑问，根源在于实证法的局限：1）对中医诊断有意义的症状、体征后面是否都存在可观察的“物质基础”？2）人类穷尽资源、能源造出的仪器能否将存在的“物质基础”观察穷尽？3）理论上足够精密的仪器，能否普遍应用于临床？4）观察“证”所涉及的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物质基础”的策略，是否比以简驭繁的传统“辩证”方法更聪明、有效？
认识进程显示，人体由机械、生物、生化、分子、基因各层面组成，不但有尚未发现的新层面，而且实证法永远无法探明所有层面，因此以实证法为手段的西医对这些层面的疾病无能为力。而中医“观外知内”的思辨方法则不受此制约，在可见的病因被发现之前就有可能找到有效的治疗手段；这种被质疑“不科学”的方法，正是中医的核心及优势，也是人类能力多样化的资源，在与疾病的争战中多一种选择、多一份胜算。
我们看到一个诡异的现象：与西方国家相比，国内的中医发展更容易受到“科学中心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受到西医模式的影响。当然，西方人对中医的态度，并不能直接规训我们—其对“传统中医”的推崇只在当地的社会里才具有合理性；借“洋大人”顶中医正好表明“传统派”底气不足。
不过我们的理性分析表明，中医传统的形态--包括症状、体征信息的人工收集、依照道家哲学所建立的理论、知识系统、以及“观外知内”及“哲学思辨”方法--的确能更有效地完成其诊疗功能。尴尬在于：在我们今天经过“现代化”而彻底“失魅”的社会里，传统中医几乎无可能生存、传承。那么，相对西方来说，国内决策者似应该为中医创造更多条件来保持传统：
-摆正科研与中医的关系。让科研为中医临床服务，避免将科研当做中医的主宰。具体来说，应该将主要方向从对中医理论的实证研究转向对中医诊疗实效的证明；比如中医“征”与症状、体征间的对应关系的统计学研究、药物及“症状-体征团”消除之间的确证、新“症状-体征团”出现概率等；
-营造中医临床良性环境。让使用传统方法的中医院、中医生能够生存，生存得比“名中实西”的同行更好，比如改变目前诊疗市场经济赢利机制，以生态学原则重奖能源、资源消耗少而疗效高的单位、个人；
-改革中医教育。不但仅仅加大传统知识、技能传授时间，更重要的是如何使青年学生热衷学习传统中医。在既丧失本文化资源又缺乏上述西方社会“革命”情结与宗教情结激励的当今社会，后者并非易事。以人类学视角重新审视科学-医学、西医-中医的关系，特别是通过海外异文化环境里中医的各种形态来反观自我，不失为值得尝试之举。
中医的传统-现代之争恐怕会是长期的，特别是在目前国内语境中；其实此事孰是孰非恐怕不会有绝对定论。本文的观点仅仅是通过中医西传后的形态对国内“科学中心主义”反思，希望有所纠正。笔者当然知道传统原教旨主义的危害，也看到国内同时存在的神秘主义土壤（气功、养生“大师”的成功便是证明），科学事业仍旧需要我们去努力。
笔者衷心希望在中医问题上能形成一个建设性的讨论气氛，只要我们不预设意识形态框框，尊重不同医学的内在逻辑并将临床效果作为中医发展最主要的评判标准，就能逐渐接近最适合当今中国社会的中医形态。
参考文献：
[1]贺霆：跨文化的中医，in跨文化对话，第20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第265-270页
[2]同上，第270-271页
[3]理查德.费恩曼：《费恩曼演讲录：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看社会》，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01.
[4]杨煦生：世界失魅，中医何为？《读书》，2005.09
文章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