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恐惧，谁的工具？｜群体创伤后应激障碍
文：Yoav Litvin
来源：心声Mind（ID：mind-china）
意义，也可能在探索社会对自己的影响。
记忆往往会淡化消退重组，而一些疼痛的印记却能够超越个人身体的限制，穿破亘古时间的流逝。
你的身体里有谁的记忆？这些记忆是从何而来？今天的文章希望可以带给你启发，与心声一同探索恐惧。
主要内容有：1. 恐惧与焦虑的神经学基础和相关病理学；2. 操作性恐惧实验；3. 群体性PTSD及其可操纵性；4. 从犹太人视角看群体性恐惧；5. 脱离恐惧与创伤的循环。
对于许多动物而言，恐惧和焦虑情绪是为了确保生存和繁衍所进化出来的。
而在人类社会中，恐惧和焦虑可以被当做操纵群体的武器，以制造并推动暴力和种族隔离。许多历史上被压迫过（如犹太人）或正在压迫当中的族群（如巴勒斯坦人）可以说对这样的社会状况非常熟悉。
在了解恐惧和焦虑是如何被利用成为压迫的工具之前，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这两种情绪的神经学基础和相关病理学。
恐惧
恐惧涉及一系列生理与行为反应，以此促使生物体远离威胁来源（如高地、捕食者）。以此为目的，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会发起及维持防御行为，如提高感官敏锐度准备战斗、逃跑或回避；提高心率、加快血液循环等。与此同时，神经系统中负责学习和记忆的部分也会被启动。这也说得通——能够记住危险以在未来更好地应对本身就是适应能力的一部分，而一旦威胁消失，这些恐惧反应也会停止。
焦虑
焦虑是一种对于不确定的、可能使人不愉快的未来事件的普遍性忧虑情绪。不论威胁是否消失，焦虑情绪都能持续存在。
焦虑可以表现为长期、持续或异常的恐惧反应。因此，恐惧常被视为是一种适应性的情绪，而焦虑则常被视为是适应不良的表现，并且与一系列精神疾病有关联，包括广泛性焦虑障碍、惊恐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相应地，这些障碍所导致的不良变化涉及到应激反应、情绪、学习与记忆，以及其他受恐惧反应能力影响的因素。
焦虑相关精神疾病的病因包含遗传因素和后天经历的相互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有行为遗传学研究发现，通过特定基因表现型的改变，生活经验可以在代际间传递。
值得关注的是，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一种涉及重大创伤且对记忆、情绪和行为有损害性的障碍。为了了解PTSD相关恐惧记忆的异常形成、泛化以及被操纵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探究恐惧记忆的自然形成过程。
条件性恐惧实验
在实验室环境下，通过“条件性恐惧实验”，实验人员可以教会实验动物去学会害怕特定的信号。具体操作是将一个厌恶性刺激（如电击）和一个中性刺激（比如灯光）配对，厌恶性刺激在中性刺激后出现。此时，动物便会把电击和灯光关联起来。因此，单独把原本是中性的刺激呈现给经过训练的动物时也能引起恐惧。大脑中的杏仁核是形成电击—灯光关联的核心结构，其中光刺激的神经元和电击刺激的神经元间会形成突触连接。
为了使特定信号与恐惧切断关联，可以使两种刺激分离，即将动物暴露在只有灯光而没有电击的情境中。这个过程被称作“恐惧的消退”。研究表明，在消退过程中，来自前额叶皮层的神经投射抑制了杏仁核的恐惧相关活动。然而，即使通过消退过程抑制了恐惧关联，一旦将动物重新暴露于电击的刺激，灯光仍然能重新引起动物对其的恐惧反应。这个过程叫做恐惧记忆的“再加强”。
以上对于恐惧记忆的原理同样适用于人类。有关罹患PTSD的退伍老兵的研究显示，他们的大脑已发生一定生理变化，其杏仁核过度活跃，前额叶皮质活动却有所下降。因此，相比于其他人来说，任何（哪怕是很微小的）刺激都更容易引发他们的恐惧情绪。
群体性PTSD及其可操纵性
世界各地有很多经历过长时间创伤性冲突的群体都发展出了类似PTSD的症状。因此，他们更容易产生病理性焦虑相关的行为与生理反应。
政治、宗教、军队与经济界的精英人士可以轻易对此类行为表现进行操控，以获取民众支持、掩盖自身不足，或者对反对意见进行镇压。
这种操作其实非常容易。要在曾经遭到创伤的群体中重现恐惧，可以使用以下几种方法：着重强调某个暴力行为或反抗行为；以先前的暴行历史警醒公众（通过纪念日等）；转移公众视线至可感知的威胁；随后在物理空间中将产生冲突的群体分隔开（即种族隔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恐惧反应逐渐消退与和解几乎是不可能的。
随后，恐惧会以攻击性行为的方式呈现，这种行为往往会加强当权者的利益。恐惧恰恰给予了这些行为以正向反馈，使其越发普遍。这种滚雪球效应的后果往往是悲剧性的。
从犹太人视角看群体性恐惧
犹太人创伤记忆跨越世纪，其中不乏被迫害、流放（作为受害者或施害者）等的历史。
从《旧约》时追溯，战争和复仇就被不断被视作是神圣的终极拯救。实际上，许多犹太节日都是围绕庆祝“正义的犹太人（在上帝的帮助下）制服现存威胁（如埃及人、希腊人、波斯人）”的“光辉事迹”展开的。
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加剧了一系列无止境的暴力冲突。至此，战争和创伤更加剧了以色列犹太人的群体性PTSD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们表现出一种对被种族灭绝的持续性恐惧，甚至在并没有现实中的威胁时也依然如此（这即是病理性焦虑的最主要症状）。此外还有异常的防御性与攻击性反应，他们的恐惧也很容易被“再加强”（如以色列政界人士持续散布恐慌及政治宣传等）。
这种群体性PTSD的结果就是其他群体的牺牲，尤其是巴勒斯坦人。此外，以色列人的种族隔离、种族清理及建立“犹太国家”的理念和操作，更使得恐惧的消失和后续恢复和谐更加遥不可及。
脱离恐惧与创伤的循环
为了从这种可致两败俱伤的恐惧—暴力行为的病理性循环中得到解脱和治愈，即以色列及其他地区的犹太人需要克服刻在骨子里、代代相传的条件性恐惧。另外，以色列人也需要在教育系统中将巴勒斯坦人整合为一、团结一致，而不仅仅是教育孩子们去害怕和憎恨巴勒斯坦人。
先前的犹太叙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虚构的宣传。抚平群体性PTSD的伤口需要经历一段艰难的、对个体和集体叙事的解构和重建，以及对于那些阻止伤口愈合的恐惧与好战行为的坚拒。此外，犹太人需要摒弃种族隔离的观念，以消除族群间恐惧为目的，团结中东和世界范围内的邻近族群，建立团结合作的关系。只有这样，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才能作为世界上一个平等的人类群体，为自己的自由、公正、以及一个免于创伤的未来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