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老外为中国发掘宝藏：差点成为掠夺宝物的“帮凶”
安特生这个名字，乍一听可能会觉得陌生。不过，说到北京周口店猿人、仰韶文化，就有人很熟悉了。这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考古发现，都与安特生有关。
安特生（1874~1960），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他拉开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的大幕，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他改变了中国近代考古的面貌，被中国评价为“了不起的学者”；他也被骂作“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帮凶”，但最终还是回归为一个成就卓著的学者。
获北洋政府聘请书
1874年7月3日，安特生出生于瑞典的Kinsta，1901年毕业于乌普萨拉大学，取得地质学专业的博士学位，从此开始了学者生涯。
安特生聘任书
1914年，安特生接到了中国北洋政府的聘请书，获得了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身份。当时的北洋政府，认为瑞典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没有野心”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探查中国的矿产，给身为瑞典人的安特生递上了橄榄枝。安特生对此非常开心，因为他梦寐以求的东方探险终于可以开始了。
安特生进入中国时的护照
在第一年的考察中，安特生果然不负众望，很快就为北洋政府找到了一座大型铁矿。袁世凯对这个洋顾问的能力非常赞赏，为此还专门接见了安特生。1916年，袁世凯倒台，地质考察的研究因经费短缺而停滞，安特生也因此将精力转移到了对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研究上。
安特生在河南
1917年，安特生在河南西部地区做地质考察，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和当时在新安县的瑞典传教点建立了联系，得知许多含有恐龙和其他所谓“龙骨”的化石地点，遂萌发了为瑞典博物馆采集化石的念头。北洋政府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批准了安特生的化石采集计划，并提议中瑞双方平分化石标本，但是研究结果必须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某些送到瑞典研究的化石标本，研究完毕后须送还中国。
此后，安特生号召各地传教机构报告化石地点，并开始大量收集信息。
发现北京周口店猿人牙齿
1918年2月的一天，安特生偶然遇见了在北京任教的著名化学家麦格雷戈·吉布。后者向安特生出示了一些包在红色粘土中的碎骨片，说是刚从周口店附近一个名叫鸡骨山的地方采到的，并提及有类似堆积物的石灰岩洞穴在周口店一带极多，这件事引起了安特生的极大兴趣。
安特生发现的古生物化石
1918年3月，安特生辗转来到周口店，当他到鸡骨山的时候，含化石的堆积物的围岩已经剥落殆尽，变成了一座孤立的古塔似的山体。安特生在此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找到两个种的啮齿类和一个种的食肉类动物化石。当地老乡并不认识动物骨骼化石，误认作鸡骨，因此这座小山得名“鸡骨山”。
早期发掘中的北京人遗址全景照片
1921年初夏，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来到了中国，从事三趾马动物群化石的发掘和研究。师丹斯基到了北京以后，安特生安排他先去周口店发掘鸡骨山。就在这次考察中，安特生注意到堆积物中有一些白色带刃的脉石英碎片。他认为，凭借它们那锋利的刃口，用来切割兽肉是不成问题的。那么，它们会不会被我们人类的老祖宗用过呢？安特生轻轻地叩着岩墙对师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去找到它。你不必焦急，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就把这个洞穴一直挖空为止。”
安特生等人带队对鸡骨山开始考古发掘，希望找到“龙骨”的所在地
虽然发掘并没有十分激动人心的发现，但安特生对周口店没有丧失信心。1923年秋，他要求师丹斯基再次去发掘那个新地点。但是，由于可以发掘的部位已经高悬于陡壁之上，搭合适的脚手架不容易，所以，当师丹斯基把能采到的化石尽量采下来之后，就结束了周口店的野外工作。
1916至1926年间，安特生采集的大部分化石，以及他的合作者师丹斯基采集的部分化石，均收藏在乌普萨拉大学进化博物馆。
1926年夏天，当安特生在乌普萨拉古生物研究室整理标本时，从周口店的化石中认出一颗明确的人牙。1926年10月22日，在瑞典王太子访华的欢迎大会上，安特生向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尽管当时还有很多的分歧，但这消息不啻为一枚重磅炸弹，震撼了当时的学术界，因为当时不仅在中国，即便在亚洲大陆上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过这样的古老的人类化石。因此，安特生可以说是“北京人”的发现者，是他拉开了周口店遗址发现、发掘的序幕。
发现仰韶文化
安特生在仰韶村
安特生在中国的考古学史上，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称号——“仰韶文化之父”。早在他获准采集化石之初，安特生就为采集化石来到河南的瑞典传教点。当时观音堂附近新安县的传教士玛利亚·佩特松曾帮助安特生寻找河南西部的遗址，其中就包括渑池县北部的某些地点，安特生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化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点距离仰韶村很近。
安特生发现的彩色陶片
进入仰韶村后，一条河渠的剖面引起了安特生的注意，河渠底部为红色土层，上部是灰色土，土层结合处有很多如袋如筒的轮廓，直径在两至三米之间。安特生在这条河渠里挖出了大量陶片，有红色的、灰色的、黑色的，五彩斑斓。经过请示后，安特生在仰韶村住了3个多月，开挖了17个发掘点，出土了一大批红底黑彩、深红色的陶罐、陶碗等完整的远古器物。
安特生将彩陶运回北京
1921年底，安特生带着60多箱沉甸甸的收获告别了仰韶村，来到了北京。经考古学家鉴定，这批陶器来源于新石器时代，距今7000~5000年，为尊重这次举世瞩目的重大发现，这一处遗址被命名为——仰韶文化遗址。将中国历史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证明了中国远古先民及其文化的存在。
掠夺中国宝物的帮凶
按照安特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最初协议，1924年12月30日，瑞典“中国委员会”主席古斯塔夫王太子等人致函中国地质调查所丁文江、翁文灏两位所长，提出中国和瑞典两国将安特生在中国的收藏平分，先全部运去瑞典记录和初步研究，而后将一半退还给中国。
仰韶文化彩陶（一级文物）
1925年2月2日，丁文江、翁文灏征求上级部门同意后，代表中国地质调查所复信，同意关于平分安特生收藏的办法，并要求有关研究资料只发表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出版系列中。
仰韶文化彩陶（一级文物）
1925年12月，安特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收到了寄自中国的文物，并将其存放在原俄斯特马尔姆监狱。1926年2月24日，瑞典国会决定成立“东方博物馆”收藏安特生运回国的文物，而后瑞典政府任命安特生为第一任馆长。
1926至1928年，安特生致力于东方博物馆的筹建以及文物退还的准备工作。文物退还共分7次，1927年一次，1928年一次，1930年两次，1931年一次，1932年一次，1936年最后一次送至南京。令人感慨的是，这些被退还的珍贵文物，后来都丢失了，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大悬案，安特生也成了掠夺中国宝物的“帮凶”。
回归到学者身份
好在，安特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帮凶的身份逐渐被拨乱反正。在1985年召开的发现仰韶文化65周年纪念大会上，安特生的学术贡献重新得到高度评价。周口店遗址博物馆的发掘历史中，明确了安特生最初来到周口店试发掘的经历并肯定其意义。从此，安特生又恢复了学者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