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即改之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唐太宗李世民对侍臣们说：“臣子对帝王，常常只顺从他的旨意，用好听的话来博得他的欢心。但现在我要听听自己的过失，你们尽管坦率地指出来吧。”散骑常侍刘洎说：“陛下每次和大臣们共商国事，或看奏疏，如果发现他们的意见不合己意，就面露责备的神情，结果提意见的大臣无不面带惭色退朝。臣认为，这样恐怕不是鼓励大臣们提意见的态度。”唐太宗说：“对此，我也很后悔，我会马上改正这个毛病。”

这是唐人吴兢《贞观政要·卷六·论悔过》中记载的一件事。作为皇帝的唐太宗，对于臣子们一味顺从皇帝们的想法，想方设法讨得其欢心的做法，无疑十分反感，因为他深深知道这样做可能产生的危害。所以，他让他的臣子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身为他的顾问官的散骑常侍的刘洎，真的非常直率、毫无不客气地指出了他的问题。

像刘洎这样，紧接着唐太宗的话，指出其“言”与“行”之间的矛盾的臣子，恐怕也只有在唐朝，在唐太宗的贞观年间方才有可能出现。因为对于更多的封建帝王来说，他们让人大胆进谏，指出自己的存在问题与不足，几乎都是做做样子而已——即为了显示自己的心胸与气度而已，而绝非真的希望听到臣子们的批评意见；也可以说，他们未必会真的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百姓的幸福可以牺牲自己的英明与伟大的形象。所以，一般而言，如果做臣子的足够机灵，那么，就应该借机高歌一曲夸赞皇上，而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近乎走顶水般的立马就把他的问题摆上桌面。

但是，唐太宗就是唐太宗，他与他的臣子更多的情况下是推心置腹而绝少虚与委蛇——我们看到的是，几乎从他登基之日起，无论是谁向他提出“宝贵意见”，他几乎都能虚心接受；也不仅是虚心接受，而且进谏者可以获得他的丝绸一类的物质奖励，有的甚至可以越级提拔。也正因为这个，所以，他的身边围绕了以魏征为代表的一众忠臣也是谏臣。而他这样做的结果则是，他在绝大多数重大决策上，很少犯错，因此，“贞观之治”才会在他的治下出现，大唐王朝因此走向了繁荣与昌盛。

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这样的“察纳雅言”胸怀和“当即改之”的勇气是皇帝，真的是太少了。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做皇帝的往往是用圆睁双眼怒气冲中回应臣子的进谏，让后者从此噤若寒蝉、不敢讲话；做臣子的则因为太过喜欢与善于“揣摩圣意”了，竭尽阿谀谄媚之能事。因此，他们从不会把皇帝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类的勉励当真，而总是竭力通过顺着旗杆往上爬，高唱赞歌的方式，作为回应。这样做的结果会是什么，我们又不难想象：长此以往，帝王之人身上的毛病因为叠加效应会不断加重，最后要了皇帝的命，也要了朝廷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