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细说清代瓷器》(22)乾隆的诗书画与瓷器的艺术升华!

乾隆的御用瓷我们发现了许多诗书画为一身的艺术品,中国有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画有诗的节律,诗有画的章法,追求一种极致的完美一定诗书画俱全。在瓷器上往往书法更胜一筹,一笔一划见精神,功力的深厚才能让诗词更显魅力。
【清乾隆青花粉彩缠枝花卉开光梅菊图御制诗文柿蒂耳瓶】一上来就给人一个震撼,什么能代表乾隆瓷器的精神,还是诗书画的融合。
1、幽谷香凝冰玉腮,寻芳纔见一枝开。雪过野径行行远,春到山村得得来。最爱轻盈含数点,莫愁狼藉落成堆。明窗雅助新诗兴,坐上曾延萼绿陪。
2、霜华点染素花寒,枫叶纷披柳叶残。篱下爱看白玉盏,枝头忽作紫金盘。晚芳摇落香犹在,冷艳依迟秀转攥。我是诗人亦花史,一番吟赏一番看。
第一首诗咏梅,主要表现乾隆雪中探梅,偶有所得,仙风临身之感。描写了幽谷雪中梅花的姿态,表达了诗人偶见寒梅时的愉悦心情。
乾隆帝是历史上最多产的诗人,很多题材多反复吟咏,咏梅之诗亦不在少数。
第二首诗咏菊,描绘了菊花生长于萧瑟秋风中,连耐寒的枫叶和柳叶都早已凋残;颔联,白玉盏和紫金盘都是富贵帝王所习见的美好事物,恰被诗人拿来表现菊花优美的姿态;颈联是说即使花瓣凋落仍香气犹存,便是把玩于手,其冷艳秀美姿态不改,巧妙歌颂了菊花清高的格调;
在这里诗人已不仅是旁观的赏花人,而是化身为花史,融入忘我的境界。梅花和菊花都是雍正、乾隆这对父子帝王的钟爱之物,在两朝的瓷胎画珐琅器上曾大量采用。晚年的乾隆皇帝深深陶醉于自己的文治武功中,在志得意满之余,他便将更多的精力投注于平生所追求的艺术享受中,这些帝王喜爱的诗作与景物,便自然出现在帝王晨星把玩的风雅之物上。
从传世的乾隆朝御瓷看,书写乾隆皇帝御制诗文多见三清诗茶具和各式壁瓶两类,除此之外,还有少数的文房和陈设器。这些带有御题诗文的器物,特别是其中的陈设器,数量罕少,制作尤精,无疑是常伴君王并深受垂爱的心头之物。
诗有诗的完美,瓶有瓶的造型之美,口呈喇叭形,两侧分别堆塑柿蒂附耳,整体造型挺拔俊朗,线条流畅而不失节奏感。此瓶形首创于乾隆朝,由于其腹部空间开阔,既便于通景作画,也可运用开光手法布局,修长的颈部可堆塑各式双耳,亦可不加修饰,从而使这一瓶形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再加之自身造型隽美出众,因此自出现之时,即成定式,一直流行至嘉、道两朝,并衍生出多种相似造型,加饰各式双耳,是乾隆朝以降最为成功的创新瓷器造型之一。
从收藏来看,乾隆许多作品多喜爱用双耳来表达,堆塑双耳多见螭龙、夔凤、蝠磬、寿桃等,以柿蒂为耳的作品,的确少见。
瓶外壁主体纹饰作于腹部四面开光之中,开光为长方倭角形,凸起于瓶身之上,使画面更具立体感,但同时也对制胎和烧造温度的控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这一方法也仅用于少量高档御窑瓷作之中。
四面开光之中的正背两面分别以墨彩隶书书写乾隆皇帝两首御制诗,诗作末尾分别钤“乾隆”、“辰翰”朱文、白文印,为乾隆时期御制瓷器书写御题诗文时所惯用。两侧开光中分别描绘诗中所赞咏的秋菊与冬梅,构图并注重花朵之间的距离感与空间感,搭配清雅的设色与细腻清秀的笔风,给观者一种温和沉静,而又不失富贵的美感。
中国画讲求诗、画相配,画中要见诗情,诗中能觅画意,文人画尤是,画中若少诗意,即便工巧无双,终是徒有匠气,诗情画意俱佳,乃属神品。
清代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后一座高峰,满清帝王虽起于关外,定鼎中原后亦尊奉孔孟之道,沿袭汉家文脉,逐渐接受了汉化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起居用度也无不打上汉文化的烙印。
就御用瓷器而言,自雍正帝起,便极力追求诗、书、画、印齐全的风格,完美契合了诗情画意的文人精神。这类作品不仅代表了高超的工艺制作,更是卓绝的艺术品,达到了制瓷史乃至艺术史的顶峰。
艺库藏品-八面开光,四首御题诗,四季花卉,花朵漫生于画面之中,或含苞、或绽放,一只秋虫闻香而至,既巧妙填补了画面空白,又为花朵增添了动感与生气。
拍品也好,民间收藏也好,能把代表乾隆艺术性的作品找出来,比较一番各有各的精彩。
一、乾隆皇帝的“诗”与“瓷”
乾隆一辈子写了约有四万三千五百八十首诗,这个数字远远超过古代任何一位诗人。
中国古代存诗最多的是陆游,留下了大约九千余首诗,也不过是乾隆的五分之一罢了。
乾隆能写出如此之多的诗歌,还是雄厚的文化底蕴做支撑,离开了文化大熔炉,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乾隆做《雨中归舟》 :“夕阳西下春云布,霏霏细雨迷蹊路。中流双桨荡归舟,十里横烟暗村树。岸柳冥蒙待暮鸦,寥天低黯催孤骛。咫尺玻璃太液池,幻作寒江烟雨渡。”
实见乾隆的汉文化的功力!
如:【乾隆御题诗仿朱漆釉菊瓣诗文盘】
盘身菊瓣形,浅腹,圈足。通体仿朱漆釉,盘心微隆,金彩隶书乾隆御题诗:「吴下髹工巧莫比,仿为或以旧还过。脱胎那用木和锡盎,成器奚劳琢与磨。博士品同谢青喻,仙人颜侣晕朱酡。事宜师古宁斯谓,拟欲吟愧即炙。乾隆甲午御题。」
底足内金彩书「大清乾隆仿古」篆书款。
此诗收录于《乾隆御制诗文集》,其“咏仿永乐朱漆菊瓣纹盘”,表明这件仿朱漆釉菊瓣盘诗文盘,脱胎于乾隆收藏的“明永乐朱漆菊瓣盘”。
仿漆瓷器由唐英创烧成功,摹仿之肖,无论造型、颜色或质感,均极近漆器。
乾隆皇帝非常钟爱仿漆菊瓣形瓷器,造型有盘、盖碗等,金书御题诗的瓷器应是乾隆命旨烧制,乃题。
如:【乾隆粉彩开光题御製诗花卉纹撇口瓶】
此瓶是乾隆御题诗瓷器中的顶级作品,工艺精巧卓绝之典范,开光花卉结合御制诗,似将绢裱画轴移至瓶身,匠心独运。
白地锦文繁复华丽,开光诗画文心内秀,两相呼应,独具一格,尽现乾隆皇帝之艺术品位与文学造诣。
此瓶纹饰之华美富丽,得于其设计之巧思妙用,缠枝锦地衬开光白地花卉并御制诗,前者绚丽盛放,后者内敛雅致,对比强烈,互为衬托,可见乾隆奢华与传统兼容并蓄之艺术品位。
远观似有粉红地之感,然近视方知为矾红绘细密锦纹于白地之上而成,既觉观感意趣盎然,又叹工艺超凡精湛。
口沿、瓶颈、圈足及开光复以鎏金勾勒,亦增其耀眼夺目之感。
诗书画为一体,把艺术推到极高的境界!锦绣堂中开画屏,牡丹红间老松青。日烘始识三春丽,岁暮犹看百尺亭。夭矫拏空欣得地,辉煌散彩正当庭。一般都是生生意,坐对从知笔有灵。
御题 「乾隆」、「丙戌」印。
再如这件拍品:【清乾隆 粉红地粉彩开光式御制诗「花卉」图灯笼瓶】都是乾隆诗与瓷的超级之作。
乾隆本朝御制诗瓷器,多以“一器多花多诗”和“一器一花一诗”的造物组合,使得一物之内,诗画相映同辉,书法印章各见真味,成就了清代御瓷艺术创造的非凡篇章。
乾隆皇帝除了在前朝瓷器上镌刻御制诗文外,本朝瓷器上也多见他的诗文。只不过,这些诗文是以一种装饰手段出现在瓷器上,并成为宫廷御制瓷器特有的装饰手法。
乾隆皇帝嗜古成癖,尤爱古代瓷器的,特别是汝瓷,还亲自为汝瓷题诗,他流传下来的诗文中吟咏陶瓷的诗作就有200余首,其中多首诗歌就是为汝瓷专门所题,堪称汝瓷的“超级粉丝”。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着一个纸槌瓶,上面刻着“奉华”两个字,中间留着一块空地。据说乾隆皇帝看见以后,觉得自个儿也得刻上点儿什么,乾隆就写了首诗刻在上面:
“定州白恶有芒形,特命汝州陶嫩青。口欲其坚铜以锁,底完而旧铁余钉。合因点笔意为静,便不簪花鼻亦馨;当日奉华陪德寿,可曾五国忆留停”。
可见乾隆多么喜欢汝瓷!
【乾隆御诗《咏哥窑炉》‘
伊谁换夕薰, 香诗至今闻。制自崇鱼耳, 色犹缬鳝纹。本来无火气, 却似有云氲。辨见八还毕, 鼻根何处分。
寥寥数句,即把哥窑釉色之美展示给世人。然而,乾隆皇帝做为一代盛世之君,他把玩瓷器的方式绝不是一般人能比的:他不但要写咏宋瓷的诗,而且还要把这些诗镌刻在宫廷收藏的宋代瓷器上面。
据统计,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带有乾隆御制诗的瓷器约有300件。器物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清代之前的历代名窑瓷器,特别是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另一类是乾隆本朝御制诗瓷器。御制诗被镌刻在器物内、外底及外壁等各处。
【宋汝窑三足圆洗】
这件北京故宫收藏的三足圆洗极为珍贵,底部镌刻一首乾隆皇帝于戊戌夏时所作的御题:
紫土陶成铁足三,寓言得一此中函。
易辞本契退藏理,宋诏胡夸切事谈。
这些镌刻在瓷器上的乾隆御制诗中,乾隆对瓷器的釉色、造型、纹饰等方面进行了品评,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收藏和把玩古物的喜悦之情。从中我们也能体会到,乾隆皇帝对这些瓷器是发自内心的喜爱,绝不是做为帝王的附庸风雅。
乾隆皇帝令唐英烧制了许多御制诗瓶,除了弘历本人对陶冶的好奇心驱动外,也反映了乾隆自身的审美取向。同样在茶壶上也是诗书画一样的诗情画意。
如:【清乾隆 粉彩矾红御制「三清茶」诗茶壶】

题识:梅花色不妖,佛手香且洁。松实味芳腴,三品殊清绝。烹以折脚铛,沃之承筐雪。火候辩鱼蟹,鼎烟迭声火。越瓯泼仙乳,毡庐适禅悦。五蕴凈大半,可悟不可说。馥馥兜罗递,活活云桨澈。偓佺遗可餐,林逋赏时别。懒举赵州案,颇笑玉川谲。寒宵听行漏,古月看悬玦。软饱趁几余,敲吟兴无竭。

御制粉彩「三清茶」诗茶壶,属乾隆御用茶具,用于每年新岁正日紫禁城重华宫之盛大茶宴。丙寅年(1746年)小春,乾隆帝三十六岁诞辰于茶室品茶时有感,咏此御制诗。以雪水烹茶,沃梅花、佛手和松子,得三清茶之清绝香馥,诗句反映他对于茶与烹煮制茶美德得赞赏与钟爱,并寓意佛家禅说之执善空净。

更有诗情画意的【清乾隆 粉彩描金松石绿地开光御制诗惠山煮泉观卷图茶壶】
诗文:汲惠泉烹竹垆歌,惠山氿泉天下闻,陆羽品后伯仲分。中泠江眼固应让,其余有洌谁能羣。高僧竹垆增韵事,隐使裴公惭后尘。庄严金碧里月相,三间茗室清而文。梅花天竺间红白,蒙蒙沐雨含奇芬。平方木几一无有,但有竹垆妥帖陈。篾编密致拟周篚,体制古朴规虞敦。玉乳寒渫早汲绠,明松干烈旋传薪。武火已过文火继,蟹眼初泛鱼眼纷。卢仝七椀慢习习,赵州三瓯休云云。政和入贡劳致远,卫公置递嫌逞权。巡跸偶然作清供,听松庵图真迹存。名流传咏四百载,墨华朱彩犹鲜新。山僧藏弆奉世宝,视比衣钵犹堪珍。后进君子先野人。
二、乾隆的壁瓶
从史料看来,乾隆皇帝特别钟情壁瓶,将十四件式样各异的壁瓶装饰于珍藏稀世法帖的养心殿三希堂之东壁墙上。
此时清宫对壁瓶的称谓改为“挂瓶”、“轿瓶”。名称的变化,亦反映功能的转变,因为乾隆时期壁瓶多出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悬挂在皇帝的御辇中。  插花艺术是中国古代文人精致生活的体现,尤以唐宋最盛,各式花器随之而出,造型丰富多变,其中以壁瓶最见特色。
壁瓶与其它花器不同,源于其摆放位置的特殊。皆作半器造型,前面凸起,背面平坦,并设有楔形方槽及两小孔供挂钩和穿绳悬挂,最早的摆放位置是挂在墙壁或床内的柱子上。
万历十九年高濂《遵生八笺》一书对床上挂放壁瓶如此赞誉:“床内后柱上钉铜钩二,用挂壁瓶,四时插花,人作花伴,清芬满床,卧之神爽意快,冬夏两可。”
可见,当时文人对壁瓶的喜爱。入清之后,壁瓶从民间文人雅物成为皇家陈设之器。
【清乾隆御制洋彩胭脂红地轧道祥莲瑞蝠纹开光御题诗壁瓶】-拍品
此璧瓶腹部由四只展翅蝙蝠构成长方开光,蝙蝠施彩立体,橙、黄、蓝、粉交错,具有珐琅彩料绘制风格。
蝠翅绵延宽广,象征福泽深厚。其上墨彩篆书御制诗,“一瓣名香静里焚,篆烟缕缕白如云。幽情未许旁人㑹,手自翻书到夕曛。”并“乾”、“隆”二字方章。
壁瓶的烧造高潮为乾隆早期,主要是唐英榷陶珠山期间。唐英富具艺术才华,将壁瓶的造型、纹样和装饰水平发挥极致,从而使壁瓶成为乾隆朝瓷器艺术创造的最杰出贡献之一。
每一次出巡,乾隆皇帝喜欢将轿瓶作为其御辇的挂饰,供途中插花欣赏。让缤纷野卉,随轿起伏,赏心悦目,巡行路上为他排遣寂寥。故此,乾隆皇帝前后赋诗六首赞咏“挂瓶”,可见其珍爱之深。
紫禁城内养心殿西暖阁的“三希堂”,原名“温室”,本是皇帝在处理繁忙政务的闲暇时,看书写字休息的地方。
室内除了藏有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三本名帖,各种文房用品等旷世之宝外,更为奇特的是,在这不足四平方米的小阁内的一面墙上竟挂有十一个各种釉色、造型不同的壁瓶,加上临窗悬挂的两个,总共十三个。
乾隆轿瓶形制丰富,凡是传世所见经典的瓷瓶造型均被化裁为轿瓶,纹饰富丽繁密,构图颇见章法,既保留中国古典之精华,又吸收西洋之艺术,尤其是壁瓶上的绘画,运用西洋珐琅画法,无不精细入神,特别是花纹兼施以规矩之锦地,错彩镂金,穷妍极巧,皆独步一时。当中书写御制诗文者,为乾隆御瓷壁瓶之上品,其书法颇见风雅,四体兼备,以五言七言为常见,内容各异,长短不一。
御制诗文壁瓶属于清宫传办瓷器,不在每年烧造的大运瓷器之列,只有得到皇帝的谕旨才能烧造。唐英榷陶时期曾四次承命为乾隆皇帝烧造御制诗文轿瓶,每一次烧造都是发生在乾隆皇帝创作出新诗之后的不久。
据《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记载,乾隆御窑第一次烧造御题诗文的壁瓶为乾隆七年。乾隆七年(1742年)十月,唐英在景德镇御窑厂巡视烧造事宜后,在回九江关的途中接到乾隆谕旨一道:“奉御旨,将御制诗一首,交唐英烧造在轿瓶上用,其字并宝玺酌量收小,其安诗地方并花样亦酌量烧造。”
因为先前唐英曾烧制轿瓶,得到乾隆帝欣赏,只是因瓶上有画而无题咏,因此乾隆皇帝将当年七八月间木兰秋弥途中所作《咏挂瓶》五言诗一首,命书于瓶上装饰。
诗文为:“官汝称名品,新瓶制雯嘉。随行供啸咏,沿路撷芳华。挂处轻车称,簪束野卉斜。江尘安得近,香籁度帷妙。”收录于《清高宗御制诗文初集》卷之十一。
于是,唐英即回厂署,率领御窑厂众能工巧匠,经过奋战十七天之后,第一批御制诗文轿瓶遂成,其“字分四体,与瓶式配合,以避雷同”。
唐英在《奏折》中云:“御制诗笺暂留窑厂收贮,以便奴才于来年春到了开工时,另酌变款式再制轿瓶几件。”
乾隆皇帝对此十分满意,在《唐英奏折》上朱批:“所办甚好,知道了。”
可见乾隆轿瓶式样丰富,隽雅多姿皆是唐英颇费巧思、不懈钻研的结果。

乾隆壁瓶

据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记载,壁瓶造型最早出现在明代万曆时期。它可挂在墙上或床内的柱子上,其器型多样,有葫芦式、半圆式、莲花口式、瓜棱式等,尺寸也有大小之分,所绘图案有龙纹、高士、八仙、松竹梅、斗鸡、芦雁、折枝花果、雉鸡牡丹等,深受文人之喜爱。
第二次烧造则是在乾隆八年(1743年)秋季。该年七月下旬,乾隆皇帝第一次东巡祭祖往返盛京途中,不禁对唐英七年所烧制的轿瓶发出赞叹,遂作《挂瓶叠前韵》,二度赞咏挂瓶,因而再命唐英专门烧造新御制诗文挂瓶。
乾隆八年《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江西》记载:“乾隆八年八月初四日,广储司库使曹报上带来内大臣海望信帖一件,内开本年七月二十七日太监高玉交御题《蘅皋掇菁藻》五言诗一首。传旨:寄与唐英照从前烧造过挂瓶式样,将此诗写上,烧造数件,送赴来京。钦此。”
诗文:“蘅皋掇菁藻,毡室伴清嘉。却喜多风韵,偏宜对月华。摹耒红艳伙,映处绿丛斜。还似文轩侧,微吟倚碧纱。”收录于《乾隆御制诗初集》卷之十六。

乾隆壁瓶

五十天之后,四对新御制诗文轿瓶成造,恭赉呈进。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乾隆洋彩御题诗文三多轿瓶”,开光内隶书“蘅皋掇菁藻”五言诗,应是是次进献的四对轿瓶之一。
第三次烧造发生于乾隆十三年二月之后至十五年二月之前。乾隆十三年二月初四东巡途中,乾隆皇帝第三度赞咏挂瓶,赋诗《咏挂瓶》:“无碍风尘远路,载将齐鲁芳春。本是大邑雅制,却为春帐嘉宾。宿雨朝烟与润,山花野卉常新。每具过不留意,似解无能所因。”收录于《御制诗二集卷之三》。传世所见装饰该首御制诗的壁瓶有数例,但对其烧造情况清宫档案未详。
第四次烧造为乾隆十七年至十八年之间。乾隆十五年农历二月下旬,乾隆皇帝西巡五台山回京途中第四度作《咏挂瓶》诗:“静历黄图紫塞,饱参秋卉春葩,贮就常看不谢,簪处偏宜半斜。岂虑勾蜂引蝶,只疑浥露蒸霞。文殊昨示妙谛,纷雨优钵罗花。”收录于《乾隆御制诗二集》卷十六。
按照前例,御制诗写成的第二年之内一般就会让唐英烧造新式轿瓶,但由于乾隆十五年的二月唐英奉旨出任粤海关监督一职,秘密处理贪渎弊案而由惠色接管御窑厂,故唐英离任期间乾隆皇帝一直未曾下旨。
乾隆十六年十二月,唐英奉命复调九江钞关,重新兼理陶务,第二年伊始旋即奉命烧造御制诗文壁瓶,是为第四次烧造。由此可见乾隆皇帝对唐英烧造轿瓶技术的信赖和认同。

乾隆壁瓶

乾隆十七年《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江西烧造磁器处》对第四次烧造如此记载:“二月十七日,员外郎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从前传过无款甘露瓶并壮罐多烧造些,不必随大运送来,如何此二样烧造的甚少。着交江西急速烧造无款甘露瓶五十件,壮罐五十件,有款御制诗挂瓶二十对送来,不必随大运。钦此。
于七月十五日,员外郎白世秀将江西管窑务唐英送到青花白地壮罐二十件,白地红花甘露瓶二十件,洋彩御制诗挂瓶三对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
于本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员外郎白世秀将九江关监督唐英送到青花白地壮罐十六件,红花白地甘露瓶二十件,洋彩诗意挂瓶五对俱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
于十八年八月初六日,员外郎白世秀将九江关监督唐英送到青花白地壮罐十件,红花白地甘露瓶四件,洋彩诗意挂瓶八对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
于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员外郎白世秀将九江关监督唐英送到甘露瓶六件,壮罐四件,挂瓶四对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
档案中“有款御制诗挂瓶”所指的御制诗应该就是乾隆十五年所作的《咏挂瓶》。传世实物亦可与之印证,例如南京博物院典藏“乾隆淡绿地粉彩开光墨彩御题诗纹轿瓶”开光内装饰此御制诗,开光以外为娇绿地绘洋彩花卉纹,应该就是档案所记“洋彩诗意挂瓶”。
档案所示,第四次烧制前后分四回进行,前三回都是明确指明为洋彩作品,第四回仅注明“挂瓶四对”而已。据此判断,最后一回烧造的壁瓶应该存在洋彩以外的品类。但一直以来所见第四次烧造的壁瓶皆是洋彩品类,以致令人认为档案记述只是承前省略而已,并非另有新品类,如今本品之出现始释众人之疑惑。
较之乾隆朝其它壁瓶,本品最为独特之处正是色釉之罕见,为乾隆壁瓶当中仅知的一例。
乾隆壁瓶以色地彩绘为主,颜色釉所占比例甚小,或是东青,或是霁蓝。
彼时唐英引领下的御窑厂,极良工巧匠之能事,依遵乾隆皇帝之广博爱好,以瓷为胎,敷设彩釉,仿制诸式材质的工艺品,其范围涵括竹木、玉石、金铜等十数项,水平之高竟达以假乱真之地步,令人叹为观止。
【清乾隆仿古铜釉御制诗文轿瓶】
此瓶高 20.5 cm,端庄稳健,有别常见的描金篆款,是为乾隆壁瓶少见之款式。
本品隽巧别致,气质华贵,取双夔龙为耳,以仿古铜釉为底色,口沿以下分别装饰如意云头纹和夔蝠纹,瓶腹中间为长形倭角开光,围以模印鎏金夔龙纹,开光内白地墨书篆体《咏挂瓶》诗,篆法古雅清秀。末钤红彩篆书“乾”、“隆”关联章。
底部为“乾隆年制”阴文四字篆款,端庄稳健,有别常见的描金篆款,是为乾隆壁瓶少见之款式。底部与背部皆敷设金彩,以模仿铜胎之效果。
底部与背部皆敷设金彩,以模仿铜胎之效果。在清宫的各种陈设用瓷器中,壁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品种。
三、乾隆时期的唐窑
清三代瓷器取得令世界和后人瞩目的成就,固然与当时国家稳定,经济复苏的大背景有关,与皇帝自身重视和艺术品位密不可分,但是这些成就的背后,有一个人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他就是雍正和乾隆时期的督陶官——唐英。
清代著名的督陶官唐英,在景德镇镇陶时所烧制的瓷器世称'唐窑'。唐窑瓷器非常精美,其制作水平和质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的瓷器》一书中就说:'中国瓷器,到了唐窑,确实集过去所有制作之大成。
乾隆十五年寿山石唐英雕像
这表现在瓷器装饰方法,造型设计以及制瓷技术方面'。瓷器装饰仅高、低温颜色釉就有57种;
彩绘方面“山水人物花鸟写意之笔,青绿渲染之制,四时远近之景”无所不有,而且“规抚名家,各有原本”,造型设计上,则从“古札器尊鼎卤爵之款制,到瓜瓠花果象生之作”应有尽有。
唐英在景德镇督陶时间长近30年,是景德镇御窑厂督陶时间最长,成绩最显著的督陶官。
他悉心钻研陶务,身体力行,不仅经验丰富,而且还对景德镇瓷业生产技艺进行科学总结,从理论上加以提高,先后编写出《陶务叙略》、《陶冶图说》、《陶成纪事》、《瓷务事宜谕稿》等著作。
康熙三十六年,16岁的唐英进入内务府养心殿工作,一直在康熙身边伺候,曾跟随康熙三下江南负责侍奉皇帝、安全保驾。
他曾在诗文中提到自己“忆昔翠华南幸,曾经三度启从”。乾隆继位的第二年,唐英才正式被任命为督陶官,而官窑瓷器正式进入了“唐窑”时代。
从雍正六年至乾隆二十一年,唐英实际主持御窑厂的瓷器制造时间长达27年之久,可以说他后半生的精力全部奉献给了制瓷事业。
由于其勤奋好学、多才多艺,在诗、书、画、印及戏曲等方面都颇有造诣,这与他在瓷器上取得极高的成就有着水到渠成的微妙关系。
清乾隆黄釉粉彩牡丹纹双耳尊-艺库藏品
唐英于乾隆元年所作的《陶成纪事碑》,就是对他在雍正朝协理督陶期间所取得的制陶工艺成就的概括总结,其中总结了多达57种不同釉色的仿品和创新品。
1、鬼斧神工创佳瓷
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经济积累,到乾隆朝社会各方面都呈现出繁华景象。瓷器制作方面,不论是规模还是数量都达到了历史顶峰,特殊品种层出不穷,工艺技巧鬼斧神工,令人叹为观止。
而在仿古方面,历史上的各时代的名窑名品,无所不包,釉色齐备。乾隆时期的“唐窑”瓷器,从造型上来看,较之于以往更加繁多,从生活器具到文具、玩具、赏玩品再到陈设品、佛藏品应有尽有。
装饰手法上,镂刻技术更上一层楼。由于乾隆的好大喜功,唐英为投其所好,创造出了转心瓶、镂空套瓶等华丽奇巧的新器型,这类瓷器对工艺的要求更加精细,较之康熙时挺拔风格和雍正时的优雅风格对技术的要求更高。
令人惊叹的是,唐英还烧制出集十几种釉彩、12个开光于一身的“各色釉瓶”,工艺难度达到历史顶峰。
粉彩上还独创百花地和轧道工艺,轧道是用一种绣针大小的金属工具在器表上画出细如毫芒的凤尾纹,《清宫内务府记事档》中曾反复提到的“锦上添花器就属于此种,后代也多有仿制,但精细不可同日而语。
纹饰风格上,一改雍正的幽淡隽永,出现华丽奢靡的时代风尚,内容多含福禄寿与太平盛世之寓意,器物纹饰上出现大量乾隆御制诗。
到乾隆时期的创新品种不得不提及仿生瓷。仿生瓷是依照动物、植物等形态来作为瓷器的形态,乾隆时最爱仿生瓷仿生的对象包括鹤、鹿、鸡、鸭、螺、瓜子、核桃、莲子、荔枝、树根等,这类瓷器以赏玩为主。

清乾隆粉彩花卉纹六方瓶-艺库藏品

乾隆八年,唐英受命乾隆所编注的《陶冶图说》,可谓是对陶瓷工艺流程的详细注解,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陶冶图说》内容丰富,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述,所述流程、细节分工都较《天工开物》更加详尽。此外,在对烧造火候、科学包装方面都有指导,这部陶冶工艺流程的系统专著是唐英留给后人的珍贵资料。
2、陶务管理多谋略
不得不提的是,唐英也是一位杰出的陶务管理家。他在督理景德镇御窑厂瓷器烧造活动中,顺应时势,适应生产关系的要求,废除明代的“匠籍制”,改用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以金钱雇佣劳动力的“雇役匠制”。同时,御窑厂为了吸引设备优良、技术高超的窑户合作,给予承差窑户较为丰厚的待遇,即使烧的次品,也按上品一样给酬劳。同时为“励其诸作之专”,还实行“额外奖赏”制。这些管理体制上的革新,激发了御窑厂工匠及其合作窑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清代御窑厂制作出的产品,推陈出新,精益求精。
此外,为了节省烧造费用,唐英对御厂进行人事制度改革,推行“慎简朝官”政策,毫不留情地裁撤厂内多余的非生产性人员,力求做到“政善工勤”,建立起一种良性循环的管理秩序。
清代御窑厂工匠办事人役与明代相比已有很大变化,明代御厂共 1500 人,而唐英督陶时,从雍正至乾隆初,御厂一共才300余人。
到“唐窑”后期,唐英大胆消减非生产性人员,据《景德镇陶录》记载仅有 28 人。这一人事制度的变革,促使每一个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只有认真工作而无法推诿扯皮,为御厂生产带来勃勃生机。
为了降低成本,唐英冒违反朝廷定例之险,打破将景瓷运往淮关配座、装桶,然后解运进京的惯例,改为就地配座、装桶,直送京师。唐英的这一合理的解运方法,既便民、又省开支,对于官窑生产的提高获益不浅。
唐英在管理御窑厂的过程中,以其个人魅力和努力以及制度上的改革和完善,很好地完成了督陶官这个角色所赋予的任务,集合皇帝审美思想的体现、造办处设计精英的构思以及景德镇最优秀的制瓷技艺的支持,这一切都促使“唐窑”在陶瓷领域取得辉煌成就。
唐英对清初瓷业的贡献,奠定了他作为一名督陶官的历史地位,使他不仅成为古代制瓷匠人的杰出代表,更是因一代“陶圣”而名垂青史。

唐英的墨彩也是极端的艺术品

所署“陶”、“榷”二章是唐窑私物的重要标志,与唐英名号一起配伍出现者,说明此物属于唐公馈赠亲友之用,若单独使用,则表示此物归唐公自用,故无需署名,以“陶榷”一词指代。
唐英41岁时当上了内务府员外郎,主要日常事务是巡视、督察待办处各匠人的工作情况,同时也兼为皇帝画瓷器的样稿。
在内廷供奉期间与清初“四王”之一的画家王原祁习画交友,这是当时一般人鲜有的眼界和经历;其46岁时,由于年希尧在景德镇督陶时发生了重大失误,他才被雍正派去协助年希尧处理窑务,从此唐英与陶瓷事业结下了伴随终生的不解之缘。
唐英到了景德镇以后,便负责起御窑厂的的整个生产和监督工作,正如唐英在奏折中所说,“奉差江西督造瓷器,一切烧造事宜,惧系奴才经营”。
所以,自唐英到景德镇御窑厂做协理官以后,年希尧虽然名义上还是总理陶务的督陶官,但他对御窑厂的管理,便止于每年春秋两季对御厂的巡视,拨款以及烧成后解送至京等事务。
乾隆时期瓷器生产达到了历史上最高水平,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达到了历史的顶峰,瓷质之精细,釉面之莹润,造型之新奇,色彩之绚丽,可谓登峰造极。

依然是唐英敬书的诗书画一体的艺术品-艺库藏品

种类之多,造型之多都到达了一个顶峰。
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记有:「至乾隆则华缛极矣,精巧之至,几于鬼斧神工……」。
邵蛰民撰《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记:「清瓷至乾隆而极盛,器式之多亦莫与伦比」。
正如《陶雅》中评价:「倡条冶叶,不乏奇丽之观」。
总之,整个瓷器生产呈现出“由朴而华,日渐巧妍”的特点。乾隆一朝,瓷艺精进,离不开督陶官唐英的功劳。唐英殚心竭虑,集历代名窯之大成,括中外良器之精萃,铸就千古不遇之辉煌。
明天继续《细说清代瓷器》(二十三)繁复多样的艺术,谱写了乾隆瓷器的辉煌!
陈辉2021年1月3日写于济南市艺库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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