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读系列第十七篇：东西两晋南北朝之“轮回”
一、西晋的短暂登台
晋灭吴后，司马炎建立的晋朝并未获得稳固的根基。一方面司马炎篡位曹家打开了潘多拉之盒，统治正当性受到了削弱。另一方面经过百年混乱，蜀国、魏国和吴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再是同一模式。晋朝根基是北方曹魏，继承了汉朝的集权统治，而吴国则是依靠江东世家大族，政治上更加贵族化，蜀国由于地理限制和少数民族的参与，政治势力有很强的离心倾向。虽然形式上做到了统一，但是怎样统一官僚制度，形成有效统治，就成为了下一步的重大难题。
然而和开国君主深明大义的传统印象不同的是，司马炎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统一天下之后，就开始纵情享乐。唯一的策略就是学习汉高祖大肆封赏同姓王，让他们到各地维持晋朝的统一。在中原地区为了防范四川和江东叛乱，设置了管理关中平原的秦王、统领荆州地区的楚王，以及江淮地区的淮王和许昌的汝南王，配合全国各地的十几个藩王一同构成了晋朝防御体系。然而过于强大的王权，反而扩大了中央朝廷的离心倾向。起初晋武帝不允许藩王回到封地，全部集中于首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分离压力。但太子是个傻子，为了防止外戚干涉政务，晋武帝死前特批各藩王返回封国，希望牵制外戚。
但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晋武帝的设想，他死后皇后杨氏和国丈杨骏专权，被惠帝皇后贾氏联合楚王司马玮消灭。随后汝南王司马亮掌权，贾氏又借助司马玮力量灭掉了司马亮。之后反咬司马玮擅权，灭掉了楚王。为了巩固势力，贾后废掉太子，不料引起了赵王司马伦的反叛，赵王起兵灭掉了贾后，杀掉敌对势力淮南王司马允。赵王的登台激起了齐王司马冏的不满，齐王联合成都王、常山王、河间王，共同击杀了司马伦。但是四王共治，分权不均，导致河间王司马颙联合成都王司马颖杀掉了齐王司马冏和长沙王司马乂。这又激起了更多王的不满，东海王司马越突然崛起，杀掉了两王，独掌大权。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战争，摧毁了晋帝国的经济和军事基础。原属于蜀国和吴国地区的势力趁机叛乱，汉中被少数民族氐族占领，原东吴地区，蛮人张昌叛乱，晋朝将军陈敏剿灭叛乱后，据地称王。司马越很快灭掉了陈敏，派琅琊王司马睿（东晋开国皇帝）驻守江东。在北方，刘渊和石勒迅速崛起，敲响了西晋的丧钟。
二、西晋灭亡——“可叹、可笑的因果循环”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西的战略地位凸显，沟壑纵横，地势较高、易守难攻，被称作“中原屋脊”。无论从河南、河北还是陕西都不得不进入山区，才能进军山西。而山西军队居高临下，则四通发达。山西与外界通道主要有十五条道路，其中进入陕西共四条：第一条沿太原顺汾河，从河津市龙门渡河，连通长安；第二条从临晋光（蒲阪）渡河从西边连通长安；第三条从三门峡黄河渡口太阳渡渡河，到三门峡沿渭河直通长安；第四条从离石一带渡黄河，进入延安、榆林，南下连通长安。进入河北有八条，史称“太行八陉”，最著名的为连通邯郸的滏口道和通往石家庄的井陉道。进入河南的有三条：第一条进入河北顺太行山古道，由东进攻洛阳；第二条从太阳渡渡黄河，从西边进军洛阳；第三条经过上党过天井关，途孟津挺进洛阳。
八王之乱把统一的中原撕成了碎片，天下大乱，造就了山西绝佳的战略地位。此时司马颖为了对抗崛起的司马越，册封了刘渊为匈奴北单于，希望他协助抗击司马越的大将王浚和司马腾，而匈奴的集聚地就是山西。刘渊曾作为匈奴的质子长期留在晋朝，其祖先投靠曹操和司马家族四代人，到了刘渊这一辈，对中原非常熟悉，不再崇拜和神往，反倒生出逐鹿中原的志向。回到故乡后，刘渊并不满足于成为司马颖的工具，想成为汉高祖一类的人物。因匈奴曾和汉朝频繁和亲，刘渊自称汉室外孙，定国号为“汉”，他追封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从汉高祖以下开始祭祀所有皇帝，举起扫平天下重建汉室的大旗，宣示自己王朝的正统。通过上述的道路，分兵十处攻打洛阳。
可笑、可敬、可叹！曾经汉朝倾全族之力剿灭的匈奴，百年后竟然成为汉朝复国的主力军。不知道曾经誓灭匈奴的汉武大帝和他的追随者看到这一幕，该作何感想!
刘渊死后，其子刘聪继承遗志攻克洛阳俘虏晋怀帝，之后三次攻打长安，终于攻克长安，公元316年，俘虏了晋愍帝，西晋灭亡。
三、东晋灭亡和南北朝分裂时代
刘渊的部族是匈奴人，光复汉室的理想很难说服族人奔命。所以刘渊去世后，经过残酷的政治斗争，公元318年，新上台的统治者刘曜立即推翻了刘渊主张，将帝国定义成了匈奴国家，更名为“赵”，史称前赵。公元329年其手下大将石勒后来在关东分裂，仍以“赵”建国，史称“后赵”。前后赵时期，胡人进入中原，严格胡汉之分，把中原人看作是奴隶，暴虐不堪。终于汉人起来反抗，公元350年，后赵国君石虎养子、汉族大将冉闵反叛，推翻了后赵，建立了“魏”，史称冉魏，开始对胡人大开杀戒，以相反的手段对付胡人。这再次激起了各少数民族的反抗，公元352年，被慕容氏打败，建立了燕国，史称“前燕”。慕容氏是最早熟悉汉人官僚治理体系的胡人，也意识到了胡汉之分的统治问题，但是时代并没有留给慕容氏更多时间发展起像“汉”一样的普遍意义帝国。公元370年，氐族首领苻坚崛起，灭掉了燕国。为了解决民族矛盾，苻坚不偏袒任何一方，一方面他重用汉族庶人王猛为相，启动政治改革，实行儒家礼仪和中原官僚体制；另一方面又大肆笼络胡族英雄，最典型的就是后来建国的慕容垂，因前燕内乱投奔苻坚，王猛屡次建议杀掉慕容垂，但苻坚仍然委以重任，令其镇守帝国战略要地。
但苻坚也留下了巨大隐患，由于苻坚的理念太超前，对本族（氐族）过于疏远，导致氐族对秦国认同感太低，而其他族人因时间太短未能形成有效的归属感。这使得看起来偌大完整的秦国内部暗流涌动。待到公元383年，“淝水之战”苻坚战败，所有的矛盾瞬间爆发，好不容易统一北方的“秦国”（前秦）分崩离析。
在混乱中，东北地区的拓跋鲜卑崛起，总结了前边各国兴亡教训后，建立了统一的国家“魏”（北魏）。公元439年，魏道武帝称帝后，为摆脱军事贵族的掣肘，他通过中原农业地区的财富，压制军事贵族。通过离散包括本族在内的各个胡人部落，碎片化各大军事贵族，使得各个部落都不能形成对中央的优势。在政治上做到了各个部落直属于皇帝。在军事上避免了鲜卑军队变成汉朝式的职业军人，失去原有骑兵优势。在皇权变革中，鲜卑各部落被划分为八部，设置八部大人统领。帝国从秦汉以来的单一民族帝国，过渡到了胡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原——草原的二元统治架构形成，皇帝作为平衡各方力量而存在，达到动态平衡。
公元470年至490年，北魏孝文帝改革，彻底的汉化改革摧毁了军事贵族对国家的认同感，虽然为民族融合带来了机遇，却让北魏分裂成了东西魏。公元534年，北魏孝武帝西奔关中，鲜卑化汉人高欢另立孝静帝，始都洛阳，继迁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篡位，建立北齐。关中鲜卑人宇文泰拥立北魏孝文帝之孙元宝炬为帝，建都长安，公元557年宇文周取代西魏，是为北周。公元576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北连突厥、南合陈朝，发动灭北齐的战争，历时3年统一北方。公元581年，北周静帝被迫禅让于杨坚，隋建立、北周亡。公元589年杨坚发动灭陈之战，晋王杨广（后隋炀帝）为行军元帅领八路大军攻陈。同年二月，隋军进入建康城俘陈后主，天下终统一于隋朝。
四、南北朝意识形态、政治架构和文化的演变
意识形态方面：
北魏八部大人的统治基于拟血亲共同体关系，军事贵族和皇帝形成政治体，上下同心，同周朝初期统治模式极其相似。这让没有南渡的中原士族找到了久违的归属感。胡人纯天然的豪爽风气在和中原相对先进的文明碰撞中，再造了北方中原朴素之风，各个部落和汉族一起深度融合，逐步让西周古风复苏。
反观南方，之前派往江南驻守的司马睿，在南渡世家豪族的支持下建立了晋，史称东晋，建都建康（今南京），加剧了国家的“豪族化”，北京大学历史学家田余庆教授曾总结说：“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东晋的政治格局变成了，豪门大族和皇权共同治理国家，次等士族和南渡流民共同形成军事力量的不平衡状态。代表人物有琅琊王氏、谯国桓氏等，孙恩、卢循等人。其政治重心和军事重心分离，使得统治极不稳定。最终，公元404年，次等士族和流民的首领刘裕率北府兵击败了高等贵族桓氏，取代了司马家建立了“宋”（史称刘宋）。东晋灭亡。
但刘裕的上台并没有让各方势力获得平衡，军事重心在刘裕的促进下开始和政治重心合一，但豪族多年的精耕细作，让大庄园经济占据了南方社会主流，皇权必须和各大贵族合作，才能获得足够人力、物力对抗北方势力。另一方面，刘裕灭掉了司马氏，让刘宋政权在儒家理念下的正统性受到了严重质疑，使得儒家意识形态趋于瓦解。
而北方统治者本身就不是中原儒家文化圈内的民族，南北各方的统治者都不得不寻求新的普遍理想，来为自己的统治建立正当性，并在思想上消灭各种野心。而佛教的传入无疑为各方势力提供了绝佳的理论依据。于是南北两股势力都开始大力发展佛教，南方以梁武帝为代表，北方以北魏为代表。莫高窟、云冈窟、龙门窟、麦积山窟等在佛教圣地均兴盛于这个时代。佛教开始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融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文化传承方面：
在这个动荡的年代，草原——中原发展为东亚秩序的主线，以长城周边为主的北朝为载体，中原——海洋为东亚秩序的辅线，以南朝为载体。在北方主线秩序的压力下，南方为了获取相对平衡的地位，不得不大力发展文化，促进了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中原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梁武帝大力弘扬中原文化，让其成为了东亚世界主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文化传播一条路线从长江口传至日本，一条从华南经台湾传至日本。促进了草原——中原——海洋三重结构的变化。梁武帝支持下，江南衣冠礼乐文风兴盛，《文心雕龙》、《昭明太子文选》等传世之作问世。北朝士大夫都纷纷认为南方为正统所在。
政治架构方面：
南朝由于起源于豪族，贵族和皇权共同治理国家，导致官员品、秩不对应，官员身份地位取决于其背后士族身份，这种政治秩序决定了南方朝廷是一个弱朝廷，整个国家贵族化，统治阶层不太需要寒族子弟，学校这种上下流动机制在南方几乎绝迹，平民难以获得仕途。这加速了南朝各方势力博弈的不稳定，也决定了其无法依靠国家内部势力变革改变现状。国家贵族化，让皇权和贵族利益难以调和，国家能力和朝廷（皇权）能力形成了“零和博弈”。
反观北朝，官员品、秩一体化，皇权力量得到加强，军功贵族官僚化，同时受到南方文化的影响，北方学校大兴，涌现了一大批平民知识分子，这使得北方的统治力量更加有活力，国家不是贵族垄断，而是皇权统一下的国家官僚制秩序，皇权和不断涌现的寒门知识分子联合强化中央集权，军事贵族在集权之下将资源转化成国家所需要各种力量。朝廷能力和国家能力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最终庶族和士族占大多数的隋战胜了豪族为主的陈，完成了统一大业。
好了，本周的文章就到这里，希望对您有所启发，下周我们从军事角度重新审视南北朝的风云变幻，体会历史的魅力。这是与您分享的第512篇文章，欢迎你的阅读，我们下周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