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的反思与启示：中西医并重是人类医学未来的大趋势
■ 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 李致重
小 引
今年（2003年）春季突如其来又悄然而逝的SARS，在西医（即西医、西药学）来说是新课题，在中医（即中医药学）来说却是老问题。西医在流行病、传染病方面有显而易见的“外因决定论”倾向，对病毒性疾病也必然是“以病毒为本”。而引发SARS的变异冠状病毒过去未曾见过，也便因其新，无所知，无所措，因而惊恐有加。中医则认为，所有的外感病都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既强调“天人相应”，更强调“以人为本”。在这些思想下而形成的中医外感病辨证论治体系，已经成功地经受了近两千年的实践检验。
香港在SARS防治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是医学界受“近代科学主义”的影响太深。这一点，也是世界范围内在SARS的防治上失误的一个共同原因。
“近代科学主义”，即以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和方法，作为衡量一切科学之是非的至上信条或唯一标准。在这一问题上，西方社会对其提出质疑和批评，已经有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了。
西医在近代的迅速发展，得济于近代物理学、化学等方面的成果。然而西方人都知道：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最后才按照自己的肖像创造了人，并把万物交给人来管理。所以人的地位高于万物，也比万物更趋于完善。西方人也知道：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理性动物”。这种具有理性思维的，因自身新陈代谢能力而活着的，而且可以活动的“物”，远比生物界、非生物界的其它任何物都要复杂得多。长期为“近代科学主义”所陶醉的人应该知道：人可以用物理学、化学的方法对自然界之物分解后再组装，还原后再化合，制造出包括机器人在内的五彩缤纷的新产品，然而人类至今不能制造生物界的任何一种生命，更不必说人类。当代人类在生物（包括医学）领域遇到的同一类难题是，人可以拆开细胞、拆开基因，却创造不出一个活的基因，更组合不出一个活的细胞。中国人当然更应该知道：人是万物之灵，人与天、地，并列为“三才”。如果物理学、化学不能解释天、地间（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那就肯定不可能解释和驾驭与人类生命相关联的更复杂的一切。正因为如此，也便为中医学、乃至世界上其它传统医学的存在，留下了无可取代的发展空间。
其实，不需要再做论证而已经足以说明，在整个人类医学科学里，中医和西医都只是，也只能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其中的一个分枝——谁也不要自命为人类医学科学的全部或者代表。所以，用近代西医生物医学的观念和方法，作为衡量中医学之是非的至上信条或唯一标准，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要指出的“近代科学主义”这一错误思潮。
尽管中医在自己的本土上受“近代科学主义”的干扰为时已久，但是国际间与中医的交流不深，时间也不长。所以中医的苦衷，国际间未必能够真正理解。值得指出的是，国际上至今习惯认为西医是世界上的主流医学，而对西医自身的“近代科学主义”，至今却为习惯所迷惑，因此缺少必要的反思和自觉。直到全世界共同面对SARS的今天，才让世人初步感觉到，人类医学领域里的“近代科学主义”不但困扰着中医，同样困扰着西医，而且已经成为影响国际间中、西医交流、合作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医和西医是两个概念、范畴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站在中医角度上来讲，我们主张临床上“中西医配合”，为提高疗效而共同努力。但我们反对“近代科学主义”，反对“重西轻中”，反对“以西代中”，反对“中西医结”名义下的“中医西医化”，以及一切排斥、歧视中医科学价值的态度和做法。
香港在防治SARS中的“近代科学主义”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世界卫生组织有关部门在实施、指引SARS预防中，把“近代科学主义”扩大、国际化了。
中国的《宪法》中明确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中国的卫生工作方针也相应规定，要“中西医并重”。在中国，中医与西医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并列的两种主流医学；中医与西医共同承担着国民的防病治病任务。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来到一个主权国家办事，上述情况，是不能够，也不容许忽视的。
今年5月在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上通过的《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战略》中指出：支持使用传统医学，“并根据本国情况将其纳入国家卫生保健系统”。中国的中医学在世界传统医学中，其理论体系最完整，历史最悠久，治疗方法最丰富，实践效果最好。所以在中国，把中、西医并列为主流医学是理所当然的。
按照上述《战略》的精神，中国的中医应当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鼓励，应当受到尊重。同理，中国的医疗模式也应当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应当受到称赞和维护。而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官员在中国实施和指引防治SARS的过程中，违背了《战略》的精神，陷入了“近代科学主义”思潮。他们完全以西医对待病毒性疾病的理念为出发点，而对中国的现行医疗模式和中国中医应有的尊重却远远不够。因此对中国SARS的防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对中医进入防治SARS的第一线，人为的带来了许多不应当存在的困难。在这一问题上，香港更深受其误。
▍其二，“疫苗研制热”，脱离临床，脱离现实。
科学表明，一种新的传染病出现之后，针对其病源病毒而研制特异性预防疫苗的周期，最快也需要一、二年时间。在SARS爆发期间，应首先研究的是，该病毒生存的自然环境及其条件。然后再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研制出有效的灭毒方法和灭毒药物。这对于有效遏制疾病的蔓延来说，是当下最为迫切的研究课题。而世界各地知名的病毒学家受“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竞争于病毒基因排序和研发疫苗的前沿阵地，未免有先后颠倒、缓急不辨之误。其实，在察明变异冠状病毒及其基因排序之后，接下去研制针对健康人群及其公共环境的灭毒方法和灭毒药物，只不过最一般的技术性问题而已。但在临床预防与治疗这一现实最需要的问题上，相关的研究似乎还很少看到。尤其在中国大陆已有强调通风、透光、紫外腺灭毒等经验之后，香港医学界对医院内部的灭毒方法，仍然缺少多方位的反应与关注。这是形成医护人员感染居高不下，医院内部发病延续不断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超越临床病情，甚至超越理性原则而大剂量、长时间使用利巴韦林、类固醇，是“近代科学主义”在SARS治疗上的顽固表现。
人所共知，与治疗细菌性疾病不同，西医在病毒性疾病的治疗上，至今没有找到灭活那些进入人体细胞内的病毒的特异性药物。有限的几种包括利巴韦林在内的具有抑制病毒作用的药物，从整体上看尚处于经验积累或探索的阶段。所以，不论抗病毒药物还是包括SARS在内的各种病毒性疾病的治疗，西医还面临许许多多更严峻的问题需要进行研究。在这些基本前提之下，“大剂量、长时间”使用利巴韦林、类固醇二药治疗SARS，本来就隐含着几分无可奈何，几分孤注一掷。然而，在国内外对上述两种药物提出广泛质疑，在中医药治疗效果被普遍证实，在香港已发现许多严重副作用病例的情况下，4月下旬，香港医学界仍然坚持说：“既然没有更好的选择……本港仍以利巴韦林和类固醇为一线药物”（据2003年4月27日香港《明报》）。这一态度，不正是“近代科学主义”逼出来的嘛！
▍第四，管理上“重西轻中”，是香港医学界的又一失误。
对中医的科学原理缺少真正的认识，影响着医学科学的管理水平；对西医治疗SARS的局限性缺乏应有的自知之明和理性反思，影响着SARS防治的科学与公正。香港中医界学术水平参差，是过去的历史造成的。然而，中医队伍水平参差与中医学自身的科学价值，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香港防治SARS真正的出路，在于正视中医的科学价值，优选中医的临床人才，即足以发挥香港中医防治SARS的优势。在国内中医药一再取得满意疗效的事实面前，在上述如此简单的问题面前，决策当局犹豫不决，延误治疗，其代价与教训，更令香港中医界为之沉痛。
基于以上说明，我们有理由认为：
▍第一，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官员在预防SARS过程中的“近代科学主义”做法，与本组织56届大会上通过的《传统医学战略》精神相违背。为此，应当就此问题向全世界医学界做出检讨，并特别向中国，尤其是中国的中医界做出道歉。
▍第二，香港的医疗条件、设施居世界一流水平。国际上其它SARS病流行的国家、地区，其医疗环境几乎都比广东省好得多。而香港SARS病死亡率为17％，广东省仅为3.6％。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45例病人，患者无一例死亡，无一例转院，医护人员无一例被感染。香港医学界应当就此痛下决心，为中医在香港的发展尽快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
▍第三，中医主张人应当顺应天地大道，来稳定人的生命之道——因为天地之道，大于人的生命之道。中医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因为人的生命之道，大于病邪的生命之道。西医主张外因决定论，眼睛里只有病毒和被病毒损伤的肺，作为医学中心地位和终极目的的人，反而被医学边缘化，甚至被奴役了——好象病毒比人大，人只能听从病毒的摆布。病毒从何而来，因何而去，至今茫然不知，却要说“人定胜天”——好像这个时代的人比天大，可以无视天地之道。
然而我相信，SARS对人类医学别有启示：当今是一个“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技术疯狂时代。因此西医需要反思，以防止技术疯狂时代对医学科学的污染。中医也需要反思，应当坦然面对技术疯狂时代，做到精神振作，知难而上，迈向中医复兴之路。
▍第四，SARS的肆虐清楚表明，中国是《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战略》强有力的推动者，更是世界各国当之无愧的表率。而且SARS的肆虐对人类医学还别有启示，这就是：“中西医并重”应当成为人类医学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人类若能克服狂妄，摆脱愚昧，这一启示将会通过今后的行动，逐步变为现实。
作者简介
李致重
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研究、管理五十余年。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部、编辑部、软科学研究学组原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在香港浸会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长庚大学执教中医十年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