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家祖孙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我们一家从税务所的单位宿舍搬回秀水港老家的时候，我们姊妹几个最先熟悉的邻居还不是白家大院的人们，而是一个大门之内的前面的胡家祖孙。

我们家的院子在秀水港西侧。这里从南到北有大约近30米长的院墙是属于我们家的。大门在这段院墙的最南边。进了大门，一南一北还有两道“二门”，这两道门里，各有一幢三开间的锁壳结构的屋子。北面的这幢是我们家的，南边那幢则是胡家的，在我的记忆里，南边那幢房子中间的正屋，似乎原先曾经有落地门与北面的院子相通，后来封上了。有一年的冬至——大约是在1967年或者1968年，前面胡家的老太太还从这道门走下，踏着积雪，送给我们家一碗热气腾腾大汤圆。跟在胡老太太身后的，是她的小外孙女小莉。

胡家老太属于我们方言里所说的非常“格正”人物——大意是对自己的衣着和形象非常在意也非常讲究的人物。她小脚，走路有些摇摆，身上穿的是老式的蓝色对襟衣，头上挽着发髻，清清爽爽的一个人。她先生，解放前是开布店的，生意应该做得不小——否则，他的成分不该那么高：资本家。老爷子是那个年代很少见的胖子，平时见人笑眯眯的，但话不多。我印象最深的是，三伏天，他会拿一扇芭蕉扇遮阳，或者顶着一块湿毛巾回家。

在文革高峰期，胡家曾经遭遇了一场劫难：一群红卫兵半夜三更闯进他们家抄家，抄走了好几箱东西。若干年后，我跟如今定居扬州的姨哥高如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他说，胡家被抄家的那天晚上，当门外的人们将大门擂得正紧的时候，有人从西边矮墙上扔过一只皮箱到我们家院中。但我们这边老的老、小的小，又没个当家的男人，所以，只知道害怕，却没人敢过去张望，更不敢帮忙将那只皮箱藏起来。后来这只皮箱被那些翻墙过来的红卫兵抬走了——里面的东西后来自然也都不翼而飞下落不明。此事发生过后不久，胡家老先生便中风卧床不起了。在他最后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整天整夜都能听到他的叫唤声：“屙了，又屙了……”——也或许是“饿了，饿了……”那声音，让人听了心惊胆战。

胡老先生亡故之后，胡家老太太便则带上大莉、小莉两个外孙女去了青海，投靠她女儿去了。

后来住进这里的是胡老先生的二儿子。这也是待人相当客气、相当好处的邻居。记得当年他们家在正屋西边打算再接一件房子，原来两家人的隔墙，在南边一些，为能够将再接的房子盖得稍大一些，胡先生跟我母亲协商，能不能让他两尺地。我母亲慷慨地同意了。再后来，我哥哥在自家院子的东南角盖房，打算向两家人共同使用的院子南边稍稍拓展一些，与他们家协商，胡先生同样没有为难人。

让我有些不解的是，在秀水港里，像胡家这样成分较高的，文革中被戴上了诸如资本家、地主之类帽子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有相当比例的。比如说，我们家对门的白达，我母亲让我们叫他“大大”（伯伯）的也是如此；再往南一些的张家大伯，同样如此，可他们在我眼里怎么看都不像“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