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这样评价苏轼的一生：入世与出世相统一，内圣与外王相统一。
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写道：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观古今文人生平，人生的起点往往是年少成名，苏轼也没能免俗。二十一岁，他进京应试，被欧阳修盛赞“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从此名动京师。他一直渴望得到朝廷重用，大展身手。偏偏赶上王安石变法，由此开始，朝野动荡再未平息。三十四岁，苏轼上书谈论新法弊病，之后自请出京任职，倒也做出一番政绩。他畅想着“挽雕弓如满月，射天狼”，亦明白“人生似飞鸿踏雪泥”。千百年来的壮志未酬者，多他一个并不算多，唯有一路向前。随遇而安也好，勤勤恳恳也罢，能做些事，一切都不枉费。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的苏轼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其中“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两句让苏轼为新党所不容，陷入断章取义的文字狱。这便是苏轼的人生转折点，让他几近丧命的“乌台诗案”。百余天的牢狱之灾后，他被贬黄州。入狱前他写：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出狱后他笑：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他因文章独步天下，也因文章累及性命，但文章依旧会作下去。在苏轼看来，人不过是天地间的蜉蝣，沧海中的一粟，不必深究。他做起了东坡居士，开荒种地，与友人闲游，说着“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初到黄州时，还夸“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无论在朝为官，还是在乡为民，任凭人事变迁，路总要一个人慢慢走。人生不过是或风雨来，或晴日至，没什么可畏惧，什么都可以接受。几年前新帝继位时，本已打算在常州终老的苏轼被召还朝，升了官位。新旧两党依旧斗个不休，他不懂得独善其身，又是谏议，又是抨击，导致两方都容不下他。虽然几经浮沉，但似乎一切外物都无法真正撼动苏轼的内心。人生旅途已过大半，作为一个行人，看淡一切，一切自然。人到暮年，备尝流离苦，他却把儋州当作第二故乡，转身办起了学堂。如果人生从头到尾，每件事都尽善尽美，着实没有趣味。苏轼一辈子都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却是一个雷打不动的乐天派。苏轼并非圣人，他是岁月长河里的一个行人，只是活得比旁人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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