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子温《纪子的餐桌》 Noriko's Dinner Table(2005) 剧照这种另一个自己的生活大概持续了三天还是一个月呢，我对于时间的感知已经完全失灵，总之在某一天我终于跟对方挑明：“这种生活还是太痛苦了，我要回东京。”没想到她爽快地回答一句“也是哦”，就放我走了，还给了我几万日元的报酬。我就这样回了东京，而且处男身依旧。我明明只是打算到东京来上一发，结果居然陷入“要么死要么回乡”的选择里，感觉东京向我实实在在地展示了“性与死就在身边”。那之后的一段时间，我因为害怕而陷入了勃起障碍。因为体验到的东西太具有冲击力，导致记忆很快就被脑袋自动抹去，但是当时的日记是真实无疑的。我从宾馆地毯的颜色到脏污的痕迹全都记了下来，所以再次读起就如身临其境。我直到今天都很感谢那名女子。她是我创作的女神，在我无趣的十几岁生活里，划亮了第一道灵感的火光。 学校劣等生，诗歌优等生如果被问到“人生最佳影片”，我一定会选斯坦利·库布里克的《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1971）。这是我逃离“租赁家人”的生活返回东京后，看的第一部片子。体验过超现实的自己，与主人公阿利斯的感受重合，产生了超越电影的感动。当时，隔壁的电影院正在上映卢基诺·维斯康蒂的《家族的肖像》（Gruppo di famiglia in un interno，1974），自己没有选择去听那种老教授的烦心事真是太好了。（两部电影都是重映。当时还没有租碟店，这样的重映很多。）那之后，电影院就成了我的卧室。当时正在上映约翰·卡朋特的《月光光心慌慌》（Halloween，1978），我连续五天待在电影院“筑巢”，看了睡、睡了醒、醒了看，不断循环。所以《月光光心慌慌》的配乐对我也成了特别的事物。当时也没想过要去打工，钱用尽之后还乞讨过，最后抱着“输给了社会”的心情回到丰川，重新开启高中生活。那段乞讨经历，对我之后的电影剧本创作很有用。
约翰·卡朋特《月光光心慌慌》Halloween（1978）剧照对高中时期的我来说，学校的课业只是“业余时间”，组乐队和当创作歌手是附加价值。（有将来当漫画家或者音乐家的想法。）参与的乐队从硬摇滚（hard rock）到前卫（progressive），风格各异，我基本都是当键盘手。弹的曲子也是从行刑者乐队（The Stranglers）这种最新的朋克到深紫乐队（Deep Purple）这种经典摇滚都有。光组乐队让我烦躁，于是就弹着钢琴唱着自作曲参加了让创作歌手“鲤鱼跃龙门”的比赛“POPCON”（雅马哈流行歌曲大奖赛）。只通过了预选赛，我就已经燃起了“单飞”的野心。也因为这样，我每天都要写十首歌左右，到学校也一直在写歌词。爱情歌曲的话，如果写上“我爱你×3（副歌）”那一点都不好玩，我像不断试错一样地尝试各种比喻，写下“像翻倒在海边、生锈的手风琴一样爱你”这样的词，不知不觉间闯进了现代诗的世界。一整天都待在图书馆，参考“现代诗大全集”写歌词的过程中，我渐渐超越摇滚歌词写出了完全不同的东西，还把它们投稿给了《高二课程》（学习研究社，现称学研社）、《萤雪时代》（旺文社）这样的考试辅导杂志。当时好像突然醒悟过来：“对啊，有一种东西叫诗。”最早的投稿以妹妹、母亲、恋人这样的女性为主题，是一首名为《女性——与我有关的异性——》的正经现代诗（刊登于《高二课程》1979年2月号“田村隆一诗歌学校”栏目）。“睡衣上的波点/在妹妹睡觉的时候/全部毫无保留地/从蓝色圆点换成其他纹样/也不会被发现”，以此为开头的短小诗歌，被评委田村隆一先生评为第二名。这是我无望的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希望之光的瞬间。在那之后，我又被选为特等奖，于是校内渐渐传开了“那家伙在写诗”的话题。成绩呢，每个学期我都只有争夺倒数第一名的份儿，朋友也都是当地的小流氓。当时流行矢泽永吉和《摇滚学校》（Rock 'n' Roll High School，1979）。就算和暴走族朋友们一起去霹雳舞厅，我也只会像阿基·考里斯马基《火柴厂女工》（Tulitikkutehtaan tyttö，1990）的主角一样，一个人发呆。而且还是处男，面对女孩子有心理创伤，连牵手都做不到，想想都觉得要吐。我这样一个劣等生的名字，居然登上了考试辅导杂志。这种反差非常有趣。
阿基·考里斯马基《火柴厂女工》The Match Factory Girl (1990)剧照以上内容选自雅众·影事《用电影燃尽欲望》 「导筒」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