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东方国家的关帝信仰
汉学｜|东方国家的关帝信仰
《三国演义》在东方国家的翻译和传播过程中伴随着一个重要的宗教文化现象，那就是关公信仰在东方各国的普遍流行。当然，关公信仰不一定与罗贯中小说《三国演义》的翻译和传播有必然的对应联系，但是《三国演义》的翻译和传播对关公信仰的传播和进一步深化具有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明代画家所画关羽像
日本画师所画关羽像
日本的关帝信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日本的关帝庙既有华人崇拜的商业保护神功能，又有佛教寺院的伽蓝护法神功能。日本的关帝信仰在江户幕府时代日益发展扩大，而独立的关帝庙的大规模修建则始于明治时代。日本关帝信仰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关帝信仰与武士道精神的契合。武士道精神具体表现为一系列的道德品质和行为准则，是“武士在其职业上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需遵守之道”。武士道道德观念体系由义、勇、仁、礼、诚、名誉、忠、克己等品质组成。不管是关帝信仰中的道德观念，还是武士道的道德观念，其渊源均为儒家思想。“至于说到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教义，孔子的教诲就是武士道的最丰富的渊源。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以及朋友之间的五伦之道，早在经书从中国输入以前，就是我们民族本能地认识到了的，孔子的教诲只不过是把它们确认下来罢了。有关政治道德方面，他的教诲特点是冷静、仁慈，并富于处世的智慧，这些特别适合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孔子的贵族、保守的言论极其适应了武士政治家的要求。继孔子之后的孟子，对武士道也发挥了巨大的权威。他的强有力的而且常常是颇为平民的说法，对于具有同情心品质的人很有魅力。”日本民族的神道教观念，同时也强化了孔孟所提倡的伦理道德。“由神道道德教义所刻骨铭心的对主君的忠诚、对祖先的尊敬以及对父母的孝行，是其他任何宗教所没有教导过的东西，靠这些对武士的傲慢性格赋予了服从性。”[1]由此可见，武士道与关帝信仰在内在精神上是相通契合的。这就为关帝信仰的日本化提供了便利条件，作为道德楷模的关帝，很容易被武士阶级所接受和崇拜。
日本歌舞伎中关羽扮相
越南的关帝信仰也非常流行。雍正三年（1725年）五月关公被加封为安南王。在越南的北部、中部、南部，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关公殿，有的是华人所建，有的则是越南本土化的关帝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会安古街就有越南所有关公庙中最为古老、最为壮观的一座关公庙，这座庙约在1653年左右修建。在越南，每年有两个与关帝有关的重要节日，即农历正月十三的关圣诞生纪念日和农历六月二十四的关公殿诞生典礼。越南本土宗教——高台教也供奉关公。
韩国的关羽夫人和关羽像
韩国的关帝信仰最初是在壬辰倭乱时期通过明朝的援军将领传入朝鲜半岛的，并逐渐成为了韩国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民间信仰不同，关帝信仰在韩国的普及经历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也就是说关羽信仰先是一种政府行为，而后才逐渐成为了民间行为。韩国的关帝庙中最早建造的是宣祖三十一年（1598年）建在首尔崇礼门（现南大门）外的南关王庙，为应明朝将领陈寅之请而修建。康津的关王庙由明朝水军提督陈璘修建，始建于1684年；安东的关王庙由明朝真定营都司薛虎臣修建；成州的关王庙由明朝将军茅国器修建。虽然关帝信仰最初由明朝援军将领传入朝鲜半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关帝信仰逐渐本土化，成为了韩国民间信仰的一部分。大韩帝国之后，对关帝的崇拜逐步转化为民间信仰，与韩国的巫俗紧密结合在一起。关帝不仅是人们祈求物质财富的财神，而且还是一位能够治病驱鬼的万能神。关帝的信仰还逐渐延展到了《三国演义》的其他人物身上。刘备及诸葛亮被作为昭烈皇帝和卧龙先生也广受韩国民众的崇拜。不仅如此，张飞等五虎大将以及甘夫人、糜夫人、孙夫人等也成为了民间信仰的对象，甚至关帝的夫人也同样被供奉了起来。
韩国的关羽传记
在印度尼西亚群岛，华人的关公信仰更是香火鼎盛。不仅有专门的关公庙宇，在众多的中国庙宇中，也供奉有关公的神像。根据统计，仅在雅加达，供奉有关公神像的庙宇就达24座之多。关公信仰是由移居南洋的中国侨民以民间信仰的方式带到印度尼西亚群岛的。由于来到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华裔其来源地各异，对关公的称呼也不尽相同。比如关圣帝君（Kwan Seng Tee Kun）、关公（Kwan Kung）、关世帝君（Kwan Shia Te Kun）、关帝（Kwan Tee）、辖天大帝（Hiap Thian Tai Tee）和财神（Dewata Harta）等等。之所以称谓如此繁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关公在这里并不被单纯视作道教神灵，而且还是儒释道三栖。为此，关公的神像经常和其他诸神混在一起，供人祭祀。在印度尼西亚群岛，关公作为财神，一方面既是华商的保护神，另一方面更是他们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重要基础。对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来说，关公不仅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保持民族特性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文化象征。事实上，关公信仰跨越了宗族、地域和方言的界限，成为黏合印度尼西亚群岛华人社会的重要因素。值得研究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印度尼西亚群岛上的华人关公信仰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加强之势。
马来文《三国演义》连环画封面
《三国演义》被翻译成蒙古文以后在蒙古地区（包括外蒙古和内蒙古）广泛传播的同时，清朝统治者在蒙古地区修建了数量众多的关帝庙，久而久之，在蒙古人那里，关羽和史诗人物格斯尔结合在一起，甚至混合在一起，出现了“汉地的关云长就是蒙古的格斯尔”的说法。清朝在蒙藏各地驻屯军队，大事修建关帝庙，作为驻屯军所信奉的武神。清朝在蒙藏地区修建关帝庙，是作为驻屯军队的武庙来祭祀的，也因为关帝庙的出现，格斯尔和关羽便联系到一起了。清朝早期的文献《满洲实录》中将关帝庙翻译成蒙古语的格斯尔庙，实际上就是清朝的国家意识形态里已经把关帝有意识地当作蒙古的格斯尔了。可以说，蒙古地区的关帝庙，蒙古族人民误称为“格斯尔庙”，不是自下而上的，而是自上而下的，是国家意识在民间的渗透。在格斯尔与关帝的关系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1716年在北京木刻出版蒙古英雄史诗《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时，制版时出现了与《三国演义》有关系的标志和符号：如版框刻“三国志”字样，题图把格斯尔画成关公像。由此可推断，当时是把《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当作蒙古文《三国演义》刻印的。至少从图像看，把格斯尔描绘成红脸关公是有意所为。
泰国曼谷唐人街耀华力路上的关帝古庙
东方国家的关公信仰体现出一些明显的共同性。首先，关公信仰在东方国家都有一个本土化过程，与当地的民间信仰相结合，逐渐形成为本土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关羽的“忠义”思想与古代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契合而受到武士阶层的崇拜，在当代，关圣帝君仍为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华人提供健康积极的精神因素。其次，东方国家的关帝庙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可以说，一部《三国演义》和一座关帝庙把中国“三国文化”传遍了许多亚洲国家，经久不衰，而且使这些东方国家的人民从中获益良多。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辐射和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张扬。顺便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东方国家，诸葛亮也是备受崇拜的，但是与这些国家的翻译、改编和再创作的作品中以诸葛亮为核心的文学活动相比，对诸葛亮的崇拜则远没有像对关帝那样的信仰。
[1]〔日〕新渡户稻造著，张俊彦译：《武士道》，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8页。
《三国演义》在东方
（上、中、下卷）
陈岗龙 张玉安 主编
2016年2月
（东方文化集成）
本文转自：北大外文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