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为什么武将功劳再大也依旧被文官瞧不起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大宋朝时曾有不杀大臣的誓言， 但不包括武人。

岳飞之死象征了宋代文人政治对武人排斥与迫害的继续。岳飞被构陷而死， 并非偶然的历史事件， 文臣陷害武人是宋代政治的传统。如北宋曹利用自杀、王德用和名将狄青遭贬死............

宋代政治抑制武人, 以文臣驭兵。但在整个宋代, 文臣领兵没有几次军事胜利的。对西夏的战争就是如此, 大多数的当世名臣如夏竦、韩琦和范仲淹等先后都去了前线, “但既无力征服对方, 也不能扭转被动挨打的基本战局, 不过维持而已”。北宋最辉煌的胜利是平定侬智高叛乱, 而主帅却是狄青。而文人领兵成功大概只有王韶开熙河。文武本两途, 文臣与武将各有所长。汉唐盛世都是文武协力创造的。但宋朝猜忌武将, 以文人统军, 徒然消耗巨大财力与士兵生命。

秦桧陷害岳飞固为无耻， 然其手段亦不过效法张浚及其前辈欧阳修、文彦博等而已。

欧阳修至和三年上《论狄青札子》云:“臣窃见枢密使狄青， 出自行伍， 号为武勇， 自用兵陕右， 已著声名， 自其初掌枢密， 进列大臣， 当时言路者以为不可， 今三四年间， 虽未见其显过， 然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盖由军士本是小人……武臣掌国枢密而得军情， 不唯于国家不便， 亦将不得已而为人所祸者矣。”

所列狄青之罪名难道不是 “莫须有”吗?仁宗还想保狄青， 但文彦博提醒皇帝“太祖岂非忠臣”。遂出陈州， 文彦博并每日两遣中使抚问， 终使狄青惊疑发病而亡。岳飞与狄青命运何其相似， 清人昭璉就感叹:“有宋一代， 武臣廖廖， 惟狄武襄立功广南， 稍为生色， ……乃欧阳公露章劾之。至恐其有他心， 岂人臣为国爱惜人材之道?狄公终以忧愤而卒。其后贼桧诬陷武穆者， 亦袭欧阳之故智也。”

士大夫必欲除狄青而后快， 不仅惧其得人心， “狄青起行伍， 为枢密使， 每出入， 小民多聚观， 叹其拳勇， 至壅马足”。更嫉其不以出身行伍而自卑， 仁宗劝他去其面黥， 他却说:“要使天下贱儿， 知国家有此名位待之也。”这种自信与提高武将地位的意识最为士大夫所难容。故欧公虽承认狄青“事艺实过人。比其流辈， 又粗有见识， 是以军心共服其才能”。但狭隘的政治心胸却贬之“尚未得古之名将一二”。狄青、岳飞都是文武兼修的大将， 不是那种文臣最喜欢的头脑简单的莽夫。因此他们绝难被宋代的政治体制包容。

宋代士大夫诚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精神， 但其文化人格并非完美， 他们还有排除异己， 为维护本集团政治利益不惜牺牲王朝大局的一面。其虽有文化之功， 亦少“女主、外戚、宗王、强藩之祸”， 然实为一种畸形的政治文化， 没有那个王朝只靠修文崇士， 擅写文章辞赋就能够长盛不衰的。一旦外敌入侵， 如空中楼阁的繁荣瞬息就灭。岳飞死后， 不少官僚不仅不为岳飞洗冤， 反助纣为虐， 迫害岳飞家属。“秦桧既杀岳氏父子， 其子孙皆徙重湖闽岭， 日赈钱米以其活命。绍兴间， 有知漳州者， 建言叛逆之后不宜存留。乞缓其所急， 以尽其天命。”这种斩草除根之想法， 可谓狠毒。

岳飞之死虽有其个人因素， 如少自晦， 不像张浚、韩世忠等于临安广置田宅， 使主上放心， 遂犯人君大忌。但须明辨者岳飞其实死于宋代文人政治的陷阱， 其“遇秦桧之奸而不免， 即不遇秦桧之奸而抑难乎其免矣”。应该跪在岳飞坟前的决不止秦桧一相， 亦不必高宗一君， 士大夫官僚也是同谋者。岳飞之死显示了宋代文化的悲剧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