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访谈｜朱子彦：司马懿与诸葛亮的才智可论高下吗？

【编者按】河内郡的司马氏为何同颍川郡荀、陈、钟等大族名士过从甚密？司马懿是如何由文入武的？司马懿与诸葛亮的才智可论高下吗？

近日，《司马懿传》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刊行，作者朱子彦是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秦汉史学会理事。在书中，他对“狼顾相”“禅代与禅让”等问题提出很多独特见解，颇受读者好评。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专访了朱子彦教授，请他谈谈司马懿及其所处的时代。以下为访谈正文。

朱子彦教授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特别考察了司马懿祖父司马儁的交游圈，认为其对司马氏的崛起意义重大。能否简述司马儁的交游圈，其在司马氏的崛起和司马代魏的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司马氏的家风如何？

朱子彦：一般而言，写人物传记总是从传主的童年或青少年时代开始写起，然而本书在撰写过程中碰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传主的第一手资料实在太少，《晋书·宣帝纪》只字未涉及司马懿的青少年生涯。既然无法按照常规出牌，那就只能另辟途径，于是本书第一章的标题就转换为“姓氏、家世、交游圈与门风”。笔者之所以将这个题目引领全书，自有一番深意蕴含其内。上世纪六十年代以降，学界对司马代魏的问题已有了较为充分的探讨，但切入点大都未能超越陈寅恪先生分析的框架，即从魏、晋两代统治阶级的性质来剖析魏晋禅代的原因。陈寅恪的分析固然有发凡起例的影响，但毕竟仅从一个角度来解读魏晋两代的王朝更迭。如何将司马代魏的问题意识从单元引向多元就成了学人将研究引向深入必须重新考量的问题。

司马氏的祖籍是河内郡温县，而荀、陈、钟等大族却祖居于豫州之颍川，河内郡与颍川郡两地相隔数百里，司马氏是如何同荀、陈、钟等大族的名士进行交往的？众所周知，古代交通十分不便，除非发生社会动乱或出仕，一般士人交游的范围都局限在本县或本郡，所以，司马氏同颍川士人的交往，最大的可能是司马儁在颍川太守任上建立起来的交游圈。迄今为止，虽然并无资料可以说明颍川太守司马儁的交游范围，但从司马懿同荀彧、陈群、钟繇等家族过从甚密的关系来看，应该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司马懿同他们的关系可能上溯到祖辈，建立在几代人持续不断交游的基础上，唯有如此，才能形成家族之间的交游网络。

司马懿通过与颖川等士族的联姻积累了深厚的人脉与政治资源，这就为日后控制朝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从司马氏集团形成的过程来看，司马懿父子正是通过建立人际网络、政治网络、权势网络、婚姻网络，争取了大量曹魏旧臣的支持，通过和平方式把他们从魏臣转化为晋臣，从而为司马氏集团日后转化为西晋王朝奠定基础。但如果从深层次发掘、思考，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些网络的起点就是从颍川太守司马儁时开始构建的。通过上述分析，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司马懿是建立西晋王朝奠基人，但构建人际交游网络的始作俑者却是其祖父司马儁。

从司马懿诈风痹来拒绝曹操征辟，忍辱受巾帼，突然发动高平陵之变，一招就制政敌曹爽以死地的诸多历史事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司马懿确实非同凡响。如此的深谋远虑，如此的坚忍不拔，其胸襟、眼光、胆识、才能确非常人所具备！我以为除了司马懿自身所具有的特异廪赋外，还不能排除门风、家风以及父兄对他的影响。司马家族不仅精通儒术，亦深谙老庄道家及申韩之术。将诸子学融会贯通，灵活运用就成了司马氏的家族传统。韬光养晦、深藏不露、坚忍不拔的门风或许也是司马家族于汉魏诸多士族中一枝独秀，亡魏成晋的原因之一吧。

澎湃新闻：司马懿只跟随曹操十二年，且官职不高，为何您说司马懿是曹操事业的最大继承者？

朱子彦：司马懿长寿，一生历经曹魏政权四朝，成为二代君主的托孤重臣。他在曹操时期固然官职不高，但至曹丕时已官居尚书右仆射，抚军大将军。明帝时，司马懿出将入相，历任骠骑将军、大将军、太尉等职；齐王芳即位，司马懿迁太傅，位居上公。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剑履上殿，赞拜不名，掌控曹魏朝政，成为有魏一代地位最高的权臣。

司马懿入仕后不久，曹操就已基本上扫平了北方各路诸侯，三国鼎立的局面业已初见端倪。曹操南征北战，一手开创了曹魏王朝。然而，曹操一生中遇到的最强劲的对手，就是刘备与孙权。刘备、孙权虽实力不及曹操，但也是汉末三国时期数一数二的英雄人物。曹、孙、刘能够三分天下都有各自的优势与实力，三者之间保持着一种大体的均衡，短时间内谁都“吃”不掉谁。上天其实也给过曹操统一天下的机会，在关键的赤壁之战中，如果曹操获胜，则四海归一，可惜曹操没有把握住这次机会，被孙刘联军击败，三国鼎立之势也因此而形成。从此，终曹操一生再也无力大举南下，统一天下的脚步变得迟滞而无力。世人皆对曹操晚年不登九五之位而感到困惑不解，其实曹操不是不想称帝，而是惧怕刘备与孙权，一旦代汉称帝，终究是底气不足！

曹操死后，给时人留下了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谁能做他事业的继承人，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正如世人皆知的，历史最终选择了司马懿。是司马懿及其子孙继承了魏武的未竟之业，历经数十年的奋斗，才于公元263年灭蜀，265年代魏。280年灭吴，扫平四海，完成统一大业。

司马懿高祖司马钧原为纠纠武夫，以战功起家，传之后裔，其家族已成为累世二千石的高门。经汉代社会数百年儒学之风的熏染，从司马儁开始，司马家族已由原来的“将种”完成了向儒生文人的转型。司马懿若秉承家风，治学不缀，至多只能成为如文坛巨擘曹植或建安七子式的文人。然而，汉末魏晋之际为乱世，群雄争霸，干戈不止，整个社会崇尚的是武功。俗语云：乱世出英雄，此“英雄”的含义非同一般，只有具有雄才大略，拨乱反正，建立非凡战功之人才能成为治乱世的英雄。

司马懿掌握兵权时，三国鼎立的格局已经完全形成，魏虽略强，但吴、蜀二国的实力也未可小觑。自公元229年起，吴蜀又重新结盟，对曹魏东西夹击，构成相当大的威胁。对于司马懿而言，不能仅仅满足于治国理政，而必须继承魏武的未竟之业，统率兵马，应对吴、蜀二个强劲的对手。司马懿亲自指挥的几次关键性战役，十分重要，极为成功，为西晋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例如景初元年（237），公孙渊叛魏，自立为燕王，置百官有司，改年号为“绍汉”，意谓其要继承汉朝。若公孙渊图谋一旦得逞，就将改变三国鼎立的局面，而成为四国并列，曹魏就要遭到来自西南、东南、东北三个方向的军事威胁。司马懿平辽东之战，堪称经典战例，表现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智慧，唐太宗赞扬司马懿：“雄略内断，英猷外决，殄公孙于百日，擒孟达于盈旬，自以兵动若神，谋无再计。”绝非是虚夸之词。

为何我们说司马懿是曹操事业的继承人呢？因为在他成为曹魏辅政大臣，特别是掌握兵权之后，确实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司马懿平辽东之前赋诗曰：“天地开辟，日月重光。遭遇际会，毕力遐方。将扫群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告成归老，待罪舞阳。”诗中“肃清万里，总齐八荒”之句可谓是雄视千古，气吞万里，应该是全诗的诗眼。诗言志：这八个字表达了司马懿欲扫平六合，混一宇内的心愿。

历史证明，尽管曹魏占有一定的优势，但统一三国的道路仍然十分艰巨，曹魏不仅要发展经济，增强国力，而且要有打长期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平定天下的任务绝不可能由一二代人来完成。尽管司马懿较为长寿，但在他有生之年仍未能完成统一大业，所以必须由其子孙来继承他的事业。在三国后期，天下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司马昭看准时机，挥师灭蜀，拉开了统一战争的序幕。以往，有些学者在分析西晋统一原因时，特别强调客观条件。即认为三国后期，北方地区经济的发展已超过南方，所以西晋的统一是必然的。其实，即使北方经济实力强大，但如果不发挥人的主观作用，要迅速实行统一也绝非易事。大量事例证明，战争不仅仅是军事的角力，而且是政治、经济、外交、地利、人和等综合力的较量，而其中的“人谋”则显得尤为重要。公元280年，西晋灭吴，四海归一，虽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但如果不是司马炎、羊祜等人具有战略眼光，深谋远虑，长期经营、并最后夺取交州，从战略上完成对孙吴的四面合围，要想一举荡平割据江东八十余年，据长江天险，拥兵数十万、根深蒂固的孙氏政权谈何容易。

《司马懿传》，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

澎湃新闻：司马懿一直担任文官，为何在魏明帝时“由文入武”，且成为魏国的军事重臣？

朱子彦：司马懿高祖司马钧出身行伍，任征西将军。曾祖司马量官至豫章太守，祖父司马儁任颍川太守，父司马防历官至京兆尹。我们从司马量及其子孙所任官职中获得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其家族已受到儒学传统的熏染，开启了整个家族偃武修文、向崇文尚儒的文人世家转型。司马懿入仕之初，任曹操相府文学掾，后历黄门侍郎、议郎、丞相东曹属、主簿、太子中庶子、丞相长史等官，然皆为文职。至魏明帝时，司马懿才正式“由文入武”，恢复其“将种”家族的本色。

司马懿“由文入武”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魏明帝的安排，司马懿身不由己。魏明帝曹叡是一个很有作为的雄略之主，其处事刚毅，明识善断，深谙御臣之道，即位不久就政由己出，使其父曹丕安排的四个辅政大臣形同虚设。他藉口吴蜀战事频繁，多次将曹休、曹真与司马懿调往边境，令其停留京师的时间十分有限，有效降低了三人对中央朝政的影响力。其二，是当时客观形势的需要。魏明帝时期，由于吴、蜀不断地进犯，“孙权、诸葛亮号称剧贼，无岁不有军征。”故曹魏的四方都督责任重大，中央往往派比四征将军地位更高的重号将军，如位比三公的车骑将军、骠骑将军，甚至是大将军、大司马亲自担任。太和元年（227）六月，魏明帝命骠骑将军司马懿驻守宛城，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与已都督扬州诸军事的大司马曹休东西策应，共同对付吴国的进犯。司马懿就任的新职事权颇重，这表明他已完全“由文入武”，成为曹魏都督一方的重要将领。

作为文臣的司马懿，从中央转入地方，并担任都督一方的军事将领，这是其人生历程的一次重大转型。在龙争虎斗，战争频仍的汉魏时期，非用武治戎不能立国。正所谓“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曹操、诸葛亮、周瑜、陆逊等人皆有文治武功，但主要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而威震诸侯，闻名天下。故司马懿若要于日后掌握朝政，则必须要在魏国朝廷中树立崇高的声望，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则必须要建立显赫的军功。曹丕去世后，司马懿虽然成为辅政大臣，但在曹魏政权内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权威。司马懿多谋善断以及其治国理民的政治才能虽已崭露头角，然而，其军事才能究竟如何？尚有待于实战的检验。

司马懿从后半生才开始亲历戎机，指挥魏军，征战南北。其面临的主要军事对手有三人：即孟达、诸葛亮、公孙渊。司马懿对阵诸葛亮，只能采取相持坚守策略。但是其对孟达和公孙渊却取得了完胜。司马懿平定孟达之战，堪称其军旅生涯的杰作，此战的胜利，奠定了司马懿在曹魏军界中的地位，使其在曹魏军界中树立起一定的威望，日后和曹真并立，同为曹魏后期最善于用兵的军事将领之一。

公元228年，魏大司马曹休因石亭之战惨败而抑郁病亡，曹休一死，魏宗室人才凋零，统兵的高级将领只有曹真一人。一年多后，即太和四年，司马懿由骠骑将军晋为大将军。公元231年，诸葛亮发动了第四次北伐，而曹真也恰在其时病逝。因曹魏宗室精英皆已亡故，故司马懿此时已成了挂帅出征、对抗诸葛亮的不二人选。

司马懿取代曹真，执掌兵权，这是司马懿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虽然他并未由大将军晋为大司马，但在曹魏军界已无人能出其右，司马懿俨然成为曹魏军队的最高统帅。但必须注意的是，自曹魏政权肇建以来，不用异姓为帅，已成了祖宗家法。此次魏明帝命司马懿统率大军对抗诸葛亮，显然是打破了祖宗成规。曹叡为何会破例？是他特别信任司马懿吗？恐也未必。最主要的原因是魏国宗室中已无人可以任用。诸葛亮数次大举攻魏，已成为曹魏的头号劲敌，除司马懿、张郃等大将尚可使用之外，魏国此时也出现人才匮乏的局面，故曹叡不得不将兵权交给司马懿。除此以外，曹叡比较自信，认为自己完全可以驾驭司马懿。东晋史家孙盛曾言：“魏明帝天姿秀出，立发垂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断。初，诸公受遗命辅导，帝皆以方任处之，政自己出。”历史事实也证明，魏明帝确实是一代雄主。他在位期间，牢牢掌控大权，谁也不敢有图谋不轨之心。

公元234年，蜀相诸葛亮在与司马懿五丈原对峙时，病殁于渭水军营之中。随着诸葛亮的病故，蜀汉再也不能对曹魏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凭借这一军功，司马懿威望如日中天。《晋书·乐志下》不无得意地颂扬司马懿：“我皇（指司马懿）迈神武，秉铣镇雍凉。亮乃畏天威，未战先仆僵。”虽然这是《晋书》的吹捧，但自从司马懿建此功业后，无论是声望、资历、能力，还是军功，曹魏军政两界已无人再出其右了。

耐人寻味的是，对蜀战争刚一结束，魏明帝即下诏令：“以大将军司马宣王为太尉。”从大将军与太尉职权比较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太尉的重要性和实际权力远不如大将军。那么，魏明帝为何要将刚刚建立显赫战功的大将军司马懿调任为仅具荣誉之职的太尉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曹叡对司马懿产生了疑忌。从曹操时代就形成的曹氏家法和潜规则是：为防范大权旁落于外姓大臣之手，军队统帅或总兵之权必须牢牢掌握在曹氏或夏侯氏之手。但由于夏侯惇、夏侯尚、曹仁、曹休、曹真等宗室大将相继病逝，诸葛亮又不断北伐，对曹魏形成巨大的压力，在曹魏宗室已无人可用的状况下，曹叡迫不得已，才拔擢司马懿为大将军，统兵对抗诸葛亮，这其中多少有无可奈何的成分。诸葛亮病逝，蜀汉也停止了北伐，这让曹叡如释重负，大大松了一口气。既然吴蜀已构不成重大威胁，又何必将兵权交付给异姓大臣呢？所以魏蜀战事甫一结束，魏明帝就免去司马懿大将军之职，改任太尉，这一调任，看来是平调，实际上是剥夺了司马懿的兵权。然而，时势难以逆料，不久，辽东公孙渊叛乱，因朝中无人可委以平叛重任，曹叡无奈之下，只能重新启用司马懿，以致司马懿又再次染指兵权。

司马懿

澎湃新闻：在书中，您提到司马懿和诸葛亮用兵谨慎的一大原因是缺乏实战经验，作为儒将，二人的地位为何如此之高？他们带兵作战有何异同之处？二人才智可论高下吗？

朱子彦：先秦至秦汉，文武不分，出将入相者多矣。汉晋之际，儒将统军作战亦不少见，远不止司马懿与诸葛亮二人。例如曹魏的贾逵、满宠原为曹操相府主簿、从事，都是文臣，后皆带兵出征，位居方岳，为都督大将。满宠戍守淮南，屡挫孙吴大军的进犯，后官至太尉。孙吴周瑜、陆逊亦为儒将，周瑜大破曹操于赤壁，陆逊夷陵之战大败枭雄刘备，孙权三分天下有其一，实赖其二人之力也。西晋羊祜、杜预皆为饱读诗书的儒将，羊祜博学多才，“在军常轻裘缓带，身不被甲。”杜预治军，手不释书，有左传僻，然不能骑马射箭，但他们最终助晋武帝灭吴，完成了统一大业。有宋以降，儒将亦不鲜见，如北宋文臣范仲淹率兵抵御西夏，夏人惊呼：“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明代大儒王阳明平宁王之乱；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亦以文臣身份统兵打仗，平太平天国、收复新疆，被称为清代中兴名臣。正如陈子龙所言：“自汉以后，文武渐分，然犹有虞诩、诸葛亮、周瑜、陆逊、司马懿、羊祜、杜预、温峤、谢玄、韦睿、崔浩、李靖、裴行俭、郭元振、裴度、李德裕、韩琦、李纲、虞允文之徒奋策儒素建功阃外，为时宗臣。彼岂必有抟虎之力，射雕之技哉？不过深明古今之事，能决机宜之便耳。”

为何汉晋之际儒将地位较之纯粹武将更高呢？这是因为汉代儒学兴旺发达，使整个社会浸淫儒术儒风，人们普遍崇尚敬仰经学世家和阀阅门第出身的士人。反之，武人的地位逐渐下降，将门出身也为时人所轻。而兵卒身份则更为低下，“兵卒”、“武人”、“老革”已成为侮辱人的称呼，蜀中名士彭羕得不到刘备重用，竟然当着马超的面，斥骂刘备为“老革荒悖”！东汉以降门阀士族强大，陈寅恪说：“儒家大族之潜势力极大。”高门大族出身的士人鄙视出身寒微的武夫。例如曹魏名将邓艾出身低微，“为农民养犊。”是司马懿发现了他的才能，才得以步入仕途。尽管他表现出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但从来不能参与司马氏集团的决策。构成司马氏集团的核心，大都是与司马氏兄弟有通家之好的汝颍大族子弟。他们在社会阶层、文化取向上与邓艾有明显的差别。邓艾立有平蜀大功，却蒙冤而死，虽有其恃功骄狂的因素，但亦有遭士族倾轧的成分。

不要说像邓艾这样出身寒微的武将令人侧目，即使是累世簪缨，门第高贵的望族，只要前辈担任过武将，也会被人诟病。司马炎贵为天子，为西晋王朝开国之君，司马氏家族也是累世二千石，跻身于汉魏士族行列。然而，河内司马氏虽说是汉末儒学大族，却非第一流高门，且先世乃武将出身，故与当时第一流的世家大族，如弘农杨氏、汝南袁氏、颍川荀氏相比，仍然有不小的差距，故晋武帝被受其“专房之宠”的胡贵嫔重提“将种”家族的往事，仍然会感到脸红，“甚有惭色。”

诸葛亮、司马懿资兼文武，出将入相，其地位之高在当时实属正常。不管后世之人站在何种角度，何种立场，都不可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司马懿与诸葛亮都是天纵英才、略不世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们俩人均精通兵法，足智多谋。从战争的过程与结局来看，孔明、仲达俩人的才智大体相当，可谓是旷世英才。然而后世好事者，还是欲将俩人比一高低。孙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述佐篇》，专论诸葛亮和司马懿才能的优劣高下。张俨认为，诸葛亮凭藉巴蜀一州之地，就能在综合国力比自己大数倍的曹魏境内杀进杀出，如入无人之境，司马懿只能“自保全而已”，完全奈何不了对手。所以诸葛亮的才智要高出司马懿一筹，如果不是诸葛亮早逝，其北伐大业就能够成功。然而，唐太宗李世民的看法却和张俨并不相同，在李世民的心目中，司马懿的军事素养和军事实力，是高于诸葛亮的。诸葛亮仅仅是治军严谨的统帅而已，军事实力和军事才能均不如司马懿。

我以为张俨与李世民所论都有偏颇，诸葛与司马用兵各有特点，很难评判俩人军事才能的优劣长短。如同诸葛亮用兵谨慎，不敢弄险一样，司马懿与诸葛亮交兵，也同样十分持重，不敢轻敌。司马懿虽然熟读兵书战策，但终究不像曹魏的五子良将，是纯粹的行伍出身，实战经验十分丰富。司马懿并非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原是曹操丞相府的文学掾，曹丕称帝后，任侍中、尚书右仆射，长期在曹魏中枢机构处理政事，所缺少的就是行军作战、戎机战阵的历练。至曹叡时代，才因缘际会，涉足军旅，并逐渐成为统兵作战的大帅，可见他是半路出家的儒将。在同诸葛亮交手之前，他带兵征战的主要胜绩就是平定孟达叛乱。然而，诸葛亮绝非孟达可比，刘备死后，诸葛亮大举北伐，已成为曹魏的头号劲敌。司马懿的过人之处，就是他能够审时度势，知己知彼，料敌先机。他知道诸葛亮是天下奇才，不好对付。碰到诸葛亮这样的对手，他岂敢轻敌，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司马懿只能凭险据守，以防御战拖垮诸葛亮，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虽然诸葛亮不是用兵如神的军事家，但是他治军严谨，赏罚有度，蜀军训练有素，作战勇猛，这使司马懿视诸葛亮为劲敌。诸葛亮对于军士的训练极为重视，陈寿称他“治戎为长”；袁准说他的军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说明蜀军是训练有素的。诸葛亮初次北伐时，未听魏延的建议，不肯直接攻击关中。其原因之一是自知蜀军的战斗力还不够强大，和魏军正面交锋没有必胜的把握。

街亭之败后，蜀军经过诸葛亮悉心的艰苦训练，作战能力大为提高。诸葛亮为了改变蜀汉兵力不足的劣势，就对古代兵法中的“八阵”潜心研究，推陈出新加以改进，其中既有继承又有创新，这就是诸葛亮“八阵图”之所以见重于当时并享誉于后世的主要原因。八阵图练成之后，诸葛亮信心满满地说：“八阵已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其实，这并非是诸葛亮自我吹嘘之辞。自陈仓之役设伏斩杀魏国大将王双以来，蜀军“自来自去” ，还未曾在野战中输给对手。晋人袁准分析蜀军能征惯战的原因时说：“亮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此所以能斗也。”由于蜀军拥有极强的战斗力，诸葛亮又足智多谋，行军布阵极其周密，这才使司马懿无计可施。

不管陈寿如何评价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说他“治戎为长，奇谋为短”也好，“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也罢。我认为在三国时代，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仍然是第一流的。面对综合国力数倍于己的强大的魏国，诸葛亮以攻为守，主动向曹魏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而且能做到“退若山移，进如风雨，击溃若摧，合战如虎”，是很不容易的，可谓创造了古今战争史上的奇迹。

司马懿精通兵法，深晓韬略，也是三国时期第一流的军事家。考察他生平所指挥的几次重要战役：如太和元年，击败吴国诸葛瑾进犯襄阳之师；太和二年，倍道兼行击破固守上庸的孟达；景初二年，悬军万里深入辽东，攻灭公孙渊，都是与敌军摆开阵势，决胜于战场，从无畏惧。可是对于诸葛亮的北伐，司马懿虽然拥有“雍凉劲卒”，却持重不战，徒贻“畏蜀如虎”之讥。其实，司马懿并非不想一战而尽歼蜀军，立不世之功于关陇，无奈诸葛亮足智多谋，蜀军又是久经训练的劲旅，他审情度势后感到并无取胜的把握，遂采取固守不战以老蜀师的战略。他认识到，蜀军远道而来，利在急战，自己野战不是诸葛亮的对手，但可利用蜀军需长途运输、粮食困难的弱点，坚壁不战，迫使其粮尽退兵。

总之，诸葛亮和司马懿都是那个时代的天下奇才，他们的军事谋略，用兵才能旗鼓相当，难分伯仲。两人联袂在三国战争史上演奏了一幕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历史活剧，其精彩程度足以彪炳千秋，垂范后世。唐代大诗人杜甫咏颂诸葛亮云：“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我以为诗中“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之句可以为诸葛亮、司马懿两人共享，因为他们都是三国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诸葛亮

澎湃新闻：诸葛亮的历史形象颇为正面，而司马懿却留下残暴嗜杀、老奸巨猾的形象。您在以往文章中曾说诸葛亮也曾有代刘自立的想法，但是时机不成熟，在本书中，您也写到诸葛亮为了荆州集团的利益“借刀除孟达”，从而丧失了从东三郡出兵的战略可能，进而导致北伐失败。对于历史人物评价的问题，您有什么看法？

朱子彦：从东汉至隋唐的历史来看，司马懿是汉末三国乱世走向短暂统一的奠基者。大体而言，中国历代王朝的雄主，尤其是开国之君，其底色与司马氏并无二致。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封建正统观的影响，司马懿及其子孙在国人意识中多是负面形象。阴狠、狡诈、篡逆，甚至有“三马同槽”、“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等典故流行于世。作为一代人杰的司马懿几被“层累”地做成了似乎无可逆转的“大白脸”。历史从来都是“当代史”，历史人物的定性，从来取决于书写者的认知或设计，官修史书尤其如此。司马懿被后人长期诟病，主要是源于他的“狼顾相”和发动“高平陵之变”。魏晋以降的不少人都讥讽司马仲达父子狐媚取天下。

以儒家伦理道德来看，是否忠孝仁义诚信是衡量君子与小人的标尺。君子尚德崇义，“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特别是有宋以降，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儒学各个学派强调“内圣外王”“正心诚意”之后，对个人的道德修养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对君主、统治者而言，过分强调伦理道德恐怕将难以成就大事，更遑论治国平天下。马克斯·韦伯曾经提出“卡里斯玛”型的权威和人格。卡里斯玛（charisma）原意为“神圣的天赋”，来自早期基督教，初时指得到神帮助的超常人物，后来引申为具有非凡魅力和能力的领袖。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卡里斯玛”品质的人，大都是王朝鼎革时期的开国之君，他们为了能夺取江山社稷，往往不择手段，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权术和谋略，本来只是带兵将帅在军事上运用的“兵不厌诈”和《孙子兵法》中的各种谋略，到了具有“卡里斯玛”品质的帝王那里，已经将兵不厌诈的权术广泛地运用到政治斗争层面。

卡里斯玛型的人物需要具备独特的智勇双全的政治品格。其智，即富于权谋，随机应变，胸藏韬略，拔擢人才、纳谏如流、豁达大度；其勇，不是指匹夫之勇，而是指杀伐决断，坚忍不拔，善于韬晦，翻云覆雨，雄猜嗜杀。我在叙述传主功业的同时，力图从现代心理学视角，剖析古代政治家的人格，揭示出传主所具有的复杂深刻的卡里斯玛特质。高平陵事件中，司马懿指洛水为誓决不杀曹爽，然而最终却夷其三族，此事历来为世人所诟病。但如果我们开拓历史的视野来看，此类事多矣。楚汉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刘邦、项羽两方皆已疲惫不堪，故于鸿沟议和，中分天下，休兵罢战。项羽将刘邦老父妻子等人质放还，撤军退回楚地。但刘邦却采纳了陈平、张良之策，毫不犹豫地撕毁了墨迹未干的鸿沟之约，率兵追杀项羽，最终逼项王自刎于垓下。史家每每斥责汉高、明祖诛杀开国功臣，斥之为雄猜嗜杀，阴狠歹毒，无情无义，流氓行径。殊不知权力之争可以完全置亲情于不顾，为了争夺最高统治权，即使父子兄弟亦反目成仇，何况异姓君臣哉！唐初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诛兄杀弟，逼父退位，手段之凶狠绝不亚于汉高、明祖。王夫之从儒家伦理道德层面上对李世民痛加斥责，认为：“太宗不可复列于人类也。”然而，船山先生的这个看法终究带有些书生气，如果李世民拘泥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儒家亲情，不发动喋血宫门的政变，那里会有后来被万代称颂的“贞观之治”。由此可见，卡里斯玛的品格中具有超乎常人的强大能力，正所谓行非常之事，需有非常之人也。

研究三国人物，诸葛亮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熟读寿志后，我愈益觉得，诸葛亮既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但其身上也有不少卡里斯玛的气质。这个问题，治魏晋史大家周一良、田余庆先生都曾指出过，只是他们在文章中点到为止，没有展开检讨与分析。长期以来诸葛亮的事功、智慧、德操皆被世人无限夸大，很多治汉魏史者也对不利于诸葛亮形象的史料记载视而不见。比如诸葛亮北伐时，孟达本欲起兵配合诸葛亮，夹攻曹魏，这对于蜀军极为有利，但诸葛亮不顾北伐大局，反而借司马懿之刀诛杀孟达。另外，他还排斥打击李严、魏延、廖立等人，导致蜀汉后期人才极度匮乏。关于诸葛亮有“自取”之心的观点虽经我缜密考订（可参阅拙文：《九锡制度与汉魏禅代》，《人文杂志》2007年第1期），推论有据，但似乎大多数人仍难以接受。我想，这可能还是受到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以及《三国演义》把诸葛亮塑造成忠君圭臬，道德楷模的影响，加之传统的儒家纲常伦理道德观的深入人心，“篡位”之词被严重污名化。其实要是诸葛亮真的北伐成功乃至统一天下，他完全有资格受禅，代汉称帝应视为顺应历史潮流。正如古人所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历史学中永无止境的课题。因为历史需要沉淀，许多历史人物都不能盖棺论定。人之行为的悖论，难以逆料，人性之曲折隐秘，复杂微妙，所谓知人论世谈何容易。而评述历史人物，最易犯的毛病，就是褒之捧入九霄云外，贬之打入十八层地狱，而捧煞、棒煞的症结，就是不能实事求是，尊重史事的真相。我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不要过度注目于某些历史积案的是非，也不要简单地用后世的是非观、价值观来判断历史。特别需要摆脱历史人物道德化的研究方法。对司马懿的认识，应该跳出权臣“篡位”说。从大历史观来看，司马懿既是曹魏政权的掘墓人，但同时也是曹操统一事业的继承人。这个看似二律背反的历史现象在司马懿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对司马氏统一全国的功绩，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做出了高度评价：“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开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司马父子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使天下重归一统，这是评价司马懿最主要的标尺，也可作为评价其他历史人物的参照系。

（朱婷婷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