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晚10:10
如果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幕，那么拉开这幅大幕的前奏曲，无疑是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恢复高考。这一年的高考，是继1977年12月由各省市自行命题高考后的第一次全国统一命题考试。半年之内，共有1160万考生亲历其中，成为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对于40年前的7月20日这一天，我从来都不需要想起，因为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是我人生命运重大转折的日子。这一天，我以一名“老三届”学生的身份，走进了中断十余年的神圣考场。从家到考场所在学校的这条路，是我上初中和高中不知走过多少遍的路，但今天重新踏上它时，恍如隔世一般，觉得好长好长呀，步子迈得好重好重呀！我的祖父是1902年成立的山西大学西学专斋第一班保送学生，但因母病中断了学业。我的父亲在河汾中学读初二时就考上了太谷铭贤高中，又因战乱错过了大学升造。哥哥和姐姐本已考上高中，却因家庭困难而过早参加了工作。我则一帆风顺地从小学一直考到高中，而且一以贯之是班级的学习委员。正当我信心满怀地准备考大学，上大学的时候，大学停业招生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苦涩过、忧伤过、迷惘过、漂泊过，但一直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1977年晚秋，恢复高考的喜讯像春风般吹暖了我这颗几乎枯萎了的心。然而此时的我已成家立业，上有老，下有小。即使考上，学习期间谁来养家，谁来种田……在犹豫不决之间，报名时间已过。但当真的看到七七级新生告别黄土地去上大学时，我心有不甘！善解人意的妻子说，去考吧，有我。这精神上的支柱敦促我立马找出残缺的课本，开始了新的冲刺。从此，我每天凌晨两三点钟就披衣而起，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把学过的和未学的教材一页一页地翻，把重要的公式一个一个地抄，把课本上的习题一道一道地做，把每天报纸上的重大新闻一条一条地记。轻轻地翻书写字，静静地阅读背诵。到天亮时分，赶紧骑车到十多里外的社办企业上班。就在那坑坑洼洼的路途中，也在脑子里一遍一遍地过电影：什么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什么东西南北的铁路网，什么二次函数和高次方程，什么唐诗宋词和名篇名著。总之，路上的时间不能白走。工作上尽量不耽误，复习时间只能自己挤。没有老师辅导，没有同伴研讨，没有时间进城买复习大纲，也没有机会参与任何检测模拟考试。全凭闭门啃书，独自苦学。面色憔悴了，体重减轻了，但考学的信念没有垮。记得一次在病重发高烧的幻觉中，还出现了文革大串连时逗留在北大未名湖和水木清华园的情景，还在编织着五彩斑斓的大学生活。开考这一天，离进考场还有两个多钟头，去考场的路上已是川流不息，人头攒动。校门外几棵硕大的洋槐尽管如云如盖，但也难遮仲夏的炙热。“槐花黄，举子忙”。此时此刻这个小县城空前的赶考盛况，远远胜于影视里大唐长安举子们考取功名的情境。人群中，有十七、八岁的应届毕业生，也有年过三十的“老三届”高中生，稚气未脱的半大孩子与满脸沧桑的学长形成了巨大的人生反差，其余绝大部分是已进入社会而又重新复读的工人、农民、干部、待业青年等。我环顾左右，蓦然发现一个年龄与我不相上下，但看起来却有些臃肿的中年妇女，在众目睽睽之下，正开襟给婴儿喂奶，旁边站着的显然是她的母亲。还有许多送考的大人们，仍然不放心地对孩子叮咛着……这是多么奇特的一幅场景！考完上午的政治，中午刚吃过午饭，胃里便翻天覆地地呕吐起来，我稍作休息，不顾一阵紧似一阵的痉挛，踉踉跄跄返回考场，坚持了下午的考试。最后一天考的是语文，作文题目是将1600余字的文章“时间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缩写成500-600字。当我得心应手地答完试卷走出考场，忽然看见在校门外接考的人中站着消瘦的父亲，他老人家骑着单车竟从30里外的孝义赶到汾阳，我不禁双泪濡目。是勉励？还是安慰？我不得而知。也许这就是所谓“可怜天下父母心”吧。20多天后，得知自己的考分达到了录取分数线，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在焦急地等待中，一纸山西师范学院吕梁专科班的录取通知书由邮递员亲自送到妻子手中。此时我正跟着拖拉机在乡下耕作，当妻子迫不及待地找到我时，我简直像范进中举一样兴奋极乐起来。这张录取通知书承载着祖辈人未圆的夙愿啊。十二年的寒窗苦读，十二年的蹉跎岁月，仅靠几个月的捡拾打捞，虽与年少时代的憧憬差之千里，但在全公社127人参加考试、只有3人被录取的情况下，着属不易，我知足了。初办的三个班（数学、物理、英语）经几处选址，最后设在汾阳师范校园内。这块蕴含着深厚文脉和气韵的风水宝地，曾是清康熙中期吕梁最早的“棠荫书院”。三百多年来，虽多次易主改名，但总是首开吕梁不同时期新学的先河。而专科班的创办，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吕梁教育史上又一个新的里程碑。如此看来，它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吕梁高等教育的鼻祖。置身于此，我丝毫没有因它的名气低微而觉得位卑，反而以自己能作为吕梁高等教育的首届毕业生而感到了骄傲。回顾当年，那是一个明霞满天，歌吹遍野的年代，也许是那个时代特殊的社会氛围，校园里也同样日日夜夜鼓涌着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思考。作为时刻准备着投身于建设新生活的同学们，热情似火，如饥如渴地珍惜学习时光。那时，喇叭裤，披肩发，迪斯科等新潮已风靡全国，但校园里涉猎者很少，就连芳华妙曼的男女同学，也鲜见有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最可敬的是，集中在这里全区最优秀的老师们，都能在炎热的暑假里为学生无偿补课。真正应了当时的一句流行话：把被“四人帮”耽误了的时间抢回来。对于我，重返读书年华，总是少有闲暇，总觉时日匆匆，总怀一种虔诚的“皈依感”，去补偿青春遗憾，期许将来在新的岗位上默默耕耘，犁出一方绿地，刈得一束收获。常记那灰色小楼里度过的每一个日子；常记那瓦房教室中听过的每一节课程；常记那夏日薄暮、林荫道上一圈一圈的漫步；常记那月上柳梢、阅览室前进进出出的身影。更难忘那电影《泪痕》的拍摄现场，在影片中留下了我们敲锣打鼓、列队庆祝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的镜头，还难忘那中国女排在日本首获世界冠军的狂欢之夜，我们秉烛游园，击缶而歌，由衷地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可以说，负笈汾州三年所经历和收获的，是一份满满的、沉甸甸的正能量，正是这些正能量引顾我厮守杏坛几十年，没有因文革坎坷而磨灭对祖国的忠诚，没有因社会变革而放弃对事业的追求，也没有因成材晚而减弱对生活的向往！岁月悠悠，人生如梦。40年前的高考，似曾昨天。今日深情忆及，谨作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永远的纪念。
作者简介：任承德，山西孝义人，出身书香门第，教育世家，是民国时期孝义著名教育家任福田之孙。系山西师范学院吕梁师专班（吕梁学院前身）首届毕业生。任教于央企孝义铝矿子弟学校，现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