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超现代时代”，人类正在走向浅薄
随着消费经济的飞速发展，之前在历史长河中还未实现的对于减轻痛苦的期许，今天已经变成“实现了的乌托邦”、富足的“物质化乌托邦”[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美国，空间的思考》（L’Amérique ou la pensée de l’espace），收录于《公民身份与城市性》（Citoyenneté et urbanite），巴黎：Seuil出版社，Esprit丛书，1991年，第156页。]。不再是一个寄希望于明天的理想或计划，而是大量的、能够在此时此地就减少人类生活之苦的技术和商品。在两个多世纪的进步主义预言之后，商品经济确保了在必需品的负担面前，物质主义之轻的胜利。
在大众消费辉煌的时代，全体人口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据富拉斯蒂耶说，法国在1946年至1975年间的变化比1700年至1946年更大[让·富拉斯蒂耶（Jean Fourastié）：《辉煌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巴黎：Fayard出版社，Pluriel丛书，1979年，第47页。]，其间，国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两倍，最低工资提高了三倍。生活条件的显著提高令人惊叹：脏乱的居住区减少了，居住环境得到了总体改善，家家户户的供暖完成了电气化、机械化改造，现代的基础便民设施得到了普及。到70年代末，超过3/4的工人家庭拥有汽车、电视机、冰箱、洗衣机。
正是从那时起，“轻”的原则开始在细节和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现代物件能简化日常的各种任务，节省时间，带来卫生与舒适，将妇女从古老的家务苦役中“解放”出来。各种“黑色产品”，即所有的视听设备，使得娱乐世界通过电视和音乐卡走进入了千家万户。家务的机械化促进了大众旅游，因为它令更多的人走出日常生活，走向大千世界，去海边或山里度假，去旅行，溜到离家很远的地方闲度周末。关于舒适、假期、娱乐的轻松神话进驻到大众的日常与憧憬之中。
消费主义之轻的社会普及
通过在大众范围内传播消费品，资本主义推广了一种新的生活理念、一系列新的规则，它们是轻对重的观念性胜利。借助消费资本主义，轻的胜利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上，也同样体现在文化、理念、价值观等方面。新的文化类型在打造日常文化的过程中建立起一种经济，这种新的文化类型就是本质上为“轻”的文化，它聚焦于享乐主义和趣味性的领域。通过物品、广告、娱乐、媒体、时尚，消费资本主义向大街小巷的每一个拐角颂扬享乐，鼓励人们活在当下，尝试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它为一定程度的无忧无虑辩护。大写的意识形态让位于一种及时享乐的伦理观，一种以享受身体、时尚、假期、新鲜商品为主的嬉戏、享乐的文化。一种有关轻便生活的理念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趣味道德观”使宏大的集体目标、奉献、清教徒般的苦修失去了以往的重要性。人们已经有权利以轻松的方式生活，放下等待，享受此时此刻。
如果说，自18世纪以来，文学共和国反抗宗教伦理，成功地恢复了幸福生活和愉悦感的地位，那么，两个世纪之后，是经济秩序令它们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大众伦理：对愉悦之轻的颂扬不再依赖于哲学的书写，而是通过消费经济的物质设施和思想机制来完成。这便终结了传统上对愉悦之轻的鄙夷：愉悦之轻不再是一种道德错误或可耻的缺点，它被视为一种符合人类欲望之“真相”的生活理想。不愉悦的生活不再是真实的生活；不带有消费主义之轻的生活无异于枯燥、无望的生活。
由消费资本主义传播的是一种以趣味和娱乐为特点的享乐主义文化，一切都在引人走向愉悦，一切都在煽动人逃入某种清醒的梦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消费品被包裹上趣味和青春的光环：点唱机、电动弹球、矮座摩托、半导体收音机、密纹唱片、流行家具、牛仔裤、迷你裙，如此多的产品，关系到年轻、情欲、娱乐，揭示出消费领域的娱乐性减负的进程。五花八门的电影、电视剧、娱乐活动、电视节目和音乐创造了一个持续中的娱乐世界。从广告到新闻，从漫画到各式节目，从小工具到设计，几乎无处不体现着一种有趣、幽默的修辞，它利用长期的娱乐气氛否定了沉重与严肃的意义。
诱惑资本主义组织的是一个由各种娱乐符号和对悲剧的否定所支配的世界。不再需要教化灵魂、反复灌输高等价值观，不再需要培养模范公民：只需要为了大卖而去娱乐。一种充满意义和责任的文化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逃避的、娱乐的、强调悠闲权利的文化。符号与意义之轻吞噬了整个日常生活。
持续地提供消遣，不间断地传播图像和音乐，用娱乐符号处理一切问题，将所有事物（文化、信息、艺术）转变为娱乐产业的表演，消费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娱乐普及化[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娱乐至死》（Se distraire à en mourir），巴黎：Flammarion出版社，1986年。]的文化。这种氛围前所未有。在前现代社会中，节日是与固定的日期相连的；在习俗和宗教的规定下，节日承担着主要的社会功能和象征功能：更新宇宙秩序，确保团体的凝聚力，加强集体情感。现在已经不是那样了：“轻”似乎体现在一切事物上，它成了一种只为消费者个人主义的愉悦而存在的长期环境。我们谈的不是“娱乐的法西斯主义”（斯洛特戴克），而是被轻的原则所改变的一种经济、一种文化。
即便是新闻领域也不能完全避开这个逻辑。或许，新闻不断地向外传播大量的悲剧图像，披露各种丑闻，报道的事件一个比一个悲惨：在这份把世间的一切悲痛都带入公众视野的名单里，没有半点喜悦。内容各异的消息被高速处理，它们是不连续的，彼此毫无关联，它们就这样互相排挤和取代：不过几秒钟，人们就从骇人听闻的悲剧转到了娱乐消息。这种急促的节奏下，连悲剧也笼罩着“轻”的氛围。新闻节目所起的作用类似于某种日常动画，某种耸人听闻的情绪表演。其内容或许是可怖的，其整体形式却是轻的，它已经向轻浮的法则、遗忘和表演性投降了。
在超现代时代中，随处可见对“轻”的崇拜。消费主义之轻并不可耻，但当它变成占绝对优势的、无处不在的生活法则，它便是人类的浅薄。
法国哲学家吉勒·利波维茨基，从生活消费、瘦身健康、材料科技、艺术、时尚、建筑设计、家庭与性、政治与思想这八个角度分析当代世界中体现出来的轻，帮助我们清醒地认识尚处于萌芽阶段的轻文明。
轻文明并不代表轻松的生活；社会和政治规约都日渐宽松，可心灵本身却更加沉重；一切都更轻盈、更灵活，生活却表现出迷茫、不安全感和高度的脆弱。
真正的轻呼唤勤奋、守纪和承受痛苦的勇气：它在于用严格的要求来自我约束，“带着镣铐起舞”。正是在对抗现代世界的躁动与狂热中我们才能真正变“轻”。
吉勒·利波夫斯基：法国哲学家，关注后现代问题。著有《空虚时代》、《蟪蛄帝国》、《义的终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