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约撰《宋书》

《宋书》一百卷，为南朝齐、梁间沈约所撰。沈约（441—513年），字休文，南朝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县西）人，先后在宋、齐、梁三朝做官，旧史一般称他是梁朝人。沈约出身于门阀士族家庭，历史上有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的说法，足见其家族社会地位的显赫。沈约从少年时代起就很用功读书，白天读的书，夜间一定要温习。他母亲担心他的身体支持不了这样刻苦的学习，常常减少他的灯油，早早撤去供他取暖的火。青年时期的沈约，已经“博通群籍”，写得一手好文章，并且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二十几岁的时候起，用了整整二十年时间，终于写成一部晋史。可惜，这部晋史没有能够流传下来。

在沈约之前，已经有人开始撰写南朝刘宋皇朝时期的历史了。最早撰写刘宋“国史”的是科学家何承天。他在宋文帝时以著作郎身份，起草了宋史的纪、传和《天文》、《律历》、《五行》等志，其中人物列传只写到宋武帝时期的一些功臣。后来，又有山谦之、苏宝生等相继续作宋史，但都中途而废。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年），徐爰负责修撰宋史。他在前人撰述的基础上，写成“国史”六十五卷，上起东晋末年，下迄大明时期。所有这些，都为沈约撰《宋书》提供了文献资料。

沈约接受撰写宋史的任务，是在南齐永明五年（487年）的春天。他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即在第二年二月，就首先撰成《宋书》纪、传七十卷。起于东晋安帝义熙之初，终于宋顺帝昇明三年（479年），记东晋末年及刘宋一代史事。这是沈约撰写《宋书》的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宋书》八志三十卷的撰成。从《宋书》志避梁武帝父亲和梁武帝本人的讳来看，它的撰成，很可能是在梁武帝时期。沈约撰《宋书》的经过大致如此。

《宋书》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是很突出的。比如《宋书》的传，与以前“正史”相比，就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创立家传的形式。以前史书列传所记人物，一般不附记传主后人之传，而《宋书》则改变此例，开以子、孙之传附父、祖之传的先声。故《宋书》所记人物，多为门阀地主，而且把门阀士族所重视的家传也引入正史了。如《宋书》卷四十二《刘穆之传》，后面就附有“长子虑之”、“虑之子邕”、“穆之中子式之”、“式之子瑀、“穆之少子贞之”、“穆之女婿蔡祐”等人的传；卷七十七《沈庆之传》，后面附有“子文叔”、“庆之弟劭之”、“庆之见子僧荣”、“僧荣子怀明”、“庆之从弟法系”等传。这种家传式的列传，在《宋书》里是不少的。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地主居于统治地位，社会风气崇尚门第、家族史和谱系之学在史学上的反映。第二，创《索虏传》以记北魏史事，正如北齐人魏收撰《魏书》以《岛夷传》记南朝史事一样。这是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在史学上的一种不正确的反映。第三，在类传中增立《孝义传》，标榜所谓“孝行”、“孝廉”。这是魏晋统治者鼓吹“以孝治天下”的遗风。为什么要强调以孝治大下呢？正如鲁迅所说，这可以掩盖统治者的不忠，掩盖皇位是“巧取豪夺而来”的不光彩的历史。

《宋书》的志，也很有特色。一是八志多从三国讲起，有的更追述到东汉，表明作者极重视典章制度的沿革流变。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的传统。八志之首有一篇《志序》，概述志的源流和《宋书》志的缘起，也讲到志的撰述之不易，所谓“渊流浩漫，非孤学所尽；足蹇途遥，岂短策能运”。梁朝江淹说过：“修史之难，无出于志。”他的这句话被后来的史家一再引用，说明中国古代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一种共同的感受。《宋书》的《志序》是一篇不可不读的好文章。二是《宋书》的《礼志》和《乐志》分别占了五卷和四卷，几乎占了整个志的篇幅的三分之一，这在以前的“正史”中也是不曾有的。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十分讲究“礼法”。《宋书·王弘传》记王弘说：“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王太保家法’。”有的史书还说；“弘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人讳。”真不愧是门阀土族讲究“礼法”的楷模。《宋书》重视礼志、乐志，洽是这种社会风气的反映。三是《宋书·州郡志》详尽地记述了东晋以来北方人口南迁及侨置郡县的具体情况，是一篇反映人口变动和区域建置变动的重要文献。《州郡志》序说；“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当时社会的动荡于此可见一斑。四是创立《符瑞志》，从远古到刘宋，历举许多神怪荒诞之事，宣扬所谓“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目的是要为统治者的统治编织神圣的外衣。因而它的封建性糟粕就更多一些。不过，它也讲到一些自然现象，如果用今天的科学眼光来看待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在沈约同时和沈约以后，还有一些人撰写过刘宋皇朝时期的历史，但都失传了。因此，《宋书》的价值就越发显得重要了。（瞿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