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云燕铭:我才是李铁梅第一人(上)

提起样板戏《红灯记》,大多数人都知道,机灵、懂事、勇敢的李铁梅的扮演者是刘长瑜,也知道该剧大量吸取了沪剧《红灯记》和哈尔滨京剧团排演的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的演出经验,但对哈尔滨京剧团排演的《革命自有后来人》提及不多,对李铁梅的主演云燕铭涉及更少。殊不知,在云燕铭的演艺生涯中,她比更多受到“文革”冲击的艺术家罹难更早,被“解放”也更迟,大好艺术年华几乎断送。

少时初学艺

1926年2月10日,云燕铭生于山西大同的一个小康之家。父亲罗子临原是广东南海人,因逃婚离开家乡落脚于山西大同。罗子临读过私塾,进过西学堂,受过良好教育,很快便在大同立足,并获高薪。随后罗子临认识了自己未来的丈人安永义,安永义是老一辈伶人,科班出身,先学习刀马旦,因身材高大,嗓音嘹亮,后改唱武花脸。安永义的女儿也是京剧演员,艺名新兰秋。在众人的撮合下,罗子临与新兰秋结为夫妻,先后生育了罗篪等一干儿女,罗篪为长女,字钜壎——她就是后来的云燕铭。

罗子临有文化,又积蓄了一些资本,于是和朋友合伙到北平房山县开办了一家“房山煤炭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成为老板。较为富裕的生活,艺术气息浓厚的家庭,使得云燕铭自小获得良好的教育。但仅过几年,罗子临在生意上受骗,以致公司破产,生活一下变得窘迫起来。此时罗子临与新兰秋已育有五个孩子,生活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孩子生病要靠典当家什才能买上药,就是这样,云燕铭的大弟弟还是因病夭折了。

罗子临面对家庭的重大变故,自觉无力支撑,便与新兰秋离异,带着小儿子纪权回到了广东。养育云燕铭及其他孩子的重任,就落在了新兰秋和安永义身上。

安永义和女儿新兰秋不得不重新收拾行头,开始闯荡江湖,主要在河北、山东等地演出。失去稳定生活的云燕铭听从外祖父的建议,六岁时开始学戏,她的戏剧人生由此开始。在山东淄博地区演出时,安永义认识了一位小花脸演员朱喜芬,他是喜连成科班出身,师从萧长华。朱喜芬三十出头,只身一人在外闯荡,安永义有意招他为婿,朱喜芬入赘成为安永义的新女婿、云燕铭的继父。安永义、新兰秋能独闯江湖,可见技艺不凡,现在再加上科班出身的朱喜芬,使云燕铭有了比较规范的学艺环境。云燕铭一家首先在济南立足,成为济南游艺园剧场的台柱。马连良到济南演出时,朱喜芬还给他配过戏——马连良也是喜连成科班出身,算起来还是朱喜芬的师弟。此时的马连良已蜚声梨园,如日中天,马派艺术也逐渐成型。能给马连良配戏,说明云燕铭一家具有投身梨园的资本,马连良对年幼的云燕铭也颇为看好,认为是“角儿”的料。

起步南京舞台

为拓展更大的生存空间,1934年云燕铭一家在朱喜芬的带领下来到上海,在天蟾舞台“傍角”,给天蟾舞台的头牌老生李桂春配戏。李桂春正是后来著名表演艺术家李少春的父亲,此时的李少春还是15岁的少年,云燕铭就和李少春一起学艺。李家在武生戏上有专攻,为云燕铭在武戏上打下了坚实基础。老一辈艺人对艺术追求的执着精神,给云燕铭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李桂春在演出《打金砖》时崴伤了脚,但他一直坚持到演出结束,等脱下戏靴,脚脖子居然肿得和小腿肚一样粗,李桂春并不以为然。李桂春对儿子李少春的要求也极为严格,打骂责罚是常有的事,李少春后来能成为知名艺术家,与此不无关系。

此后,云燕铭一家又加入了厉家班。云燕铭加入厉家童伶班。这一年她10岁,受到严格的科班教育,在演出《三娘教子》中王春娥一角时受到好评。但随着抗战的开始,厉家班南下四川,云燕铭一家暂时失业,以打工帮佣糊口。为不荒废技艺,新兰秋将自己的青衣戏倾囊传授给女儿,又请刘玉琴专门教授靠功。云燕铭的功底越来越好,戏路也越来越宽。

朱喜芬在上海已经唱出一定的影响,南京更新舞台老板秦昆山闻名前来邀请其全家去南京唱戏。南京成为云燕铭舞台艺术正式起步的地方,这一年云燕铭还不到12岁。

云燕铭起步于南京更新舞台也属偶然。原来,朱喜芬只给她在连台本戏《西游记》中安排了个小角色,但出演比丘尼的女演员突然不辞而别,这可急坏了老板秦昆山。结果这一意外给了云燕铭机会,她主动向继父朱喜芬提出顶替角色的请求,不仅令朱喜芬,也令老板秦昆山喜出望外,当即拍板由云燕铭顶替,并给她起了个艺名“云燕尘”,这是云燕铭的第一个艺名。

多年的勤学苦练,终于在舞台上得到了检验,云燕铭一炮打响,台下一片叫好,一个未来的“角儿”冉冉升起。

从1937年岁末到次年初,云燕铭一家在南京更新舞台连续演出三个月,稳稳地站住了脚跟。恰逢著名伶人高百岁来宁,高百岁师承周信芳,戏好,思想也和师傅一样有左翼倾向,他不仅给云燕铭讲戏,还以自己的左翼倾向感染了云燕铭。高百岁邀请云燕铭一家搭班去杭州、扬州等地演出。在扬州演出时,云燕铭在高百岁带领下拜谒了史可法的衣冠冢,并结识了两位著名左翼文艺家田汉和马彦祥。

得名师教诲

这样,云燕铭一家一直在外闯荡了半年左右,于1938年5月回到上海。在高百岁的推荐下,朱喜芬加入了周信芳的“移风社”搭班。正值抗战初期,在上海的剧团大多数离开了上海,而一些不愿意离开的演员纷纷投入移风社,大牌艺人济济一堂,年仅12岁的云燕铭自然失去了登台机会。这对云燕铭来说当然是痛苦的,她毕竟还是个孩子,只得在家与母亲干点零碎活。不过,她还是意外地获得了两个重要收获:被人称“南冯北梅”的冯子和先生收为徒弟,又拜了周信芳为干爹。

冯子和工青衣花旦,既然拥有“南冯北梅”的名头,可见声望之高,只是他长期在南方演出,不为大多数北方观众了解。冯先生对云燕铭青眼有加,不仅为她改了艺名,将“云燕尘”改为“云燕铭”,还将平生的看家戏《天门走雪》《冯小青》《杜十娘》《红菱艳》等戏目倾囊相授。从此,“云燕铭”这个艺名伴随了她一生。

在冯子和门下,云燕铭学戏直到1939年底一家去青岛演出,动身前,云燕铭再拜冯子和为义父。冯子和先生于1941年病故。在青岛,云燕铭开始挂头牌了,从此她走南闯北,青岛、烟台、沈阳、哈尔滨、营口等,唱到哪儿红到哪儿,到1942年,她已演出过大小不同剧目达120出左右,可见她戏路宽广、功底深厚,这时她年仅16岁。

1942年初夏,云燕铭再度回到自己第一次登台的地方济南,又幸遇一位林姓票友点拨,拜在程砚秋先生门下。在那个时代,一些票友的水平不低于名家,如张伯驹就给童祥苓说过戏。

程砚秋素来不收女徒弟,这是他的规矩。当年新艳秋欲拜程砚秋为师遭拒,年轻气盛的新艳秋竟与程砚秋大唱对台戏,两人几乎反目,成为戏史上的一段逸事。程砚秋允诺收云燕铭为入门弟子,已是大大破例,为此还绕了个弯子,请自己的弟子吴富琴代师收徒,这年秋天在北平举行了隆重的拜师宴,云燕铭正式归入程门。

经过几年调教,云燕铭的技艺大为精进。自她6岁学艺以来,对她艺术熏陶发生过作用的几乎都是名门大师,加上自己的刻苦勤奋,在她不到20岁时已成为当红的二路伶人。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她重返上海舞台时,基本都是给叶盛章、高盛林、叶盛长、袁世海这些头牌艺人配戏,她甚至还给老一辈艺人盖叫天配戏,这对一个不到20岁的姑娘来说是莫大荣耀。

后来云燕铭一家又回到北平,自己还成立了“成社”,并加入北平梨园公会,一段时间还接受了王瑶卿先生的指导,1950年正式磕头拜师。王瑶卿先生在梨园有“通天教主”的名号,是老一辈中最为杰出的艺人和教育家之一,这对云燕铭艺术水平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不是时局变化,“云派艺术”便呼之欲出了——老一辈艺人走的都是这条路。

新时代的标杆

1949年初,中共接管北平,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于2月8日下令恢复因战事中断的剧院演出,同时展开戏曲界的思想教育和艺术制度改革。负责华北地区戏剧改革工作的是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马彦祥——他正是云燕铭的“故交”,1938年初春云燕铭在扬州认识的马彦祥“马叔叔”,那时的云燕铭不过刚满12岁。

云燕铭参加了8月开始的北京戏曲界讲习班,她在学习笔记中写到:“新社会究竟什么样还不清楚……他们对待艺人是友好的,凭自己一技之长,挣自己的‘包银’,谁也不会反对。所以根本不存在着‘谁来伺候谁’的问题,我不怕国民党回来把我当共产党查办!我是艺人!”云燕铭自小就接触到了一定的左翼思想,在十多年的演艺生涯中,四处颠沛奔波,受到过一些权贵的欺凌也是难免的。她虽然一时还弄不清什么是“新社会”,但她认识田汉,认识马彦祥,在她看来,田汉、马彦祥就是共产党的化身,相比那些老艺人,云燕铭自然更容易接受中共的教育。在讲习班结束时,她被评为模范学员。

在1949年7月2日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前几天,从南方赶来开会的周信芳,向马彦祥提出借用一位小花旦南下武汉演出,马彦祥就推荐了云燕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均出席了这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

年轻的云燕铭不仅思想意识有了转变,个人感情也有了变化,这都在情理之中,毕竟到了应该成家的年龄。她很快就融入到新社会的洪流中,解散了自己建立不过两年的成社,加入了筹备中的“中国戏曲研究院京剧实验工作团”,还与马彦祥建立了恋爱关系。

云燕铭一系列积极表现也给她带来了十分重要的收获:以戏曲研究院成员和北京梨园公会双重代表身份被选定为参加“开国大典”的代表。她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把我们这些‘戏子’从‘乞丐、娼妓之下’梨园序谱中解放出来;也只有共产党,才能称我们这些艺人为‘人民艺术家’,真正成为新生活的主人。”云燕铭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在当年10月随周信芳南下演出时,与自己义父一样并列头牌。在武汉,她与周信芳连续演出了两个月,其中《打渔杀家》一出戏就演出了十几场,此前为周信芳配演肖桂英都是梅兰芳、言慧珠、李玉茹这样的名家,而云燕铭出演的肖桂英则另有一番风韵。

经过两个月的演出,云燕铭于年底返回北京,即投入到京剧实验工作团《三打祝家庄》的排练中,同时田汉又点名让她出演《江汉渔歌》中的阮春花。这两出戏在新中国戏剧史上都具有一定标志性。据薛恩厚说,《三打祝家庄》是国家剧院实行导演制度的第一出戏;《江汉渔歌》则是重点戏改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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