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元节追思外祖父:大约25年前,他带我坐客车去了趟烟台

今天是中元节,一个追思先人的日子,笔者想写点与外祖父有关的记忆。
“外祖父”,是书面语上的称呼,在胶东半岛,人们更习惯将之叫做“姥爷”(可能北方多数地区都如此,为与标题一致,本文还是用“外祖父”的称呼)。
细心的读者或许发现过这样一个现象:笔者在以往的文章中常常回忆起祖父,但却很少提到外祖父。
究其缘由,并非笔者心怀“内外之分、姓氏之别”,而是因为外祖父去世较早,我头脑中的记忆实在是不多。
外祖父去世时,我小学三年级刚毕业,还处在懵懂阶段;祖父去世时,我正在读高三,已经临近成年。这前后间隔的八年时光,自然也使得记忆出现了深浅的差别。
不过,虽然对外祖父的印象总体有些模糊,但若干特定的场景,还是深刻地记在我的脑海里。
今天提笔时,首先映入头脑中的场景,是1996年夏天(大约25年前)的一段往事。
实际上,由于记不清准确的日期,1996年夏天这个时间点还是后来推算出的结果。
推算,有三个参考。第一个参考是,1995年底舅舅刚在市区买了一个不大的职工房准备结婚;第二个参考是,当时外祖父还没有患病(严格来说,是还没有诊断出患病,在1996年下半年才知道);还有一个参考是,到了舅舅家之后,我吃了一根雪糕。
当时,外祖父看上去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加上又是去看舅舅的新房,因此那次跟随他去烟台的途中,母亲和我的心情还都不错。
外祖父的身上,既有老一辈胶东农民普遍都有的优点——勤恳耐劳、踏实本分;又有一些属于自己的优点——个子比较高。听说外祖母的娘家就是因此而相中他作为女婿。
他和外祖母结婚之后,育有一子四女,我的母亲为长,而舅舅在姐弟中排行第四。弟弟有了新房,长姐自然应当前去看一看。于是,1996年的夏天,当外祖父准备去舅舅家送一块理石板(老家的理石板比烟台市区要便宜)的时候,就喊上了我的母亲一起。而母亲或许想让自己的儿子增加一个“见世面”的机会,因此也带上了我。
外祖父家和我的老家都在栖霞东部,到烟台市区大约四十公里的路程。这段距离,如今自驾的话,不用一个小时。但在1996年的时候,那种走走停停的老式客运巴士车,大约要开上两个钟头。
沿途的风光,我没有太大的印象。清晰的记忆,是从青年路汽车站开始。青年路汽车站,是原本烟台市区到一些近郊乡镇的客车始发地点(前几年已经撤销),那时下车之后,正对面的似乎是一幅“嫦娥奔月”造型的壁画。
舅舅的住处在市区的东边,到青年路汽车站有十多里路。从节省体力的角度出发,比较合适的交通方式应该是打车或者坐公交。然而,外祖父最终选择带我们步行。
步行有路线不熟的因素(舅舅当天还上班,那时通讯不便,他不知道我们几点到,我们也没法询问他如何坐车),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省钱。当时的职工房虽然比较实惠,但自付的部分对于农家而言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外祖父肩上的压力,可想而知。
虽然不坐公交并省不了几个钱,但能省一点是一点。倘若当时外祖父是一个人到烟台,想都不用想,他肯定会直接选择步行。而那次,因为带着母亲和我,他所以才犹豫了一阵儿(担心让我们吃苦)。犹豫之后最终做出步行的选择,心里的那种无奈,恐怕只有外祖父自己才知道吧。后来,母亲提起这段往事时,一直相当自责:“要是当时有钱,能给老家(指外祖父)打个车多好。”
而我那时也毕竟年纪小,步行途中,没怎么注意压在外祖父肩膀上的理石板,而把精力放在了观看路边的高楼上。不过,1996年的时候,烟台南大街、二马路一带的高楼其实也并不算多。我印象最深的一栋楼,可能是公路大厦,一来那里有个钟楼的造型,二来走到那里也快到目的地了。而外祖父就这样扛着理石板,一路走了过来。
过了公路大厦,后面的细节又有些模糊。唯一肯定的是,下午返程去青年路汽车站的时候,我们没有再步行。
这次去烟台的经历,是我对外祖父印象最深的一段场景。除此之外,某次他上山干活回家,看到来出门的我们之后,脸上的疲惫一瞬间变成笑容的画面,也比较清晰。
1996年的夏天过后,外祖父被诊断出了癌症。虽然治疗过程很痛苦,并且没有太大的希望,但他还是咬牙去做了。目的,是为了坚持到小女儿、儿子各自的婚礼。
小姨的婚礼,在1996年的年底;舅舅的婚礼,在1997年的上半年。前一场婚礼,外祖父的状态还不错;而转过年之后,在舅舅的婚礼上拍全家福时,他已经是强颜欢笑了。
1997年农历的七月,在舅舅的婚礼之后没有太长时间,外祖父在家中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那一年,他其实只有5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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