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古代君王谱】高丽王朝（十四）：高丽仁宗2

（4）事金绝宋

李资谦、拓俊京虽然先后被铲除，然而他们称臣金朝的对外政策则被仁宗延续下来。丙午年（1126年）九月，金太宗所派的宣谕使高伯淑、乌至忠来到高丽，命令取走原保州（高丽义州）居民及流入高丽的边民后同意赐保州之地于高丽，高丽如同对待辽使一样对待金使，并上表谢恩。次年九月，金朝又派耶律居瑾、张淮来高丽，宣布其俘虏宋朝徽钦二帝、拥立张邦昌的消息，高丽上表称颂金朝“神兵一挥，率土大定，东西南北，拓地增疆，华夏蛮夷，望风束手，功业光辉于竹素，威灵耸动于乾坤”。戊申年（1128年）十二月，金太宗又派司古德、韩昉来高丽，通报封宋徽宗为昏德公、宋钦宗为重昏侯的消息，同时传达金太宗就保州划界、逃亡人户及去年谢恩使随行人员打死金人等金丽外交问题作出的指示，并令高丽奉上誓表。高丽不愿上誓表，召集全国饱学之士来商讨推脱之辞，但被金使韩昉驳回。次年由金富轼拟就誓表，上呈金朝，称“誓以君臣之义，世修藩屏之职，忠信之心，有如皦日，苟或渝变，神其殛之”。金朝继续催促高丽送还逃亡人户，庚戌年（1130年）十二月，高丽以不知情为由恳请金朝停止这一要求，金太宗开恩允许，包括保州问题在内的金丽外交悬案终获解决。

高丽既然选择称臣金朝，与宋朝的邦交自然也进入尾声。继路允迪使团之后，宋钦宗派遣的使节侯章、归中孚于丙午年（1126年）七月抵达高丽，通报宋钦宗的继位，并指责高丽对金朝“不能荡其巢穴，以报中国，岂累朝待遇殊绝之意耶？”鼓动高丽协助宋朝攻金，“率励师众，相为表里，以行天诛”。高丽的回复强调“以中国之大而如此（指与金朝签订城下之盟），况小国孤立其将安恃乎？……载念本国，天灾流行，府库焚荡，凡为御戎之具，靡有孑遗，方议鸠工，以图兴复。今诏书委曲谕示，此实雪旧耻、报大恩之日也。然以残弊之兵，当新胜之虏，恐非勉强所能及也”，虽然最后承诺将在“王师（宋军）临压彼境”时尽力协助，但实际上跟睿宗朝承诺协助辽朝一样，只是敷衍而已。送走侯章一行后，高丽于九月派金富轼、李周衍去宋朝祝贺宋钦宗登极。金富轼一行到了明州后，宋钦宗采纳御史胡舜陟之建议，把高丽使臣留在明州，不让入京，但接纳其贡物。同年冬发生靖康之变，金富轼一行听说消息后于翌年五月回国。一年后的戊申年（1128年）六月，宋高宗所派的国信使杨应诚带着“假道高丽、迎回二圣”的使命来到高丽，要求高丽“津发”宋使与金朝搭上关系，仁宗听了后面有难色。高丽君臣担心金朝“如闻使节假道入境，必猜疑生事”，因此“朝议牢执不许”，对杨应诚的反复要求均予以拒绝，并直言不讳地指出：“二圣今在燕云，大朝虽尽纳土，未必可得，何不练兵与战？”杨应诚在高丽待了两个月，一筹莫展，只好带着高丽的谢表而还。随后仁宗派尹彦颐出使宋朝，上表谢罪。宋高宗听说杨应诚出使失败后，为高丽的“忘恩负义”感到震怒，不过最终还是在扬州行在所礼待了尹彦颐一行。庚戌年（1130年）四月，宋使王正（政）忠来高丽宣诏，令高丽暂停入聘。

辛亥年（1131年）四月，仁宗从商人卓荣那里获悉宋军驱逐过江金军的消息后，对群臣说：“前者侯章、归中孚来请援，不能从；又杨应诚欲假道入金，又不从。自念祖宗以来，与宋结好，蒙恩至厚，而再不从命，其如信义何？”在群臣建议下于翌年二月派崔惟清、沈起出使宋朝，得到宋高宗厚待。癸丑年（1133年）二月，仁宗又派韩惟忠、李之氐去宋朝谢恩，因海上遇风而还。乙卯年（1135年），宋朝派吴敦礼向高丽提议助剿西京叛乱，被高丽谢绝。丙辰年（1136年），高丽收到了宋商带来的公凭，称西夏将通过宋朝与高丽往来，高丽派遣持牒官金稚规（又作金稚珪、金惟珪）到明州，恳求宋朝“无使小国结怨于金”，宋朝害怕他是金朝间谍，便在明州将他遣还。此后宋朝与高丽一般通过商人来进行间接联系，两国邦交实际上已经断绝。就这样，高丽在中原干戈扰攘之际，弃辽宋投金朝，并小心谨慎地使自己不卷入宋辽金之间的战争，从而保全了国运。

（5）妙清之乱

对于称臣金朝，大多数高丽人都是不情愿的。在丙午年（1126年）三月百官议论事金问题时，除了李资谦和拓俊京外“皆言不可”。高丽不愿事金，主要是因为臣属关系颠倒的巨大落差，从过去女真部落对高丽的臣服以及高丽对女真的优越感（据传完颜氏还出自高丽），到睿宗时金丽约为兄弟之国，再到仁宗时成为金朝属国，自然会让高丽人的心理严重失衡，正如大臣尹彦颐（尹瓘之子）所表达的意见：“女真本我朝人子孙，故为臣仆，相次朝天，近境之人皆属我朝户籍久矣，我朝安得反为臣乎！”仁宗虽然延续了李、拓既定的事金政策，但围绕对金外交问题所引发的高丽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则逐渐蔓延，最终引发了妙清之乱。

李、拓相继被铲除后，高丽统治集团分为两派，一派以金富轼、金富仪（金富辙）、李之氐（李资谦堂侄）等朝臣贵族为代表，他们主张保持对金事大，另一派则是以僧侣妙清、日官白寿翰和朝臣郑知常、金安、文公仁等为代表，主张反金独立。仁宗起初宠信后者，利用其势力打倒权臣拓俊京，其后便巡幸其势力的策源地——西京，并颁布新政策之诏书，以示万象更新。仁宗在西京时，边将谎报宋朝击溃金兵，长驱直入，金朝将亡，郑知常、金安趁机建议仁宗出兵北伐，响应宋朝，仁宗在派人咨询了老臣金仁存后没有允许，不久金富轼从宋朝回来，证实宋金战况恰恰与高丽边报相反。

被视为“圣人”的妙清进一步主张开京宫阙被烧、王气已衰，强烈鼓吹迁都到他的家乡西京，遭到金富轼、任元敱（仁宗外戚）、李之氐等人的反对。妙清又说西京的林原驿的地形为阴阳家所谓的“大华势”，在这里建立宫阙就可以兼并天下，让金朝向高丽称臣、三十六国来朝。仁宗为其所动，再次巡幸西京，并派白寿翰在林原驿选择新宫所建之地，这是宋使杨应诚走后的戊申年（1128年）九月的事。次年新宫（大华阙）建成，仁宗在那里接受百官朝贺，妙清因而势力大增，其党羽纷纷请求仁宗称帝建元，以及与刘齐约定一起北伐金朝，面对这些非分之请，对妙清几乎言听计从的仁宗不得不为之犹豫。壬子年（1132年）三月，在妙清、郑知常的指使下，检校太师致仕李齐挺等五十名西京父老联名上书，以大同江出现“神龙吐涎”的祥瑞为由，恳请仁宗称帝建元，以压制金朝。仁宗询问大臣李之氐，李之氐说金国是强敌，决不可轻视，而且所谓祥瑞未必属实，仁宗便没有接受称帝建元之请，后来果然发现所谓祥瑞是妙清等以油浮于水制造出来的。可是，仁宗依旧宠信妙清，不理睬反对妙清的谏言。

尽管妙清颇得仁宗宠信，但在这数年间反而是灾异连连，反对派的谏言也不是毫无效果，因此仁宗虽然屡幸西京、建立宫阙，却始终没有迁都，对于称帝建元、征伐金朝的请求也不可能同意。甲寅年（1134年）十二月，妙清再次指使朝臣上书请求仁宗称帝建元，仁宗不答复。妙清见和平手段无效，便于乙卯年（1135年）正月在西京策动分司侍郎赵匡、兵部尚书柳旵等起事，国号大为，年号天开，并敦请仁宗来西京即皇帝位。仁宗自然不可能前往，一面任命金富轼为元帅，出兵讨伐，一面派人招安妙清等。赵匡见大军压境，其他地区又不支持西京的叛乱，便杀了妙清及柳旵父子，归顺朝廷。由于赵匡派去请罪的使者尹瞻等被朝廷囚禁，赵匡旋即在西京再举反旗，推崔永为元帅，自己为副元帅。鉴于西京地势险要，城池坚固，五军会攻都无法攻克，所以金富轼不予强攻，而是安营扎寨，长期围困，等到城中力竭之时，在尹彦颐的请求下，出动三路精兵共7000人偷袭西京，一举平定，赵匡自焚，崔永等被俘虏后斩首，由妙清引起的叛乱至此平息，这是丙辰年（1136年）二月的事。

（6）壮年薨逝

妙清之乱结束后，经历了十年动荡的高丽内外政局终于获得了暂时的安定。内部是以金富轼为代表的文官贵族掌握政权，儒教、佛教和文学都不断发展，金富轼奉仁宗旨意，于皇统五年（1145年）十二月完成《三国史记》五十卷，反映出这一时期文化事业的兴盛；对外则强化与金朝的宗藩关系，缓解两国间的敌意，宋金议和后，仁宗在壬戌年（1142年，皇统二年）五月接受金熙宗册封为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高丽国王，同年七月，高丽开始使用金朝年号，正式遵奉金之正朔，仁宗将此事通告太庙及历代先王陵寝，标志着金丽关系步入正轨。

进入皇统六年（1146年），仁宗生病，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巫师先后占卜说李资谦和拓俊京的鬼魂作祟，仁宗乃将被流放外地的李资谦妻儿遣返原籍，并追赠拓俊京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召还其子孙为官。然而，仁宗还是无可避免地病入膏肓，于二月二十八日薨于保和殿，享年三十八岁。死后庙号仁宗，谥号恭孝，后加谥为克安恭孝大王，葬于长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