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的户口

妻子的户口

文/田中玉

每当我推着购物车穿行在大型超市的货架之间随心所欲地选购商品时，或者每当我看到现在的年轻人随意到全国各地各单位应聘就业时，都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上个世纪计划经济时代那些凭票证购物和凭户口就业的时光。

我出身于浙江北部、杭嘉湖平原的一个世代农民之家。1973年6月高中毕业后回乡做农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3年春，我有幸搭上“群众推荐上大学”的末班车，赴杭州跨入浙江大学化学系读书，成为一名末届“工农兵学员”。大学毕业后被分派到浙江北部、太湖南岸的某高校任教。1980年底，我与上大学前确定的农村女友结婚。初为人师、新婚燕尔的我，对家庭生活和个人前途充满美好憧憬，对妻子农村户口将会带来的困难预料不足，导致我在沿着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的轨迹跋涉时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奋斗。生活在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当时的一个农民到城里生活将会有几多愁？

因为妻子不是居民户口，所以进城找工作难，没人敢留。我虽然结婚成家了，但夫妻俩仍然分居两地，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眼看着我身边的同事一个个结婚后都成双成对地生活，好不羡慕！1983年，我动员妻子放弃她在老家的工作来城里与我聚首。没有独立的住房，就向学校借一间储藏室做房间；没有工作，就到处求人做临时工。虽然她原来在老家是公社农机管理站的正式职工，可是到城里只能做编外保洁员、保育员、售货员等临时工种。与老家乡下的工作相比，城里的临时工报酬更低，还遭人白眼，蒙受欺负。例如，在某宾馆做清洁工的某个夏天，一道上班的几个正式员工有一天命令她清理废品仓库的废纸板，背到街上卖掉后买来棒冰全部上交他们，当着她的面有说有笑地吃，她只能知趣地躲到厕所里避尴尬。另一次在某街道小商店打工时，同班的一个城里妹子挪用了营业台抽屉里的几十元钱后向上司污告，让她蒙受不白之冤。

在经受多次委屈之后，我动员妻子放弃外出打工。在朋友的帮助下，我们接到了一份替某单位文印室打印材料的兼职。尽管此活收益微薄，但有可兼顾家务的优点。为此，我家购买了打字机和油印机。由我先学会打字和油印技术，再教授给妻子操作。用这种手工打字机打字时需要把一个一个铅字从字盘中找出来打到蜡纸上，形成一行一行句子和一个一个页面，再一张一张油印到白纸上。为了背熟字盘中的铅字分布，我俩把字盘表打印出来放在饭桌上和床头边，以便随时背熟铅字的位置。遇到找不到铅字的冷僻字或简笔插图，就由我用铁笔在钢板上手工刻写或刻画补入。后来，我家添置了电脑和半自动油印机，大大提高了打印效率和质量。

对照当时“副教授可允许家属随迁”的人事政策，我潜心教学，热心育人，刻苦科研，积极工作。遗憾的是，当我于1995年底晋升副教授后将妻子户口从乡下迁来城里时，却因她年龄超过35周岁而永远失去了安排工作的资格。不久之后，城镇居民“凭票供应”的政策也随之取消。由此宣告我奋斗数年为妻子争取的“城镇户口”心血白流。鉴于妻子学历低、体质弱的实况，自从儿子上高中开始，她辞掉了打印兼职，从此专心在家做“后勤部长”。

因为妻子不是居民户口，所以我在单位分房资格不够。虽然我已经结婚了，但仍然是“单身汉”。当我们的儿子于1984年出生后，因“子女随母落户”的政策限制，使他人在城市户在农村。那段时间，我所在单位几次分房，都没有我的份，只能继续与那些单身的年轻教工一道住集体宿舍。直到我三年后硬着头皮将妻子接来城里打工时，才向单位申请，借了一间旧房子作为栖身之所。由于屋内没有厨房和卫生间，我们只能在外面的公用走廊上用煤油炉烧饭，每天清晨穿过2条马路去1公里外的公共厕所倒马桶。1995年春，我所在的单位最后一次福利分房。因人多房少，难以满足，校领导想出一个按职务、职称、户口、校龄、奖项等计分的方法选拔得房对象。我当时虽有兼职中层管理、16年校龄和几个奖项等优势，但比同类家庭少了2个户口。为此，我多付了8000元“买分”才终于分得了一套位65平方的住房，从此才有了一个有厨房和卫生间的家。将近8年后，我通过自己购房相继搬了三资新居，住房条件逐步改善和变优。

因为妻儿没有居民户口，所以我家的口粮不够。在计划经济时代，城镇居民的生活用品全部按户口“凭票供应”。如粮票、布票、肉票、鱼票、豆制品票、煤球票、煤油票、糖票、油票、手表票、自行车票、缝纫机票等，五花八门，品种繁多。我三口之家只有一个居民户口和一份票证，口粮和生活必需品怎么够？多位好心的同事和朋友见我一个人票证难以满足三个人生活，纷纷送来他们从牙缝里省下来的肉票、豆制品票等以解燃眉之急。迫于无奈，我经常骑自行车去远在乡下的父母家里求救，拿来大米、番薯、南瓜、黄豆、鸡蛋等农产品以补口粮不足。逢年过节时回老家，一路没有公路，我一家三口全靠坐轮船两次转船和一辆自行车中转回家。往往是三个人一辆自行车，妻子坐后面，儿子坐前头，书包架一边还挂几个包。下船时，自行车停船头，上岸后骑车再走。也许是穷人的孩子懂事早，我们的儿子小时候很乖巧。记得5岁那年夏天高温时节，我难得带他上街，看到别的小朋友吃棒冰时，他悄悄地对我说：“棒冰不好吃，我们买一包桔子粉，回家泡泡，好吃许多天。”“真乖，好孩子！”我及时表扬他，心里不好受，内疚的泪水直往心里流。显然，孩子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很羡慕。我枉为堂堂的大学教师，在幼小的孩子眼里连一根棒冰也舍不得购，实在窝囊透！于是我决定“咬个痛节头”，转身就给儿子买了雪榚，让他开心得眉开眼笑，恨不得吃个够。除了生活资源紧缺以外，儿子上小学的事也曾让我焦头烂额心发愁。1990年秋，7岁的儿子该上小学时，因户口在农村而不准在市区小学报名。最终经多方和多人努力，才以借读的方式让他成为城里的小学生。

因为妻儿是农村户口，乡下还有责任田（承包田）需要种和收。面对年迈的父母、瘦弱的妻子和幼稚的儿子，作为独子、丈夫和父亲的我，理所当然地挑起田间劳动的担子。因此，我在做好教书育人和科学研究的同时，还兼顾着远在50多公里外乡下的承包田播种、管理和割收。有时星期天，我趁天蒙蒙亮就背一个大水壶骑自行车出发，骑4个多小时的乡间小路回老家干农活。每年暑假，我全力以赴当农民，起早摸黑，抢收抢种，磨出一手茧，晒蜕一层皮。看到我每年暑假回乡种田而累得又黑又瘦的丑态，当地的乡亲和朋友、单位的同事和学生都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大学教师还要兼做农民？”其实我有难言之隐，一是妻儿口粮，二是帮助父母，三是心系故乡。我既是“教师”又是“农民”的双重角色，从1979年持续到1994年，共16年。那年，我和妻各40岁，儿子10岁。那年，我患伤寒病入院救治，被迫把一部分承包田送给了邻里乡亲代种代收。

因为妻子不是居民户口，所以城里人的医保待遇不能享受。一旦生病就医，医药费必须全额自负，给经济拮据的家庭增添心理和经济重负。当我的儿子降生后，我母亲也常来照看孙子，一家三代四人挤住在一间9平方、朝北窗、无阳台的旧屋。简陋的住房、贫困的条件，严重影响一家老小的身体健康。记得有一次儿子生病闹夜，我通宵抱着他在走廊上渡步，次日上课时头昏眼花、双腿微抖。儿子刚满半岁就因严重贫血和肺炎而被送进家旁的人民医院救治达半月出头。

因妻子在城里一直没有工作单位而无法缴纳“五险一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成为“老无保障”的人。幸亏我国政府于2011年7月1日启动了“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才让我于2012年11月向“社保中心”一次性给她缴纳了15年的养老保险费和20年的医疗保险费约11万元，才使她基本解除了没有养老保障的后顾之忧。现在的她，每月也有2000多元的养老金可收。

忆往昔，我吃户口之亏多磨难，不堪回首，宛如“一江春水向东流”；看今朝，我享幸福生活多欢乐，居住高楼，好在“人生只合住湖州”。君不知，因为这户口，有多少对痴情男女没有终成眷属，又有多少下乡知青在农村结婚生子返城后与乡下配偶分手。我由衷地感谢英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带领民众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生活在新时代的年轻人不再遭受前辈人那种户口之忧和愁！

作者简介：田中玉，男，浙江省南太湖新区某高校退休的化学教授。编著、主编出版《无机化学》《材料科学技术》等书12部，发表化学学术或教研论文8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