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依赖：通过社会学去“理解”个体、他人与群体
——韦伯
《社会学之思》第一版为鲍曼独著，第二、三版由鲍曼与蒂姆·梅合著，在由蒂姆·梅撰写的第二、三版序言中，他指出，他们希望通过“社会学之思”以助于“我们理解彼此，理解自身，而且为整体上的社会和社会关系的动态机制提供重要的说明。”（第2页）可以说，本书这一核心旨向在各版本的修订中始终未变。虽然在每一新版中，都依据新的社会动态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删补，但是如第二版序言所指出的那样，“……写出来的书既保持了初版的精华……”。（第1页）确实如此，本书的核心内涵与取向依然一直沿着鲍曼的学术思考延伸着，延续了鲍曼终期学术生涯关于自由、道德、现代性、大屠杀等问题的思索以及他的核心心立场，同时又保持了深度的反思性。（豆瓣“寻找江绪林”的短评“鲍曼及其合作者这本书的写作特点是写完两句就开始反思一句，读者看得头痛但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狡猾聪睿的家伙”，我深表赞同）本文旨在对《社会学之思》一书第一编“日常生活中的行动与理解”三个章节的内容进行评述，以探析鲍曼是如何将其核心社会学思想贯穿进这本“教材”式著作的思考当中的。（前三章之外，我极力推荐诸位读者朋友阅读第十章“社会学之镜：回顾与前瞻”）
在引论中，两位著者对本书所持的研究视角与研究取向进行了简要的论述，指出：社会学主要关注的是一种关系性视角。……所谓社会学之思，集中体现了一种理解世界的关系性方式。（第12页）在第一编“日常生活中的行动与理解”中，两位著者正是从关系性视角出发，对日常生活中自我的形成、个体与他人的相处、个体与共同体、组织的关系进行了关系性的解读。彼得·L.伯格在其《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一书中，为核心章节四、五、六章标题拟了三个标题：“社会学视角——人在社会”、“社会学视角——社会在人”、“社会学视角——社会如戏”，在我看来，也能很好的概括本书前三章的内容。在第一编三个章节中，鲍曼所想要分析的，正是处于社会中的人如何在社会中游走，进而使得社会是如我们所见的样子的。通过这样的分析，鲍曼希望能够以“社会学之思”增进我们对自我、对他人以及对社会/结构的理解（有关“理解”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可参看本书第十章）。
在第一章“与他人一起并通过他人来理解自身”中，两位著者指出，我们的行动会被我们自己以及他人如何看待，都是在这些关系中构成的。行动、自我，以及社会认同和理解，都是密切相关的。（第27页）这是因为，对于个体来说，我们身处的是一个先在的社会与各色各样先于我们而存在的群体——家庭、亲族、社区、学校等等，个体的存在始终是关系性的存在。这些我们身处的群体往往是我们在一开始无法选择的。相反，是我们身处的群体形塑了我们，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化”，“自我”在关系性的互动中逐渐形成。
实际上，很多人并不能意识到这种形塑的力量，也未意识到自己是被束缚的。即使意识到了，也没想过要脱离这些束缚。即使在流动的现代社会中许多人也从来没想过要尝试脱离束缚他们的群体或者说也确实没必要脱离，因而很大程度上也就不存在所谓“自由”与“不自由”之说。大多数不会意识到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在里面感觉最自在的那些群体，其实可能限制了我们能够持有的意见的范围，从而限制了我们的自由。（第31页）另一方面，大多数人也没有能力或不需要迎接这样的自由，因为，独立思考与生活必定意味着更多的个人责任与负担，以及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与焦虑感。
但是，也正是现代的流动性的扩展，使得越来越多人选择或者不得不脱离原生性群体，这就带来了很多问题：与原生性群体的关系、脱离、与新群体的融合。随着脱离旧群体、融入新群体的是许多新的问题。布迪厄便把因流动而产生的鸿沟，即我们的性情倾向于我们所处的社会背景之间的脱节，称为“堂吉诃德”效应。（第32页）也正是因此种种复杂的问题，产生了对自由的不同看法与不同的实践取向，有人毫不犹豫地“逃离”以寻求自由，有人藕断丝连，有人游刃有余，有人享受其中，有人被桎梏而不可逃脱。是顺势而为还是逆势而动，这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也包含了太多的不自由。
在这里，虽然鲍曼没有直接表达其立场，但字里行间中能够感受到鲍曼向“自由”一端的倾斜。我想，这也许是鲍曼“经历了两次极权统治”之后的深刻体悟吧。但是，话说回来，大多数人真的需要自由吗？——这句话非常刺耳，甚至有要诋毁人类近现代文明进步的危险取向了。但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缺少物质性资源和符号性资源是其面临的客观处境。换句话说，结构性的相对位置的差异使得不同人群之间的自由注定是不相等的。那么，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如何获得平衡？——既然自由本就稀少，何不再牺牲一部分，投入共同体的怀抱，在共同体中寻找依赖以获得更强的稳定感与幸福感，同时创造别样的“自由感”？
自由也许并非所有人必要的、必须的选择，理解这一点，也就可以不必陷入“人为何不想要自由”这一指向不明的问题之中。不过，我们也要认识到，有时候，“大多数人不需要自由”这种思想或许是拥有更多自由特权的人灌输给我们的一种思想，社会和群体都会为现状寻求一些正当化辩护，以使这些后果合法化，（第44页）以便使之得到众人的广泛认可。乌托邦固然存在诸多问题，但是人类始终需要乌托邦指向的梦想乃至于幻想。而特权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特权地位必须浇灭这种有可能破坏既存结构的乌托邦。不自由的人往往还会被禁止想象自由。
结构性束缚的存在，使得许多人相比于其他人，处于更少自由、更多依赖的境地。对于他们来说，自由并非必须。相比于诸多拥有更多自由的人来说，他们的努力并非为了更多的自由，也并非为了摆脱更多的依赖，而是生存——在其所处环境中更好的生存。这让我想起了前一段时间，号称“不读经典”的刘瑜在演讲《不确定的时代，教育的价值》中所说的“请势不可挡的成为一个普通人”，显然是拥有更多自由的社会上层的“专属宣言”。在他们自由选择成为“普通人”的背后，是无数努力争取成为社会“普通人”的“非普通人”的艰辛努力。在本书中，鲍曼却没有陷入刘瑜式的前反思的“大言不惭”中，反而以社会学之思向我们揭示了自由与依赖的一体两面性。我想，这大概与鲍曼复杂的人生经历有关，也与鲍曼作为社会学家，既能够深入社会学经典，也能够准确把握活生生的社会经验有关吧！也正是此种反思性指向与理解取向的“社会学之思”，让本书的分析更为深刻、更具洞见性。
当我们把我们的视野拉大，可以看到，我们的自我认同以及我们对“我们”的认同感不仅仅来源于群体内部的形塑。更重要的或许是，来源于与“他人”的区隔。距离到来了刻板印象，二元对立成为塑造内群体的“我们”的工具。如两位作者在第二章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所言：所谓外群体，就是内群体为了获得自我认同、统合一体、内部团结和情感安全，需要想象出来的对立。……就好像我们为了感到秩序的安全，先需要害怕离群。……内群体生活的想象性规则使我们从这种背景中的关系里体会到情感上的安全，满怀相互同情，可能激发出忠诚，并养成捍卫利益对抗破坏者所需要的坚定勇毅。共同体的情感变得至高无上，让人待在这个场所里感到愉快，并且先于任何对话与思考。在共同体里，时势或许艰难，但最终总会找到解决办法。人们或许会显得苛刻，有时也会自私，但一旦需要，通过诉诸共同利益，还是可以之王帮上忙的。最重要的是，你可以理解它们，并且自信会得到理解。（第49-50页）此处的分析也再次解释了上文提出的问题：为何许多人并不想要所谓的“自由”。
显然，这一思考延续了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等著作中对于现代社会的思考，区隔容易带来群体性的偏见，因而会产生排斥、驱逐外群体的攻击性倾向以及退回内群体的保守性倾向。外群体越是显得妥协、软弱与服从，另一方可能会变得更加自信、专断与肆无忌惮。这就产生了双方的对抗。鲍曼将之归纳为对等式分裂演化与互补式分裂演化两种类型。（第54页）然而，在这两种类型的自我破坏倾向之外，还有互惠关系建立的可能性，即内外群体通过沟通互动达成某种互惠性关系，进而保持和谐。不过，这种互惠关系若没有宽容的道德感与制度体系的约制也是十分脆弱的。
有内外群体之分就有边界与流动的可能性，群体之间的边界促成了有关认同与群体归属的特定观念，这就在融合之外带来了隔离这种趋向。在现代都市社会中，这种隔离取向带来了关系性连接的缺失与陌生人社会的到来，因而使人与人之间因为关系性连接而存在的前道德感消失了。不过，好在随着文明社会的建立与稳定，现代社会中，陌生人往往不再被视为敌人，只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意义上的亲近被剥夺了。这便是现代都市文明所提倡的“礼貌的不关注”。但是，从礼貌的不关注到道德冷漠，麻木不仁，甚至无视他人需求，其实只有一步之遥。（第65页）这让我想起了前些天那位感染新冠的成都女孩，如果没有感染新冠，没有人会在乎她的城市里的工作生活，除了亲友没有人会在乎她是因工作而奔波操劳还是因玩乐而四处转场。但是一旦她不幸感染上新冠肺炎，人们被激起的不是同情感，而是道德冷漠带来的质疑、臆测、侮辱、谩骂。
现代社会，比内外群体划分更大范畴的，是各种社会组织与形形色色的共同体/社群/社区。在这里，鲍曼似乎带入了太多的个人幽暗的经历，过度强调了共同体在共享价值理念方面的重要性。实际上在今天，无论是小群体、还是共同体/社群/社区，抑或是组织，以共享价值理念为主要依存的群体性单位总体上来说已经很少了。在这里，鲍曼对组织与共同体的划分与分析，在我看来，不如哈贝马斯对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划分与的分析来的深刻。这一点，鲍曼自己在书中也指出了：无论是共同体的意象，还是组织的模型，都不能充分描述人类互动的惯常做法。……在实际的情形下，实际的人类行动是讨厌这种彻底的划分的。（第85页）并且，在这些章节中，鲍曼似乎试图隐而不彰地表达他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的吁求——在关系性连接中重建人们的“前道德感”以应对现代社会中的隔离带来的冷漠甚至是群体间的仇恨问题。但是，这一乌托邦构想实在是太过于飘渺因而没有可及性。不过，鲍曼对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自由与依赖、延续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悖论分析的十分深刻，这样的分析也为我们理解自我与他人提供了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