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与马克思——以及黑格尔与哲学的扬弃》，卡尔·洛维特著，刘心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三辉图书出品。关于本书的更多的介绍，可点击公众号“三辉图书”的推送：《韦伯与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犀利批评 | 新书。我读了这本书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准备先补充阅读一些黑格尔相关研究著作再进行阅读。这里的笔记是对第一部分第一章节的梳理，关于第二章《马克斯·韦伯和他的后继者》第三章《马克斯·韦伯的科学观》也推荐阅读。（可查看相关推送：马克斯·韦伯的科学观）
卡尔·洛维特认为关于我们的现实社会的科学有两种，一种是市民社会的社会学，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他将韦伯视为市民社会的社会学的代表人物，而马克思则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开创人。虽然这两个人严格说来并不处于一个时代（马克思，1818-1883；韦伯，1864-1920。在马克思成就最辉煌的时候韦伯还没有成年，还没有正式成为一名学者），但是两个人着力研究、处理的问题却是相似的，两人都着力研究现代经济和社会的“资本主义”形式。并从以下的特定视角出发：把以这种形式而非别的形式不断经济化的人当作问题的主线；并且这种分析作为一种对人的经济和社会的批判式的分析，它同时也是对和事实不同的关于人的“理念”所进行的批判。洛维特通过对韦伯和马克思的基本研究动机进行比较性分析，指出他们对于作为经济和社会之基础的人的理念之看法的共同点和区别。他们都着眼于同一种“市民的”人，尽管他们所做出的批判截然不同；也就是说，他们两人的批判都涉及处于我们的历史规定性中的我们自己。在韦伯与马克思的学术生涯中，他们都试图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一个科学的研究。就他们原初的研究动机而言，他们看到了我们人类此在的实践问题，并以此出发对当代的生活方式之整体提出了质疑，而整个质疑的总标题就是：“资本主义”。他们都——马克思是直接地而韦伯是间接地——以市民-资本主义为红线，对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的当代人做出了一种批判分析。他们的分析是基于这样一种经验，即“经济”已经变成了人的“命运”。针对这一问题，马克思提出了“疗法”：人们应当“重新支配他们相互交往的形式”；而韦伯则只是提供了一种“诊断”，而反对提出“疗法”的行为。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解释就体现了他们的这种差异，也就是说，对韦伯来说，资本主义本身是一种中性的东西，但他对它的价值评判采取了一种双重的立场，即韦伯将它分析为一种普遍的同时又不可避免的“理性化过程”；而马克思则相反，他的看法完全是消极的，即资本主义是一种普遍的然而必须加以革命的“自我异化”（当然，马克思还是肯定了资本主义巨大的历史作用）。
英文版只有第一部分《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3）。
在韦伯那里，其所探索的原初的和整个问题，就是我们周遭的现实性的根本特征，我们就是被置于这样的现实性之中的。他的“科学”研究的最后动机则是趋向于此岸的倾向。而韦伯将我们的现实性本身的总问题归结到“合理性”（理性化）这一标题下。对韦伯来说，理性化从根本上意味着西方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以及我们的整个“命运”——尽管我们对于这同一个命运可以有不同的对待方式，例如韦伯和马克思的方式就不同，与之相应的，对这个命运也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方式：韦伯采取了宗教-社会学的解释方式，马克思采取的是社会-经济学的解释方式。在韦伯看来，合理性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也是一种西方特有的“生活行动”和“生活方式”——是一种新的市民-资本主义-新教的“伦理”与“精神”。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内部的——经济的态度和信仰的态度之间的——亲和力，并塑造了西方国家中的市民——他们也自然而然成为其“杰出承载者”。韦伯认为，合理性是和行动的自由一起出现的，它是一种作为“目的论的”合理性的自由：是一种在对适当的手段的自由斟酌中，根据最终的价值或生命的“意义”所预先规定的目的。这种目的理性的行为将自己的“人格”塑造为一种向着最终的价值进行的持续不断的人类行为。作为自由的个人行为，它意味着以目的为导向，也就是说，是对某种给定的手段是否能够达到预设的目标所进行的理性测量，并由此而进行连贯的或“为了某种结果的”行为。而手段和目的之间的伦理“张力”（也就是说对某种“善的”目的之达成可以依赖某种可以的手段）使得责任的合理性本身变成了一种特定的伦理。但是，却往往产生这样一种不容忽视的结果——一开始只是单纯手段的东西——是实现另一个具有价值的目的的手段——自己却变成了目的或者自身的目的，于是，本来是手段的东西就独立为一种目的性的东西。在马克思那里，类似的分析是“拜物教”——物对人的统治的形成；在齐美尔那里，是一种“文化的悲剧”，是人“栖居在了桥梁之上”。怎么在合理性与“人形机器”之间寻找人的价值与生活世界的意义？怎样拯救个人的行动自由？怎么在普遍从属性中的个人中寻求自由的自我负责的条件？如何解决人和专业人之间的矛盾？这些问题都是韦伯着力思考的点，韦伯并没有对这些问题都给出一个具体明晰的答案。对于最后一个问题，古典社会学家都有过阐述：这一问题在涂尔干那里不成为问题，他反而认为人要想获得自由必须依靠职业群体所构筑的道德规范与集体表象；而在马克思那里，这涉及到人的自我异化，必须实现人的真正的而解放。而在韦伯看来，人需要找到一项事业作为其“天职”，在价值领域寻找自己所信奉的“神”并“侍奉”之。
在本书中，对《韦伯方法论文集》的引用采用了这一版本的中译：《韦伯方法论文集》，张旺山译，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出版。已列入小编计划阅读书目，相比大陆出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这本方法文集内容更多、翻译更好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对韦伯来说属于“不可避免的命运”的东西，对马克思来说无非是人性的一种“史前时期”；而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历史所开始的地方，在韦伯看来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信念”之伦理开始的地方。比较韦伯与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关于人的理念，区别也体现为，他们对现代市民-资本主义世界的解释也采取了不同的视角，而这种视角是某种提供标准的东西：在韦伯那里，阐释的视角是“合理性”；在马克思那里则是“自我异化”。对马克思“自我异化”观的考察，则要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的思想脉络——尤其是他对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继承、批判与颠覆。洛维特简要总结了马克思思想的发展道路：它首先是对宗教的哲学解读，然后是对宗教和哲学的政治解释，最后是对宗教、哲学、政治和其他所有意识形态的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同韦伯一样是围绕我们周围的现实性，我们被置入这种现实性之中，并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批判性分析一开始所采取的形式就是以生产过程中人自身的异化为红线而对市民的世界进行批判。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之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作为人本身的具体的人，并且，他相信他已经在无产阶级身上发现了一种“新的”人的可能性。他最后想达到的是（并且始终都是）“对人的人性的解放”——“真正的人道主义”。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进行了批判，又对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进行了严厉批判。马克思对处在整体的特殊性当中的单个的特殊性，也即对作为市民的人本身进行描述。为了解放处在他的整体的人之特殊性当中的人，并且为了扬弃人之特殊性本身，马克思要求一种对人的“属人”的解放。因此马克思将对市民世界中的人的批判贯彻为对人的社会和经济的批判。在马克思那里，异化问题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商品的世界；在政治上的表达就是市民的国家和市民的社会之间的矛盾；它的直接的人的社会的表达就是无产阶级的存在。在蛰居英国的一段漫长的岁月之中，马克思着力于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克思的集大成之作——《资本论》——并不是单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它同时是以其经济学为红线而进行的对市民社会中的人的批判。马克思在其中，着力研究了“商品”中所体现的自我异化在经济上的表现。除此之外，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中人的自我异化的政治表达也进行了大量的论述。在马克思看来，对人的自我异化的特殊的政治表达是：现代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矛盾，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和市民国家中的人本身之间的矛盾。在这样的社会中，作为与公共的普遍性有区别的私人的人，这种人自身只是人类存在的一种私人方式。在马克思所阐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体里却相反：在其中个人是作为个人（即最高的人格）参与到作为属于他的“共同之物”的国家当中。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的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而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人作为其本身而相遇的共同体中，也就是说，通过对人的存在的社会改造和在人的自我意识中，真正个人的自由才有可能。与此相反，市民社会中的私人只是根据他自己的想象才有某种特殊的自由——而在事实上，他却是全面依赖和“隶属于物的力量的”。而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对人的自我异化的社会性的突破，无产阶级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主体力量。与其说韦伯不遗余力的坚决批判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不如说韦伯批判的是一种经济决定论的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庸俗马克思主义。韦伯反对历史做一种同一的和单一的解释，这在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中，也被反复指出。韦伯在其宗教社会学研究中，并不是与唯物史观相反以一种精神主义的方式处理问题，而是通过放弃任何一种形式的单义的还原，并代之以对历史现实性的所有因素中互相对立的条件进行一种“具体的”历史学研究。韦伯并不是希望以片面的唯心论与历史因果解释，来取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的’文化历史观。韦伯将自己的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方法之间的不同描述为一种“经验的”方法和“教条的”方法之间的不同。而他的“经验的”方法之优越性的根本意义却只在于，这种方法好像从专门学科的观察中必然的“片面性”走向了专门学科式的“多面性”，这是和关于世界的陈述中的教条主义单义性相对立的。事实上，它更多的还在于，韦伯想要通过放弃了“全面的人性”和包罗一切的“对世界的描述”，而消除对随便那种特定的给定内容的任何一种论断，放弃了由此产生的向着一种幻觉的“整体”的扩张。他事实上所想反对的，并不是存在和观察的总体性，而是将特殊性向着整体性的可能的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