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中华文明，从安阳殷墟开始

安阳以殷墟闻名天下，２００６年殷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更使得安阳的知名度极大提升。郭沫若有诗云：“洹水殷墟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不但揭示殷墟的历史地理价值，还间接指明出殷墟对于安阳的重要性，没有殷墟的发掘和认定，安阳也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地方而已。

殷墟”，位于河南安阳市西北，以小屯村为中心，包括洹河两岸地区，东西长约６公里，南北宽约４公里的地方。

小屯村及洹河一带，商后期叫“北蒙”。据古书记载，盘庚自奄迁于北蒙，号之曰殷。自公元前十四世纪盘庚迁都于此，到纣王亡国，共２７３年的时间里，殷一直是商的都城，非常繁荣，可谓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周灭商后，这里逐渐荒芜，变成一片废墟，因此人们将它叫做“殷墟”。

１９世纪末，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和作家刘铁云，在一味叫“龙骨”的中药上，发现刻着好像是文字的东西，此“药”向来被视为珍贵的治疗疟疾的药物。恰好，两人都具研究青铜器铭文即金文的素养。

谁知，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王懿荣服毒药投井身死，三年后，刘铁云从搜集的甲骨中，选出１０５８片，将其拓本定名为《铁云藏龟》出版，这是甲骨文字研究的先声。

可是当时，甲骨的出土地还没有确定，只是相传为河南省汤阴县。汤阴县在安阳南约２５公里。其实，这是药房为了钱，并不想让人知道龙骨的正确的出土地。

与此同时，除中国外，在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等都开始甲骨的汇集和研究。最早发表甲骨研究的，是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林泰辅，１９０９年，一篇题为《关于清国河南省汤阴县发现的龟甲牛骨》的文章，在《史学杂志》（二Ｏ一一八一Ｏ）上连载。在文中，林泰辅指出上述的龟甲牛骨“可能属于殷代王室的卜人掌管的遗物。”

当时最受刺激的是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的学监罗振玉，他于翌年发表《殷商贞卜文字考》一文，正确地指出甲骨的出土地非汤阴县，而是安阳的殷虚。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辛亥革命爆发，罗振玉与王国维亡命日本，住在京都，埋头研究甲骨，不断发表研究成果。王国维也显露自己卓越的才能。

与甲骨文字研究相比，殷墟的调查研究却十分落后。直到１９２８年董作宾开始挖掘殷墟，但是他并没有没有发掘经验，徒有其名。

翌年，由从美国归来李济等，进行第二次发掘，到１９３７年７月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共进行十五次发掘调查。

因战争而中断的发掘，以１９４９年新中国诞生，翌年设立考古研究所为中心，再度展开。以后连续进行的经过慎密计划的调查发掘，从而证实了小屯一带就是古文献中记载的“殷墟”。

近百年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殷墟中发现大量居住遗址和墓葬，出土１０万余片有字甲骨、大量的青铜器，以及其它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这些文物对于研究奴隶社会的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甲骨文，是殷墟考古的最重要发现。它是商代的文字纪录材料，主要保存在甲骨、铜器及其它器物上，其中以甲骨上的为最多，因此叫甲骨文。

自１８９９年以来出土已近十六万片。不仅揭开殷墟这处晚商帝都的历史面貌，更印证我国古文献的可靠性。

据说清末的疑古派，向来否定古文献记载，但是自从殷墟发现甲骨文后，王国维将出土的甲骨文与古文献相互校勘和印证，发现甲骨文中众多的商代帝王，依其所排列的世系与《史记·殷本记》所载的史实相符。

可见，甲骨文的确是商代直接遗留下来的记录文字，证明司马迁的《史记·殷本记》所记载确实是商代的史实，是一部真实的历史。

以此类推，人们有理由相信，除《史记·殷本记》外，司马迁写的《史记·夏本记》和《史记·五帝本记》，也均为记载夏代和五帝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

从殷墟中出土中，还出土了的大量农业遗物。可见，商代主要生产部门仍然还是农业，农具基本上都是木、石制成。虽然商代早期就已有青铜制作的器物，但用于农业的却十分稀少。种植的农作物种类也十分丰富，仅甲骨文中就记载有禾、黍、麦、稷等。

其次，安阳殷墟还出土大批青铜器。数量、品种多，且制作也相当精美，其中不少器物成为具有高度价值的艺术珍宝。

可见，商代时期的青铜冶铸业得到重大进展。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后母戊大方鼎了，它的四周装饰有夔龙纹和兽面纹，高１．３３米，重达８７５公斤，是我国目前出土的一件最重、最大的铜器。

殷墟中还出土大量非常实用精美的手工业品。如武官村大墓中出土的虎纹大石馨，由一块白中透青的石头琢成。正面雕一只张口欲吞的虎形装饰，线条刚劲柔和，背面光平。将其悬挂敲击，声音悠扬清越，似铜声。这是我国最古老、最完整的大型乐器之一。

安阳殷墟的出土，为我们研究商代社会的历史，提供大量实物证据，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标志, 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据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