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汝纶与《天演论》
吴汝纶（1840—1903年），字挚甫，安徽桐城人，同治进士。曾入曾国藩、李鸿章幕府，官至冀州、深州知州，为“曾门四弟子”之一，被誉为“古文、经学、时文皆卓然不群”的“异材”。他把治教兴学作为价值追求，辞官后，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十年。1902年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辞而未就，旋赴日本考察教育，次年归国，于家乡创办桐城学堂，因操劳过度，不久病逝。
吴汝纶旧学深湛，乐闻新知，严复一直以师长视之，称“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郎以后，吴京卿一人而已”（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吴汝纶对严复的学识、文章也很看重，曾致信说：“独执事博涉，兼能文章学问，奄有东西数万里之长，子云笔札之功，充国四夷之学，美具难并，钟于一手，求之往古，殆邈焉罕俦。”（吴汝纶《答严幼陵》）共同的理想与志趣使得这两位相差十四岁的开风气人物，结为忘年之交，并在翻译《天演论》这项开创性工作中，共同谱写了一段经久传颂的学术佳话。
严复早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后留学英国学习海军。《马关条约》签订后，严复大受刺激，决心通过评介西方的“天演”进化学说，促进中国的自强“郅治”。这项工作自始至终得到了吴汝纶的鼎力支持。
严复翻译此书的目的就是要唤起全社会自强保种的民族意识。对此，吴汝纶深表赞同，认为“此其资益于自强之治者，诚深诚邃”（吴汝纶《答严幼陵》）。他得知严复正在翻译《天演论》时，即以“脱稿在迩，先睹为快”相期，鼓励支持严复尽快完成翻译工作。严复在初稿译成后，便托人转呈吴汝纶审阅。吴汝纶读后为之倾倒，立即致函严复：“得惠书并大著《天演论》，虽刘先主之得荆州，不足为喻。”（吴汝纶《答严幼陵》）《天演论》在中国出版问世后，吴汝纶写信给严复，表示“近有新著，仍愿惠读”。为了不辜负吴汝纶的厚望，严复发奋译书不止。在译出亚当·斯密《原富》一册后即送呈吴汝纶，吴汝纶“敬读一过”，并促其“速成之”，还在阅读过程中，随手纠其违失。此后，又勉力为严译《原富》作序。这一切，对严复来说，无疑是一种荣耀与鼓励。
严复于1897年和1898年对《天演论》译稿进行了两次重要修改，其间采纳了吴汝纶的不少意见和建议。一是删去原译文中有关中国古人古事的大量引证，使其与原著更为接近。吴汝纶初读手稿后认为：“若自为一书，则可纵意驰骋；若以译赫氏之书为名，则篇中所引古书古事，皆宜以原书所称西方者为当，似不必改用中国人语。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法宜如晋、宋名流所译佛书，与中儒著述，显分体制，似为入式。”（吴汝纶《答严幼陵》）严复虚心接受了这一意见，将原稿译文中“诗曰”、“班固曰”、“孔子曰”之类文字，归入正文后面的“严复案语”中，以与译文相区分。二是对吴汝纶在《天演论》译稿上留下的圈点、批语酌量采纳，在文字表述、分节，特别是篇名拟定等方面，择善而从。吴汝纶认为严译《天演论》“命篇立名，尚疑未慊”，不如袭用诸子旧例，随笔标目为佳，于是在节录译稿副本时，为每篇译文各撰一名，抄寄严复供其采择。以此与通行本《天演论》比较，可知其上卷18篇中，采用吴拟篇名17个，下卷17篇中，采用11个，只有7个篇名是严复自拟的。
吴汝纶热情为《天演论》撰写序言，对这本译作给予高度评价。1897年严复修改《天演论》时，即约请吴汝纶为之作序，吴立刻应承，于次年正月成文。在序言中，吴汝纶先以简洁易懂的文字，精辟地揭示该书的主体思想，并指出要掌握《天演论》之旨趣，只有“得严子乃益明”；继而对严译《天演论》的贡献及其译文的古雅，作出充分的肯定，认为“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在吴汝纶看来，严氏此译“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问世后必将产生广泛影响。在《译＜天演论＞例言》中，严复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并将“雅”置于“信、达”之上，这和吴汝纶“与其伤洁，毋宁失真”的文论主张，有共通之处。鲁迅先生早年便爱读《天演论》，后来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一文中，还提到：“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地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事实也是如此，严复古雅的译书风格，再伴有吴序的推介，使得《天演论》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连许多保守的士大夫，也争相阅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
为了推动《天演论》的发行与传播，吴汝纶多方设法，不遗余力。严译《天演论》1897年底曾连载于《国闻汇编》上，当时严复致信吴汝纶，请其“代为销售”，以广流传。吴汝纶考察其发行有一定难度，建议严复等请直隶总督王文韶，仿照先前张之洞饬行湖北全省由官府销售《时务报》的方法，以达到“畅行”之目的。《天演论》正式出版后，吴汝纶在其所开《学堂书目》中，将《天演论》列入其中，作为教材供学堂使用。当年，吴汝纶在阅读严译《天演论》手稿的过程中，曾在日记中摘录其主要内容，并于每节前自拟了小标题。在他去世后，上海文明书局即据此付梓，于1903年闰五月出版了《吴京卿节本天演论》，同年癸卯《经济丛编》第三册至第六册亦同时刊载。吴氏节本的刊印，对《天演论》的流传，起到了很大作用。胡适1905年在上海澄衷学堂读书时，国文教员便令学生购买此书作为读本。
总之，吴汝纶对严复可谓相知甚深，爱之最切，而严复亦曾于1900年对吴汝纶说过：“复于文章一道，心知好之，虽甘食耆色之殷，殆无以过。不幸晚学无师，致过壮无成。虽蒙先生奖诱拂拭，而如精力既衰何，假令早遘十年，岂止如此？”这种未能早入吴门受教的遗憾，在翻译《天演论》等西方著作的过程中得到了弥补。据严复回忆：“不佞往者每译脱稿，辄以示桐城吴先生，老眼无花，一读即窥其深处，盖不独斧落徽引，受裨益于文字间也，故书成必求其读，读已必求其序。”1903年，吴汝纶去世，严复悲伤不已，集李商隐、陆游诗句而成一联：“平生风义兼师友，天下英雄惟使君。”慨叹：“惠施去而庄周亡质，伯牙死而钟期绝弦，自今以往，世复有能序吾书者乎？”（严复《群学肄言译余赘言》，见《严复集》）（周崇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