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失踪41年衣锦还乡，我却不想再见到他 | 走出战俘营05
「走出战俘营」故事点这：01落入敌手 02我要回家 03孤岛危境 04战俘回家
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刘。
这两天好多朋友问我，真的要开打吗？要不要屯点粮。
我只是记录真实战争故事的，不是做国际军事形势研究的，给不了大家答案。
但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结论，这是历史学家巴巴拉·W·塔奇曼总结的——文明不会亡于衰落，只会亡于折腾。
“当社会的'温度’越来越高，民众越发激进，权力越发傲慢；人们一边渴望对外复仇和扩张，一边寻求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
她这一犀利的洞见，让全世界最有权势者也曾为之折服。
今天的故事是关于两岸的，当年蒋庆全从战俘营归来时，大家都在问他：“你回来了，你哥呢？”
蒋庆全不敢说实话，他说和老哥战场失散了，老哥肯定活着，一定也能回家。
直到41年后，才揭开事实的真相。
“老哥，咱别干了，开小差吧。”
我话音刚落，他的脸色就拉下来了，右手拄着的枪也被提起来几分。
“你敢策反我，你跑我枪毙你！”
老哥的眼神不对，话里透着狠劲，难道他能下得了手杀我？
我可是他弟啊。
那是1949年4月21日清晨，解放军已经打过了长江。
我和老哥作为国民党江防守军第二梯队，也在长江南岸待命，准备迎敌。
只见好多由江防退下来的大兵三人一伙，五人一帮携械南逃，没有枪械的也在急着赶路。
他们要去哪我不知道，但一个个的表情都透着股不安和害怕，还有的一见着我们这些守兵，就着急忙慌涉水泅渡。
很显然，他们不是从前线败下来的残兵，就是开小差准备逃的。
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我心里发慌，只觉形势不妙。
国民党宣传固若金汤的江防不到几天就被撕裂了，他们再跑，往哪跑?
而且跑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被抓到了还要被枪毙，到时候我咋回家！
去他妈的吧，与其这样，还不如另选生路，老子不干了，老子要回家找我爷我奶。
别人都说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孽障鬼。
我出生在1928年10月13日寅时，得名寅生。可在我刚满一岁零两天的时候，我妈就病死了。
吃不上奶，也贴不上膘，瘦得皮包骨，还翻来覆去窜稀窜个没完。
我妈刚走没多久，我就开始发高烧，烧得醒不过来，气儿弱得都听不见。我奶以为我死了，就让我大爷拿篮子把我挎到屋子后面的山上埋了去。
过去的人命都贱得很，今天活明天死没什么稀奇，布子一裹就埋了。
可安安生生留条全尸并不容易，买不起棺材，荒郊野岭不是遭狼拉就是被狗扒。
我爷和大伯俩人在山头找了块地方挖好了坑，把我包好往里一搁，刚退出去打算填土，坑里就传出“哇”的一声。
大伯吓了一跳往里一探，我的小腿正在乱蹬乱踹，哭声亮得像要把老天扯开个大口子。他们吓得赶紧把我从刨好的土坑里抱出来。
回去第二天，我就开始浑身发疹子，奶奶说我就是叫这疹子给差点憋死的。
命是捡回来了，开始有人跟我奶念叨，说我是没妈的累赘，不如送人。
但我奶不愿意，为了叫我活得长，还给我改名叫“石头”，就是想叫我的命比石头还硬。
大爷大娘也站在我奶这头，他们一家也总护着我，不像二叔，每次碰着我跟他们家儿子打架，二叔不揍我一顿肯定没完。
大爷家有个小儿子，叫蒋庆云，只比我大三岁，因为辈分小，所以家里人都叫他老疙瘩，我喊他老哥。
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就像亲兄弟一样。
谁会想到，现在却要刀枪相向。
记得我长到9岁时，日伪统治的满洲国在东北推行殖民奴化教育，上学的孩子都要求学习日语，我死活学不进去。
还好学校有老哥，我每天才不情不愿地去了。
我一年级的时候老哥已经四年级了，他待我好，到哪都罩着我。
东北的冬天又冷又长，我们冬天就一身倔棉袄，埋埋汰汰的，胸前袖口连颜色都瞧不出来，连个罩衣都没有，破棉絮全翻在外头。
只有日本驻军的小孩跟我们不一样，他们穿着洋气的小呢子袄，里里外外好多层，又暖和又抗风，瞅着干净利索。
但这些神气的小孩却不友好，他们往街头一站，手里握着不知道从哪弄来的大砍刀。一见到我们这些穷孩儿，他们就攥着刀把，大喊大叫着朝我们冲过来。
我害怕那明晃晃的大刀，也恨他们嘴里刺耳的日本话。
不过，我刚读到二年级，就因缴不起学费辍学了。老哥也和我一样，回家种地了。
从那以后，什么下河摸鱼，上树抓老鸹，拆别人家房檐儿，掏里面的麻雀蛋……
都有我俩的份。
老哥有大爷大娘管，奈何年迈的爷爷奶奶管不了我，我更成了无拘无束的流浪儿，到处溜达闲逛。
要叫人家逮住了，碰到好说话的把我吓唬跑了完事，碰到难缠的就少不了挨顿打。
但不管我再惹祸，奶奶都不舍得打我，唯一一次动手还是因为我跟屯里的孩子打架，那混小子的爹妈知道了，喊着要报官为他们儿子讨公道。
奶奶害怕极了，挎了一筐鸡蛋跟人家上门赔礼道歉才完事。
那天奶奶打了我，但我不服，我感到屈，是他先骂我没人管的孽障鬼。
奶奶那口气叹得又慢又长：“孩儿啊，你也老大不小了，怎么不知道愁呢？”
我虽然不大，但知道叫愁没用，人要活着就不能发愁。
为了不叫奶奶担心，那天我向她保证，今后再也不打架了。
1942年，因为收成不好，为了能吃口饱饭，我父亲带着我们一家五口人离开大岭村，逃荒到吉林省长岭县讨生活。
打那之后，我和老哥分开了。我开始了给人放羊的日子。
羊倌真是比羊还苦，尤其冬天最难捱，那北风比刀子还利，破帽子随风倒，手脚也肿得黑红发亮。
破棉花袄子四处透风，里面也没有贴身的衫子，只能搁腰里束根麻绳防钻风。
唯一能保暖的方法就是围着羊群转圈跑。挨冻挨饿还不算，我还得挨打，东家的手那叫一个狠哪！
他们吃的是大碴子苞米饭，小碴子玉米粥，冬天还有粘豆包。
我只有苦菜碱水窝窝头，碱就是搁地头挖出来的苦碱。
好在放羊时，我认识了两个蒙族的小男孩，教我学会了搭“黄瓜架”，就是摔跤。
诀窍是句顺口溜——别左腿勾右脚，黑狗攒裆撞羊头，抓得住攥得牢，前拉后拽贴身靠。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把式能在朝鲜战场上救了我的命。要不是有着两把刷子，跟高我一头的美国大兵搏斗，我早被捅死了。
放了两年羊，我奶不愿叫我在外漂，让我回去学造纸的手艺，做糊窗户用的毛头纸。
我回到大岭村时，老哥已经不在家了。
一晃到我17岁，正在纸房当学徒的我，突然听说大鼻子进锦州了。
那时才知道抗战胜利，小鼻子已经投降了，街上只有走投无路的日本女人在卖打糕。
不知道大鼻子的来历，纸房里的工人也都跑了，就留我这个学徒看房子。
好在不几天大鼻子的俄国兵撤了，一队接一队的八路军骑马从锦西（葫芦岛市）开过来。
西城门上的小笼子里挂的人头，都臭了还一直挂着，不知是日本人还是汉奸的头。
又不久，西大桥被炸，国民党大兵进来了。
国民党城防部队和杂牌军还乡团开始经常下乡抓兵，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为了不被抓壮丁，每天只能东躲西藏。
可老天偏偏就是让你怕什么来什么。
1948年春节刚过，我到大爷家去串门，正好赶上老哥从国民党部队回家探亲。
当兵的他早已不是过去的小菜头，个头虽不算高，但体胖力壮，有文化，能写一手好毛笔字。
兄弟相见那个亲热，天南海北哪都唠，几乎无话不谈。
老哥说自己在辽西师管区黑山团区1团1营3连当兵，每天不光能吃大米饭白馒头，还可以出去逛大街，生活优越。
看我无事可做，在家瞎混，也没地儿扛活，老哥就开始撺掇我去部队，告诉我早晚藏不过，反正被抓也得去，去了起码能吃饱饭。
家里人口众多，少一个人就多一口饭，为了吃口饱饭，也减轻家里的负担，我没多想就答应了他。
当天下午老哥就带我去锦州市辽西师管区报到。我被分配在国民党54军198师593团2营5连，军长叫阙汉骞。
因为招了我这个兵，老哥立了功，由上等兵一下子就升为上士班长。
当解放军在锦州“关门打狗”的时候，我们这批新兵已经从葫芦岛坐船南下了。
我还一枪未发，解放军就已经打过长江，我部作为国民党江防守军第二梯队，也在长江南岸待命。
看着一溃千里的国民党残兵，我决定不干了，老子要回家。
决心下定之后，我就利用自己传令兵身份，离开了自己所在的防御阵地，到二排去找老哥蒋庆云。
找到他时，他正在执行任务，抻着左腿面朝北方，右脚踏在一个不大的坟包上，右手拄着一颗美式冲锋枪，监视着一片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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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我，老哥一脸惊讶，说此处危险让我快走!
我没有藏着掖着，直截了当跟他说了自己的想法：“老哥，咱别干了，开小差吧。”
我话音刚落，老哥就像被捏住尾巴的猫，一下炸了毛。他冲我撂了狠话：“你敢策反我，你跑我枪毙你。”
话一出口这我俩僵住了，顿了半晌，他打了一声长长的“咳”。
然后冲我说：“事到如今，你也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你。咱是兄弟，我放了你，你走吧，但愿咱都能活着回家。”
他还是心软了。
时间紧迫，我知道几句话说服不了老哥，只能向他敬了个礼。然后转身，猫腰向枪声稀少的地方跑去。
是呀，但愿咱都能活着回家吧。
我一阵猛跑，到一座土地庙前停下来，准备歇一会，探查下方向再继续跑。
在我的左前方，有一条小河，河水湍湍南流，河上有人涉水泅渡。
其中有同我一样的国民党散兵，但右面不远处有一队人马在向南疾驰，脚步急促，从着装上看可以断定是解放军。
哎呀!
左有河，右有兵，我又不会水，不能走了。
这下咋办?只有向前碰碰运气了。
我手扶着小庙的庙檐，探头往前一看，大吃一惊。
呀!原来在我的正前方的小院里，有一队人在吃饭。我要一动，铁定就被人发现，这可咋整！
打死也是死，饿死也是死，我决定赌一把。
“老总，赏碗饭吃吧！”
我的声音虽不大，那伙吃饭的人看着我这么个突然冒出来的敌兵，一下子就炸了锅。
有的把饭碗放下，有的干脆就撂到一边，呼啦一下，齐刷刷的枪口对准我。
吓得我急急地喊，“老总，别误会，我是国民党兵，开小差出来的，我只想求碗饭吃。”
听到我这么一说，又看到我枪口朝下斜背在身后，并无歹意他们才放心了。
人群中走出一人，我看到他斜背着个挎包，向我招手“喂!小鬼，来来来，别怕，你不是要吃饭吗？管饱管够！”
我定了定神，倒背着枪，试探着朝他们靠拢，在我接近小院的一刹那，过来两三个人下了我的枪。
那背挎包的人说“吃饭，快吃饭，但你一定要吃饱。”
我答应一声“是，谢谢长官!”
“什么长官？叫首长！”一个大兵在旁边插话，我嗯了一声，叫“首长”。
我狼吞虎咽地造了三大碗，吃完饭，首长才过来询问我的情况。
我把自己怎么当的兵，为何开小差，这之间来来回回的经历，都仔细做了报告。
知道我老哥蒋庆云留在国民党部队，首长说我们兄弟这就叫“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他告诉我，从今天起我就算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了。这个队伍，是革命的队伍，是为人民服务的，今后要我好好干。
可我哪懂啥是革命，对于他的一番话，我只懂了一句，“你要好好干喽”。
吃完休息没多久，部队就出发了。追击的目标正是阙汉骞的54军，是我之前的部队，现在老哥蒋庆云的部队。
若我们遭遇上了，那我和老哥可就成了彼此的敌人啊！
到时候我该咋办？
心里正犯着嘀咕，眼前的景象一下给我看愣了。
面前的队伍，这哪像个正规军队，别的不说，单说着装，有深黄的，有浅黄的，还有穿黑裤子的。
脚上有穿皮鞋的，也有穿山东大垮孩的，甚至还有穿布条拧成绳编成的草鞋的。
他们的枪也不一样，步枪有长有短，枪栓有直有弯，有背三八大盖的，有背马枪的，也有背美式汤姆森的。
还有的人干脆没有枪，只背一个好大的布包，我看着这个布包被绳子绑得密密麻麻、结结实实，上面还穿着一根大木棒子扛在肩上，压得直缩脖子。
就是这样杂七杂八的队伍，把国民党正规军打得狼狈不堪?
我感到震惊，不可思议。
但是时间不允许我多想，也不允许我多瞄，我只有空着两手跟在队伍中。
跑呗!
跑到半夜，我紧跟着队伍，趁着夜幕，队伍急行军到一座山下，开始登山。
队里有人在嘀咕，他妈的，这回可把龟孙子追上了，我看他们还往哪里跑。
等我们爬到半山腰处，我看到由山上往下有通大石头檩子，形同一道短墙，顺山而下，首长在先，带着我们向山上猛跑，此时，我居第三位。
行到中途，首长转身说，快吹竹筒联系，后续部队跟上。
跟在首长身后的通讯员出列，从兜里掏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竹筒。嘟嘟吹起，我听不明白，却感到稀奇古怪。
正在此时，隔着不远的山头上，枪声骤起，往周围一瞟，月色下，我隐约看到不远处有人影晃动，好像在向我们这边窥视。
坏了！可能有情况。
见身前的首长没有隐蔽，我当即探出双臂，用双手搂住正在前进的首长的双腿，毫不客气地往我的怀里一带。
他没有防备我会来这一手，扑通一下摔趴在地上。
我刚把他拽趴下的瞬间，一串子弹嗤嗤呼啸而过，打断了首长背上文件包的背包带，连他的上衣背后也被子弹给烫了一道沟。
火舌刚灭，首长立马爬起来，瞪大两眼瞅着我，那脸色难看的，在黑天里都瞅着瘆人，这下可把我吓坏了，傻到那一动不敢动，我真怕他下一秒就毙了我。
“小鬼，你把我摔得可不轻呀，要不是我反应快，身手麻利，我的门牙至少得磕掉俩，但我还得谢谢你呀，小鬼你真行。今儿我欠你的情。”
教导员原来没生我气，听完这通话我才缓过神来，长出了一口气，谢天谢地，我没出啥大纰漏。
经过确认，对面竟是友邻部队，他们以为截住了敌军，我们以为追上了敌军。弄了半天，竟是一场误会。
幸好双方都没有伤亡，又按照原计划分头上路，追击敌人。
我从21日参加解放军之日起，随这队人马一路南下急行军，不分昼夜，冒着瓢泼大雨，一直到23日天将明，部队才来到一处不知名的村落修整。
接下来发生的事，彻底改变了我。
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我早已累得筋疲力尽，只想躺倒。
听到宿营的口令，才长出了一口气，谢天谢地。周围有人开始在验房收房准备住进去，还有的人在找草铺铺。
见人家把铺铺好，我也不管不顾，一屁股坐上去倒头便睡。刚歇下，通讯班的二组长就来喊我，说不吃饭，不洗脚，不挑泡就不能睡觉。
当时行军正值夏季，整日下雨，雨水贴着汗泥，每天身上都是湿的，霉味和臭味搅在一起。
特别是湿乎乎的布鞋裹着脚，脚丫子叫跑得浮起一层皱巴巴的白皮，磨出的水泡和脚气泡破了，脚丫子又疼又痒，不及时清理干燥就会发肿溃烂。
我只知道当兵的任务是站岗、放哨、跑路、打仗，从来没听过，吃饭、洗脚是任务。
我哪管他那一套，累得不行就是要睡觉。
班长看见了也过来劝我，我的犟牌气就上来了，我就是不起来，爱咋咋地。
我这么做，明知是错，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可是我累呀，实在太累了，就干脆装糊涂吧。
过了一会儿，首长来查铺，看我有情绪，他就喊我“小鬼你得洗脚，不洗脚明天咋跑路啊，咋革命啊？”
我懂啥是革命啊，我说：“革谁的命啊，革自己的命吗？”
他也没生气，叫班长端来盆水给我洗脚。
给我一下惊住了，这怎么了得，想当初在家我都没给我爹洗过脚啊。
过去在国民党部队，当兵的都有句顺口溜：炮声一响，黄金万两。
有时候打一仗下来，连长就该搞小老婆了，排长就该生鱼口了，战士都到乡下去勒狗吃狗肉了。
可眼前这队伍却大不一样，上下级官兵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走一样的路，当官的还要照顾和教育小兵。
我赶紧把水盆子接过来，主动承认了错误，自己洗脚、挑泡，完成了任务。
心窝子甭提多热乎了。
一路上，国民党南逃的军队败得一泻千里，跑得慢的就被我们抓了俘虏，不投降的就地歼灭。
可就是没有国民党54军的影子，他们跑的真快呀。
行军路上的小歇，首长把我叫去，说瞧我挺机灵，问我愿不愿意下连去锻炼。
“我服从命令！”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向首长敬完礼，通讯员就带我前往三连。
在路上，通讯员解答了我这几日的疑问，原来，这三天我呆的地方是三野23军67师199团一营的营部，那位待我很好的首长是营教导员曹文虎同志。
到了三连我被安排在一排一班，仍旧是昼夜急行军，大伙累得哪有人样呀。
我们就互相帮助，你帮他扛枪，他帮你背米袋。我刚来报到还没发枪，两手空空。也随手接过一个边上同志背着的大布包，扛在了肩上。
“嗬”，这家伙可不轻，是啥玩意?
我不知道，扛着吧。正走着，我听到前面有不少人兴奋地喊：“苏州、苏州城……”
苏州城的街道全是用石头铺的，道的两侧有明显的沟痕，那是苏州的独轮小车压出来的。
因年久，有的沟足有十公分深，道的两侧就是店铺，不过天在下雨，又在打仗，店铺大多数都没开门。
没工夫欣赏美景，我们的队伍穿街而过，出了苏州城雨还在下，肩上的大布包越来越重，压得我腰酸腿疼。
雨水和汗水混在一起，夹杂着自己的体温直冒臭气。正在闷头赶路的当口，原地休息的号声响了。
太好了，嘣噔，我随手把大布包往地下一摔，一屁股就坐在了布包上。
“哎呀，我的妈呀！小鬼，你想坐飞机啊!”我们班的二组长惊叫到。
我被他这么一咋呼也给吓着了，但太累愣那没起身，还在布包上坐着，班长跑过来：“小鬼，快起来。你坐在火药筒上了，这是大炸药包。”
炸药包！
我蹭地站起来，好险，可这么大个的炸药包谁扔得动？
班长说这不是用人扔的，而是用人送的，专门炸碉堡坦克用的。
我的无知闹得队里啼笑皆非。
与杭州擦肩而过后，部队直指上海，我所在的199团1营3连在过长江时是先头部队，一直处在最前头。
后来又由偷袭转为强攻，抢滩登陆时减员太重，所以我们3连一直处在后头，属于第二梯队。
等我们昼夜兼程来到上海外围的龙华飞机场，才终于在机场外的铁路上追上了国民党残军。
这是我加入解放军后参加的第一次激战。
夜里遭遇，敌人的火力很猛，子弹在我的身旁嗖嗖乱窜，有的打在铁轨上直冒火星子。
我搂着怀里的炸药包，趴在铁轨下面。
趁着交火间隙，我猫出脑袋查看，铁路路基左前方有个碉堡，里面喷出两条大火舌，封锁住了我们通往龙华机场的路口。
几个刚冲下铁轨的同志，还没迈几步，就牺牲在半路上了。进攻发起了三次，都没打上去。
我正看着揪心，突然有人在后边扒拉我的脚，我扭头一看是排长。
排长说：“小鬼，看见左前方的碉堡了吗？你能不能拿你的炸药包把它干掉，给死去的同志们报仇？”
我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回答的得斩钉截铁。“报告排长，我能!”
等排长交代完任务，我一骨碌滚下路基，刚翻下去，后面掩护的两挺轻机枪就炒豆似的响了。
机枪射出的子弹每十发就有一发用来修正弹道的曳光弹，两条火线连续不断地向敌人的碉堡射击孔射去，像一道明亮的指路针。
我夹起炸药包一个虎跃穿过两条铁轨，随后卧倒滚下路基，再腾身猫着腰直奔碉堡。
眼见马上就到了，忽然轰！轰！轰！三声巨响，不知哪来的炮把前面的大碉堡炸开一个大洞，敌人的机枪一下哑巴了。
后面的同志们呼的一声冲下路基直奔飞机场。
“小鬼，快趴下，你趴那别动，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冲过来的排长一把把我拽起来，见我没伤，让我跟上他走。
后来我才知道，那三颗炮弹是我团的八二炮赶上来了。
碉堡被掀掉，龙华飞机场很快就被拿下。战后我们奉命从上海撤下，驻扎在上海市郊区枫泾镇休整。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我听同志们说，阙汉骞的54军自上海登船撤离，后来逃到台湾去了。
我不知道老哥是死是活，若他活着想必是去了台湾。
那我们可还有相见之日啊。
跟老哥分离的六年里，我们解放了全国，又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打到了朝鲜。
在朝鲜，命运给我开了一个玩笑，让我不幸被美军俘虏。
在战俘营里，美国人曾给了我三条路：分别是去台湾，去日本，和回国。
其中去台湾他们说得尤其吸引人：过去的事一概不究，不想当兵可以投亲靠友，风风光光地当英雄。
所有军人都有一个意识，被俘就等于变节。俘虏和叛徒的家人，更是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听特务提到去台湾“投亲靠友”，我的心头忽然有些颤动。
若是回了家，国内的亲人恐因我遭罪，去了台湾或许能找到老哥，只要他活着，我们兄弟情深，他肯定会帮我的。
我真的有点心动了。
但一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们。瞬间的犹豫一下化为乌有。若他们知道我有这样的心思，该多失望啊。
想好了这些，我不再动摇了，我是个死心眼的兵，除了回家见我爷我奶，我哪也不去。
就这样，落难的我在战俘营坚持斗争了126天，终于同100多位难友在板门店被交换回国。
回国后，我们经历长达一年的归来人员审查，带着各自的鉴定结果回家了。
7年前，老哥带着我离开了家，两手空空地走，如今我还是两手空空地回。
唯一多的，是压在头顶看不见摸不着的耻辱。还是没有了音信的老哥好。
家门口的路长得摸不着头，一直到家门口前的小路，远远地我终于瞅见了。
可眼前的“家”就是个马架子，只是叔叔家的一个小耳房。
进门得低头，屋里的锅台连着炕，四面是泥巴墙，屋里除了炕，只有一口缸，一口锅，几个盆碗，和一个破木箱子。
过去在部队，父亲给我去的信里总说家里过得好，让我好好当兵别惦记，如今再见却是这番模样，日子愁煞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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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第二天，亲戚们就乌泱泱地冲进了我家院里。
大爷大娘、叔婶，堂兄弟姐妹都来了。由于我们家房子太小，大家就都在我家门前或坐或站，向我问寒问暖。
我把离家后的事情和大家讲了一遍，其中有真话，也有假话。
他们问我是怎么回来的，我就说：“抗美援朝结束了，不打仗了，和平了，部队要裁减一些战士到地方上参加建设，所以我回来了。”
大娘和大爷问：“你和你庆云老哥是一起走的，怎么你们没有一起回来？他哪去了？怎么也不给家来信呢？”
为了不刺激他们，我没说老哥所在的54军去了台湾，只说我们在解放军横渡长江时被冲散了。
我对大娘说，老哥肯定还活着，以后肯定会来信的，让他们再耐心等等。
我这才知道，为了找老哥，大娘差点送了命。
自从没有老哥的消息，大娘就一直在打听老哥的下落。
大娘没法，还去找算命的给我们俩算了一卦，算命的说我没有妈，他有妈，一定是有妈的先回来。
大娘就一直相信老哥没死，他早晚都得回来。
到老家锦州解放那年，临近年关的时候，家里突然来了一老一少两个人，带来老哥的消息。
这一老一少自称是母子俩，母亲是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打扮朴素，但能说会道。年轻男子有二十来岁，不爱说话，面相挺憨厚。
中年妇女告诉大娘，他们在义县见到一个人，那人受了伤，托他们来捎信。
这个受伤的叫蒋庆云，家住锦县大岭村，他的父亲叫蒋文，哥哥叫蒋庆增，家里还有俩姐姐，一个妹子。
蒋庆云让家里人带上钱，跟着母子去义县接他回家，顺便感谢一下收留他的人家。
大娘一听就急了，对方把家里人的名字都说得清清楚楚，肯定是自己儿子没错。
60多岁的大娘还裹着小脚，但她啥也不顾了，连夜打点行装，大早就跟着俩人去了义县。
快赶到县城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对方提出原地歇一下。
谁知刚歇下脚，那老婆子就拿着大娘的包先跑了，大娘一看不对，赶紧喊边上的年轻男人上路。
男的听大娘这么一喊，马上就变脸了，瞪大眼睛说：“歇个啥，你就永远在这歇着吧！”
说着就冲着大娘连打带踹，威胁大娘老实点，不然就要她的命。
大娘到那时才知道上了他们的当，吓得瘫在地上不敢动弹。
黑灯瞎火的，也不知道那个孙子是什么时候走了的。幸好天亮时遇到了一个心好的拾粪的大哥救了她，这才没死在外头。
大娘说当时悬得很，为了找老哥，差点送了命。但一直到现在，家里也没人想通那骗子是咋知道那么多事的。
可在想想倒也正常。世道都乱，人心能不乱么？
大娘找遍了老家的算命先生，算命的说老哥一定能回来。
老哥乳名叫“小傻”，大娘和大爷没事总向我念叨，小傻咋还不回来啊，到底在哪啊……
念着念着就哭了。
大爷老了因为脑溢血瘫在床上不能动弹，没人伺候，意识混乱，还是每天痴痴地念叨他的“小傻”。
蒋庆云的大哥患有严重的矽肺病，没有劳动能力，大娘又挑不动水，全靠我们家里小辈们帮衬。
她能做的，只有到处烧香，求神拜佛，希望哪路神仙能发发善心把老哥引回家。
大娘信了一辈子的事，临老还是不再信了。她总说，小傻这么些年都不回来，一定是早没了。
大娘熬到油尽灯枯，也没能等回她的小傻。
而我也在大大小小的运动中，艰难苟活了下来。
组织撤销了对我的党内警告处分，恢复了复原军人的待遇，日子依旧在原有的轨道上笨重前行。
直到1990年的一天，家里忽然收到一封信，香港来的。
信上的字体端正有力，瞧着很熟悉，一看落款，顿时吓了我一跳。
来信人竟是我老哥蒋庆云。
那是一封平安信，信中并未展开细说，只告诉我们他后来去了台湾，询问家中是否还有人，还说了他打算回来的时间。
台湾——这个从在战俘营起就纠缠上我的地方，又再次出现了。
知道老哥还活着，我很激动，尤其是一想到他能证明我当时加入解放军不是被俘虏，而是主动加入的，这一点令我很欣慰。
可那种熟悉的忧虑却再次冒了出来，我不知道，老哥这次回来意味着什么。
我这提心吊胆过了几十年的日子，可再经不起任何震荡了。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我按照信中约定到沈阳机场去等老哥。他是先在台湾搭乘飞机到香港，再转机到沈阳。
等待是漫长的，我的眼睛紧紧盯着接机口，一个人，一个人地看，还是没有，还是没有……
41年过去了，老哥该变成啥样了？
从香港来的这趟飞机上下来的，有不少外国人，叽里呱啦地说着英语。
正想着，我忽然注意到一个东张西望的人影，对方似乎也注意到了我。
那人穿着大夹克和皮鞋，身形富态。
虽然过去几十年，但我依旧可以确认，是他！就是他！
“老哥啊！”我冲了过去。
在机场的服务大厅里，刚刚才相认的我们抱头痛哭，整整41年了，41年了！
没人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不容易，不容易啊”老哥激动得嘴直哆嗦。
我也哭得瞧不大清他的脸，嘴里却喊着别哭，别哭。
分别时，我还是个21岁的毛头小伙，再见面，我却头发蓬乱满脸胡须，瘦得能在肚皮上数排骨，像刚从号子里放出来的犯人。
全然看不出我们是兄弟俩。
插画师根据文字描述还原
在回家的火车上，老哥给我了一块糖，说叫巧克力，我第一次见识这种洋玩意。
想起当年在战俘营，美军也拿出一袋糖果，说去台湾的就能吃糖。当时我饿得前胸贴后背，但知道那糖衣炮弹不能吃。
此刻，我剥开巧克力，黑黑的，很不起眼，含在嘴里又苦又甜，融化了还挺香。
心里五味杂陈，巨大的差距亘在我俩中间，跟体面的老哥相比，我的脸上凉一阵烧一阵。
同样是回家，老哥衣锦还乡有接有送，我无颜见江东父老进村都不敢抬头。
那种自卑感真让我不是滋味。
老哥到家后，我在家里摆了道简单的团圆饭。
看着几十年没吃过的东北家乡菜，老哥很高兴。在饭桌上，我俩约法三章，不谈国事。
只把我们咋样分开，大娘为找他差点送命的事晾开了。
老哥说，当时他不愿跟我走，是害怕被抓住让枪毙或活埋，而且他还当上了班长，不想放弃自己的前途。
但我刚走，他们很快就收到迅速南撤的命令，最后在上海的崇明岛登船逃往台湾。
我们兄弟当时一个向北，一个向南，他也以为再也见不着我了。
到台湾时老哥只有24岁，一直在国民党军中服役，近40岁才作为士官长退伍，当了十几年的兵。
老哥脾气倔，不善交际。退伍后，平日保持联系的，也还是曾经军中的战友。因为文化和习惯不通，他们始终难以融入当地的社会。
解放前夕，有60多万军人迁移台湾，为了防止女匪谍假借结婚之名渗透军中，也为了避免军人因为结婚而分心，赴台的士兵们被各种条件限制不能正常结婚。
退役后，不懂技术的他们，找不到什么好工作，很多老兵终身没有成家，住在台湾的“荣民之家”里，一住就是一辈子。
在台湾四十多年里，老哥虽然有楼房住，有俸禄拿。但也没有家室，没有儿女，始终孤身一人。
他说，他何尝不想回家啊，可是哪里回得去呢。
我没有提起我们分离后自己遭遇的种种，只是热热闹闹地陪聊吃饭。
老哥的家中如今只剩下他的二姐，大嫂和俩侄子。他把带回来的金镯子金项链金耳坠都给家人分了。
我也分到了一个不大的耳钳子，给了我的妻子。
第二天我陪老哥去大爷大娘坟上祭拜，和我当年回来见爷爷奶奶的坟一样，他撕心裂肺地哭喊着：“不孝儿蒋庆云啊……”
那些辛酸、思念，闻者落泪。
为了能按时领俸禄养老，老哥不久后就回台湾去了。此后，他坚持一年回来一回，但我们的联络渐渐少了。
和我当年回来不一样，老哥现在回来，是所有亲戚的座上宾，大家都围着他转。我也就不再去凑那个热闹了。
还有因为我的特殊身份，让我既害怕频繁联系会惹麻烦，又实在不愿为那种明晃晃的差距闹心。
我们牵挂了几十年的兄弟情，反而在他回来后渐渐疏远了。
才40岁出头的蒋庆全已是形容枯槁
我担惊受怕那么多年，当时只想平安过好眼下日子，千万别出乱子，连累妻儿老小。
至于后来我站到台前，接受媒体的采访和社会的关注，则是另外一段命运故事了。
那是我和老哥都不可能想到的事。
90年代末，老哥病死在台湾，没能落叶归根。他只能提前雇好人为自己打灵幡，料理后事。
不知亡人的灵魂，何时才能跨过那道海峡？
中国人对家乡的感情仿佛是与生俱来的。
一个人不管身在何处，不管贫穷还是富有，对家都怀有深深的眷恋。
战俘营里的蒋庆全，知道回家将面临屈辱，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宝岛台湾的蒋庆云，心心念念也是大岭村那个穷困的家。
战争改变了两兄弟的命运，正是这种根植于血脉的家国情怀，让有了相同的宿命，回到魂牵梦萦的家。
当社会的温度日益高涨时，虽然我们决定不了什么，也应怀揣一颗善良之心，真正将对岸认作是自己的骨肉同胞，要和平，不要战争。
有如此，祖国大陆的和平统一，也并非没有希望。
否则，兄弟反目，一定只是亲者痛、仇者快的结局。
编辑：赵斯卡 罗伯特刘
插画：徐六耳 花椒
（真实照片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