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失踪41年衣锦还乡,我却不想再见到他 | 走出战俘营05

「走出战俘营」故事点这:01落入敌手 02我要回家 03孤岛危境 04战俘回家

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刘。

这两天好多朋友问我,真的要开打吗?要不要屯点粮。

我只是记录真实战争故事的,不是做国际军事形势研究的,给不了大家答案。

但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结论,这是历史学家巴巴拉·W·塔奇曼总结的——文明不会亡于衰落,只会亡于折腾。

“当社会的'温度’越来越高,民众越发激进,权力越发傲慢;人们一边渴望对外复仇和扩张,一边寻求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

她这一犀利的洞见,让全世界最有权势者也曾为之折服。

今天的故事是关于两岸的,当年蒋庆全从战俘营归来时,大家都在问他:“你回来了,你哥呢?”

蒋庆全不敢说实话,他说和老哥战场失散了,老哥肯定活着,一定也能回家。

直到41年后,才揭开事实的真相。

“老哥,咱别干了,开小差吧。”

我话音刚落,他的脸色就拉下来了,右手拄着的枪也被提起来几分。

“你敢策反我,你跑我枪毙你!”

老哥的眼神不对,话里透着狠劲,难道他能下得了手杀我?

我可是他弟啊。

那是1949年4月21日清晨,解放军已经打过了长江。

我和老哥作为国民党江防守军第二梯队,也在长江南岸待命,准备迎敌。

只见好多由江防退下来的大兵三人一伙,五人一帮携械南逃,没有枪械的也在急着赶路。

他们要去哪我不知道,但一个个的表情都透着股不安和害怕,还有的一见着我们这些守兵,就着急忙慌涉水泅渡。

很显然,他们不是从前线败下来的残兵,就是开小差准备逃的。

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我心里发慌,只觉形势不妙。

国民党宣传固若金汤的江防不到几天就被撕裂了,他们再跑,往哪跑?

而且跑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被抓到了还要被枪毙,到时候我咋回家!

去他妈的吧,与其这样,还不如另选生路,老子不干了,老子要回家找我爷我奶。

别人都说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孽障鬼。

我出生在1928年10月13日寅时,得名寅生。可在我刚满一岁零两天的时候,我妈就病死了。

吃不上奶,也贴不上膘,瘦得皮包骨,还翻来覆去窜稀窜个没完。

我妈刚走没多久,我就开始发高烧,烧得醒不过来,气儿弱得都听不见。我奶以为我死了,就让我大爷拿篮子把我挎到屋子后面的山上埋了去。

过去的人命都贱得很,今天活明天死没什么稀奇,布子一裹就埋了。

可安安生生留条全尸并不容易,买不起棺材,荒郊野岭不是遭狼拉就是被狗扒。

我爷和大伯俩人在山头找了块地方挖好了坑,把我包好往里一搁,刚退出去打算填土,坑里就传出“哇”的一声。

大伯吓了一跳往里一探,我的小腿正在乱蹬乱踹,哭声亮得像要把老天扯开个大口子。他们吓得赶紧把我从刨好的土坑里抱出来。

回去第二天,我就开始浑身发疹子,奶奶说我就是叫这疹子给差点憋死的。

命是捡回来了,开始有人跟我奶念叨,说我是没妈的累赘,不如送人。

但我奶不愿意,为了叫我活得长,还给我改名叫“石头”,就是想叫我的命比石头还硬。

大爷大娘也站在我奶这头,他们一家也总护着我,不像二叔,每次碰着我跟他们家儿子打架,二叔不揍我一顿肯定没完。

大爷家有个小儿子,叫蒋庆云,只比我大三岁,因为辈分小,所以家里人都叫他老疙瘩,我喊他老哥。

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就像亲兄弟一样。

谁会想到,现在却要刀枪相向。

记得我长到9岁时,日伪统治的满洲国在东北推行殖民奴化教育,上学的孩子都要求学习日语,我死活学不进去。

还好学校有老哥,我每天才不情不愿地去了。

我一年级的时候老哥已经四年级了,他待我好,到哪都罩着我。

东北的冬天又冷又长,我们冬天就一身倔棉袄,埋埋汰汰的,胸前袖口连颜色都瞧不出来,连个罩衣都没有,破棉絮全翻在外头。

只有日本驻军的小孩跟我们不一样,他们穿着洋气的小呢子袄,里里外外好多层,又暖和又抗风,瞅着干净利索。

但这些神气的小孩却不友好,他们往街头一站,手里握着不知道从哪弄来的大砍刀。一见到我们这些穷孩儿,他们就攥着刀把,大喊大叫着朝我们冲过来。

我害怕那明晃晃的大刀,也恨他们嘴里刺耳的日本话。

不过,我刚读到二年级,就因缴不起学费辍学了。老哥也和我一样,回家种地了。

从那以后,什么下河摸鱼,上树抓老鸹,拆别人家房檐儿,掏里面的麻雀蛋……

都有我俩的份。

老哥有大爷大娘管,奈何年迈的爷爷奶奶管不了我,我更成了无拘无束的流浪儿,到处溜达闲逛。

要叫人家逮住了,碰到好说话的把我吓唬跑了完事,碰到难缠的就少不了挨顿打。

但不管我再惹祸,奶奶都不舍得打我,唯一一次动手还是因为我跟屯里的孩子打架,那混小子的爹妈知道了,喊着要报官为他们儿子讨公道。

奶奶害怕极了,挎了一筐鸡蛋跟人家上门赔礼道歉才完事。

那天奶奶打了我,但我不服,我感到屈,是他先骂我没人管的孽障鬼。

奶奶那口气叹得又慢又长:“孩儿啊,你也老大不小了,怎么不知道愁呢?”

我虽然不大,但知道叫愁没用,人要活着就不能发愁。

为了不叫奶奶担心,那天我向她保证,今后再也不打架了。

1942年,因为收成不好,为了能吃口饱饭,我父亲带着我们一家五口人离开大岭村,逃荒到吉林省长岭县讨生活。

打那之后,我和老哥分开了。我开始了给人放羊的日子。

羊倌真是比羊还苦,尤其冬天最难捱,那北风比刀子还利,破帽子随风倒,手脚也肿得黑红发亮。

破棉花袄子四处透风,里面也没有贴身的衫子,只能搁腰里束根麻绳防钻风。

唯一能保暖的方法就是围着羊群转圈跑。挨冻挨饿还不算,我还得挨打,东家的手那叫一个狠哪!

他们吃的是大碴子苞米饭,小碴子玉米粥,冬天还有粘豆包。

我只有苦菜碱水窝窝头,碱就是搁地头挖出来的苦碱。

好在放羊时,我认识了两个蒙族的小男孩,教我学会了搭“黄瓜架”,就是摔跤。

诀窍是句顺口溜——别左腿勾右脚,黑狗攒裆撞羊头,抓得住攥得牢,前拉后拽贴身靠。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把式能在朝鲜战场上救了我的命。要不是有着两把刷子,跟高我一头的美国大兵搏斗,我早被捅死了。

放了两年羊,我奶不愿叫我在外漂,让我回去学造纸的手艺,做糊窗户用的毛头纸。

我回到大岭村时,老哥已经不在家了。

一晃到我17岁,正在纸房当学徒的我,突然听说大鼻子进锦州了。

那时才知道抗战胜利,小鼻子已经投降了,街上只有走投无路的日本女人在卖打糕。

不知道大鼻子的来历,纸房里的工人也都跑了,就留我这个学徒看房子。

好在不几天大鼻子的俄国兵撤了,一队接一队的八路军骑马从锦西(葫芦岛市)开过来。

西城门上的小笼子里挂的人头,都臭了还一直挂着,不知是日本人还是汉奸的头。

又不久,西大桥被炸,国民党大兵进来了。

国民党城防部队和杂牌军还乡团开始经常下乡抓兵,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为了不被抓壮丁,每天只能东躲西藏。

可老天偏偏就是让你怕什么来什么。

1948年春节刚过,我到大爷家去串门,正好赶上老哥从国民党部队回家探亲。

当兵的他早已不是过去的小菜头,个头虽不算高,但体胖力壮,有文化,能写一手好毛笔字。

兄弟相见那个亲热,天南海北哪都唠,几乎无话不谈。

老哥说自己在辽西师管区黑山团区1团1营3连当兵,每天不光能吃大米饭白馒头,还可以出去逛大街,生活优越。

看我无事可做,在家瞎混,也没地儿扛活,老哥就开始撺掇我去部队,告诉我早晚藏不过,反正被抓也得去,去了起码能吃饱饭。

家里人口众多,少一个人就多一口饭,为了吃口饱饭,也减轻家里的负担,我没多想就答应了他。

当天下午老哥就带我去锦州市辽西师管区报到。我被分配在国民党54军198师593团2营5连,军长叫阙汉骞。

因为招了我这个兵,老哥立了功,由上等兵一下子就升为上士班长。

当解放军在锦州“关门打狗”的时候,我们这批新兵已经从葫芦岛坐船南下了。

我还一枪未发,解放军就已经打过长江,我部作为国民党江防守军第二梯队,也在长江南岸待命。

看着一溃千里的国民党残兵,我决定不干了,老子要回家。

决心下定之后,我就利用自己传令兵身份,离开了自己所在的防御阵地,到二排去找老哥蒋庆云。

找到他时,他正在执行任务,抻着左腿面朝北方,右脚踏在一个不大的坟包上,右手拄着一颗美式冲锋枪,监视着一片麦田。

插画师根据文字描述还原 

看见我,老哥一脸惊讶,说此处危险让我快走!

我没有藏着掖着,直截了当跟他说了自己的想法:“老哥,咱别干了,开小差吧。”

我话音刚落,老哥就像被捏住尾巴的猫,一下炸了毛。他冲我撂了狠话:“你敢策反我,你跑我枪毙你。”

话一出口这我俩僵住了,顿了半晌,他打了一声长长的“咳”。

然后冲我说:“事到如今,你也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你。咱是兄弟,我放了你,你走吧,但愿咱都能活着回家。”

他还是心软了。

时间紧迫,我知道几句话说服不了老哥,只能向他敬了个礼。然后转身,猫腰向枪声稀少的地方跑去。

是呀,但愿咱都能活着回家吧。

我一阵猛跑,到一座土地庙前停下来,准备歇一会,探查下方向再继续跑。

在我的左前方,有一条小河,河水湍湍南流,河上有人涉水泅渡。

其中有同我一样的国民党散兵,但右面不远处有一队人马在向南疾驰,脚步急促,从着装上看可以断定是解放军。

哎呀!

左有河,右有兵,我又不会水,不能走了。

这下咋办?只有向前碰碰运气了。

我手扶着小庙的庙檐,探头往前一看,大吃一惊。

呀!原来在我的正前方的小院里,有一队人在吃饭。我要一动,铁定就被人发现,这可咋整!

打死也是死,饿死也是死,我决定赌一把。

“老总,赏碗饭吃吧!”

我的声音虽不大,那伙吃饭的人看着我这么个突然冒出来的敌兵,一下子就炸了锅。

有的把饭碗放下,有的干脆就撂到一边,呼啦一下,齐刷刷的枪口对准我。

吓得我急急地喊,“老总,别误会,我是国民党兵,开小差出来的,我只想求碗饭吃。”

听到我这么一说,又看到我枪口朝下斜背在身后,并无歹意他们才放心了。

人群中走出一人,我看到他斜背着个挎包,向我招手“喂!小鬼,来来来,别怕,你不是要吃饭吗?管饱管够!”

我定了定神,倒背着枪,试探着朝他们靠拢,在我接近小院的一刹那,过来两三个人下了我的枪。

那背挎包的人说“吃饭,快吃饭,但你一定要吃饱。”

我答应一声“是,谢谢长官!”

“什么长官?叫首长!”一个大兵在旁边插话,我嗯了一声,叫“首长”。

我狼吞虎咽地造了三大碗,吃完饭,首长才过来询问我的情况。

我把自己怎么当的兵,为何开小差,这之间来来回回的经历,都仔细做了报告。

知道我老哥蒋庆云留在国民党部队,首长说我们兄弟这就叫“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他告诉我,从今天起我就算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了。这个队伍,是革命的队伍,是为人民服务的,今后要我好好干。

可我哪懂啥是革命,对于他的一番话,我只懂了一句,“你要好好干喽”。

吃完休息没多久,部队就出发了。追击的目标正是阙汉骞的54军,是我之前的部队,现在老哥蒋庆云的部队。

若我们遭遇上了,那我和老哥可就成了彼此的敌人啊!

到时候我该咋办?

心里正犯着嘀咕,眼前的景象一下给我看愣了。

面前的队伍,这哪像个正规军队,别的不说,单说着装,有深黄的,有浅黄的,还有穿黑裤子的。

脚上有穿皮鞋的,也有穿山东大垮孩的,甚至还有穿布条拧成绳编成的草鞋的。

他们的枪也不一样,步枪有长有短,枪栓有直有弯,有背三八大盖的,有背马枪的,也有背美式汤姆森的。

还有的人干脆没有枪,只背一个好大的布包,我看着这个布包被绳子绑得密密麻麻、结结实实,上面还穿着一根大木棒子扛在肩上,压得直缩脖子。

就是这样杂七杂八的队伍,把国民党正规军打得狼狈不堪?

我感到震惊,不可思议。

但是时间不允许我多想,也不允许我多瞄,我只有空着两手跟在队伍中。

跑呗!

跑到半夜,我紧跟着队伍,趁着夜幕,队伍急行军到一座山下,开始登山。

队里有人在嘀咕,他妈的,这回可把龟孙子追上了,我看他们还往哪里跑。

等我们爬到半山腰处,我看到由山上往下有通大石头檩子,形同一道短墙,顺山而下,首长在先,带着我们向山上猛跑,此时,我居第三位。

行到中途,首长转身说,快吹竹筒联系,后续部队跟上。

跟在首长身后的通讯员出列,从兜里掏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竹筒。嘟嘟吹起,我听不明白,却感到稀奇古怪。

正在此时,隔着不远的山头上,枪声骤起,往周围一瞟,月色下,我隐约看到不远处有人影晃动,好像在向我们这边窥视。

坏了!可能有情况。

见身前的首长没有隐蔽,我当即探出双臂,用双手搂住正在前进的首长的双腿,毫不客气地往我的怀里一带。

他没有防备我会来这一手,扑通一下摔趴在地上。

我刚把他拽趴下的瞬间,一串子弹嗤嗤呼啸而过,打断了首长背上文件包的背包带,连他的上衣背后也被子弹给烫了一道沟。

火舌刚灭,首长立马爬起来,瞪大两眼瞅着我,那脸色难看的,在黑天里都瞅着瘆人,这下可把我吓坏了,傻到那一动不敢动,我真怕他下一秒就毙了我。

“小鬼,你把我摔得可不轻呀,要不是我反应快,身手麻利,我的门牙至少得磕掉俩,但我还得谢谢你呀,小鬼你真行。今儿我欠你的情。”

教导员原来没生我气,听完这通话我才缓过神来,长出了一口气,谢天谢地,我没出啥大纰漏。

经过确认,对面竟是友邻部队,他们以为截住了敌军,我们以为追上了敌军。弄了半天,竟是一场误会。

幸好双方都没有伤亡,又按照原计划分头上路,追击敌人。

我从21日参加解放军之日起,随这队人马一路南下急行军,不分昼夜,冒着瓢泼大雨,一直到23日天将明,部队才来到一处不知名的村落修整。

接下来发生的事,彻底改变了我。

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我早已累得筋疲力尽,只想躺倒。

听到宿营的口令,才长出了一口气,谢天谢地。周围有人开始在验房收房准备住进去,还有的人在找草铺铺。

见人家把铺铺好,我也不管不顾,一屁股坐上去倒头便睡。刚歇下,通讯班的二组长就来喊我,说不吃饭,不洗脚,不挑泡就不能睡觉。

当时行军正值夏季,整日下雨,雨水贴着汗泥,每天身上都是湿的,霉味和臭味搅在一起。

特别是湿乎乎的布鞋裹着脚,脚丫子叫跑得浮起一层皱巴巴的白皮,磨出的水泡和脚气泡破了,脚丫子又疼又痒,不及时清理干燥就会发肿溃烂。

我只知道当兵的任务是站岗、放哨、跑路、打仗,从来没听过,吃饭、洗脚是任务。

我哪管他那一套,累得不行就是要睡觉。

班长看见了也过来劝我,我的犟牌气就上来了,我就是不起来,爱咋咋地。

我这么做,明知是错,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可是我累呀,实在太累了,就干脆装糊涂吧。

过了一会儿,首长来查铺,看我有情绪,他就喊我“小鬼你得洗脚,不洗脚明天咋跑路啊,咋革命啊?”

我懂啥是革命啊,我说:“革谁的命啊,革自己的命吗?”

他也没生气,叫班长端来盆水给我洗脚。

给我一下惊住了,这怎么了得,想当初在家我都没给我爹洗过脚啊。

过去在国民党部队,当兵的都有句顺口溜:炮声一响,黄金万两。

有时候打一仗下来,连长就该搞小老婆了,排长就该生鱼口了,战士都到乡下去勒狗吃狗肉了。

可眼前这队伍却大不一样,上下级官兵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走一样的路,当官的还要照顾和教育小兵。

我赶紧把水盆子接过来,主动承认了错误,自己洗脚、挑泡,完成了任务。

心窝子甭提多热乎了。

一路上,国民党南逃的军队败得一泻千里,跑得慢的就被我们抓了俘虏,不投降的就地歼灭。

可就是没有国民党54军的影子,他们跑的真快呀。

行军路上的小歇,首长把我叫去,说瞧我挺机灵,问我愿不愿意下连去锻炼。

“我服从命令!”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向首长敬完礼,通讯员就带我前往三连。

在路上,通讯员解答了我这几日的疑问,原来,这三天我呆的地方是三野23军67师199团一营的营部,那位待我很好的首长是营教导员曹文虎同志。

到了三连我被安排在一排一班,仍旧是昼夜急行军,大伙累得哪有人样呀。

我们就互相帮助,你帮他扛枪,他帮你背米袋。我刚来报到还没发枪,两手空空。也随手接过一个边上同志背着的大布包,扛在了肩上。

“嗬”,这家伙可不轻,是啥玩意?

我不知道,扛着吧。正走着,我听到前面有不少人兴奋地喊:“苏州、苏州城……”

苏州城的街道全是用石头铺的,道的两侧有明显的沟痕,那是苏州的独轮小车压出来的。

因年久,有的沟足有十公分深,道的两侧就是店铺,不过天在下雨,又在打仗,店铺大多数都没开门。

没工夫欣赏美景,我们的队伍穿街而过,出了苏州城雨还在下,肩上的大布包越来越重,压得我腰酸腿疼。

雨水和汗水混在一起,夹杂着自己的体温直冒臭气。正在闷头赶路的当口,原地休息的号声响了。

太好了,嘣噔,我随手把大布包往地下一摔,一屁股就坐在了布包上。

“哎呀,我的妈呀!小鬼,你想坐飞机啊!”我们班的二组长惊叫到。

我被他这么一咋呼也给吓着了,但太累愣那没起身,还在布包上坐着,班长跑过来:“小鬼,快起来。你坐在火药筒上了,这是大炸药包。”

炸药包!

我蹭地站起来,好险,可这么大个的炸药包谁扔得动?

班长说这不是用人扔的,而是用人送的,专门炸碉堡坦克用的。

我的无知闹得队里啼笑皆非。

与杭州擦肩而过后,部队直指上海,我所在的199团1营3连在过长江时是先头部队,一直处在最前头。

后来又由偷袭转为强攻,抢滩登陆时减员太重,所以我们3连一直处在后头,属于第二梯队。

等我们昼夜兼程来到上海外围的龙华飞机场,才终于在机场外的铁路上追上了国民党残军。

这是我加入解放军后参加的第一次激战。

夜里遭遇,敌人的火力很猛,子弹在我的身旁嗖嗖乱窜,有的打在铁轨上直冒火星子。

我搂着怀里的炸药包,趴在铁轨下面。

趁着交火间隙,我猫出脑袋查看,铁路路基左前方有个碉堡,里面喷出两条大火舌,封锁住了我们通往龙华机场的路口。

几个刚冲下铁轨的同志,还没迈几步,就牺牲在半路上了。进攻发起了三次,都没打上去。

我正看着揪心,突然有人在后边扒拉我的脚,我扭头一看是排长。

排长说:“小鬼,看见左前方的碉堡了吗?你能不能拿你的炸药包把它干掉,给死去的同志们报仇?”

我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回答的得斩钉截铁。“报告排长,我能!”

等排长交代完任务,我一骨碌滚下路基,刚翻下去,后面掩护的两挺轻机枪就炒豆似的响了。

机枪射出的子弹每十发就有一发用来修正弹道的曳光弹,两条火线连续不断地向敌人的碉堡射击孔射去,像一道明亮的指路针。

我夹起炸药包一个虎跃穿过两条铁轨,随后卧倒滚下路基,再腾身猫着腰直奔碉堡。

眼见马上就到了,忽然轰!轰!轰!三声巨响,不知哪来的炮把前面的大碉堡炸开一个大洞,敌人的机枪一下哑巴了。

后面的同志们呼的一声冲下路基直奔飞机场。

“小鬼,快趴下,你趴那别动,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冲过来的排长一把把我拽起来,见我没伤,让我跟上他走。

后来我才知道,那三颗炮弹是我团的八二炮赶上来了。

碉堡被掀掉,龙华飞机场很快就被拿下。战后我们奉命从上海撤下,驻扎在上海市郊区枫泾镇休整。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我听同志们说,阙汉骞的54军自上海登船撤离,后来逃到台湾去了。

我不知道老哥是死是活,若他活着想必是去了台湾。

那我们可还有相见之日啊。

跟老哥分离的六年里,我们解放了全国,又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打到了朝鲜。

在朝鲜,命运给我开了一个玩笑,让我不幸被美军俘虏。

在战俘营里,美国人曾给了我三条路:分别是去台湾,去日本,和回国。

其中去台湾他们说得尤其吸引人:过去的事一概不究,不想当兵可以投亲靠友,风风光光地当英雄。

所有军人都有一个意识,被俘就等于变节。俘虏和叛徒的家人,更是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听特务提到去台湾“投亲靠友”,我的心头忽然有些颤动。

若是回了家,国内的亲人恐因我遭罪,去了台湾或许能找到老哥,只要他活着,我们兄弟情深,他肯定会帮我的。

我真的有点心动了。

但一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们。瞬间的犹豫一下化为乌有。若他们知道我有这样的心思,该多失望啊。

想好了这些,我不再动摇了,我是个死心眼的兵,除了回家见我爷我奶,我哪也不去。

就这样,落难的我在战俘营坚持斗争了126天,终于同100多位难友在板门店被交换回国。

回国后,我们经历长达一年的归来人员审查,带着各自的鉴定结果回家了。

7年前,老哥带着我离开了家,两手空空地走,如今我还是两手空空地回。

唯一多的,是压在头顶看不见摸不着的耻辱。还是没有了音信的老哥好。

家门口的路长得摸不着头,一直到家门口前的小路,远远地我终于瞅见了。

可眼前的“家”就是个马架子,只是叔叔家的一个小耳房。

进门得低头,屋里的锅台连着炕,四面是泥巴墙,屋里除了炕,只有一口缸,一口锅,几个盆碗,和一个破木箱子。

过去在部队,父亲给我去的信里总说家里过得好,让我好好当兵别惦记,如今再见却是这番模样,日子愁煞人哪……

插画师根据文字描述还原 

回家第二天,亲戚们就乌泱泱地冲进了我家院里。

大爷大娘、叔婶,堂兄弟姐妹都来了。由于我们家房子太小,大家就都在我家门前或坐或站,向我问寒问暖。

我把离家后的事情和大家讲了一遍,其中有真话,也有假话。

他们问我是怎么回来的,我就说:“抗美援朝结束了,不打仗了,和平了,部队要裁减一些战士到地方上参加建设,所以我回来了。”

大娘和大爷问:“你和你庆云老哥是一起走的,怎么你们没有一起回来?他哪去了?怎么也不给家来信呢?”

为了不刺激他们,我没说老哥所在的54军去了台湾,只说我们在解放军横渡长江时被冲散了。

我对大娘说,老哥肯定还活着,以后肯定会来信的,让他们再耐心等等。

我这才知道,为了找老哥,大娘差点送了命。

自从没有老哥的消息,大娘就一直在打听老哥的下落。

大娘没法,还去找算命的给我们俩算了一卦,算命的说我没有妈,他有妈,一定是有妈的先回来。

大娘就一直相信老哥没死,他早晚都得回来。

到老家锦州解放那年,临近年关的时候,家里突然来了一老一少两个人,带来老哥的消息。

这一老一少自称是母子俩,母亲是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打扮朴素,但能说会道。年轻男子有二十来岁,不爱说话,面相挺憨厚。

中年妇女告诉大娘,他们在义县见到一个人,那人受了伤,托他们来捎信。

这个受伤的叫蒋庆云,家住锦县大岭村,他的父亲叫蒋文,哥哥叫蒋庆增,家里还有俩姐姐,一个妹子。

蒋庆云让家里人带上钱,跟着母子去义县接他回家,顺便感谢一下收留他的人家。

大娘一听就急了,对方把家里人的名字都说得清清楚楚,肯定是自己儿子没错。

60多岁的大娘还裹着小脚,但她啥也不顾了,连夜打点行装,大早就跟着俩人去了义县。

快赶到县城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对方提出原地歇一下。

谁知刚歇下脚,那老婆子就拿着大娘的包先跑了,大娘一看不对,赶紧喊边上的年轻男人上路。

男的听大娘这么一喊,马上就变脸了,瞪大眼睛说:“歇个啥,你就永远在这歇着吧!”

说着就冲着大娘连打带踹,威胁大娘老实点,不然就要她的命。

大娘到那时才知道上了他们的当,吓得瘫在地上不敢动弹。

黑灯瞎火的,也不知道那个孙子是什么时候走了的。幸好天亮时遇到了一个心好的拾粪的大哥救了她,这才没死在外头。

大娘说当时悬得很,为了找老哥,差点送了命。但一直到现在,家里也没人想通那骗子是咋知道那么多事的。

可在想想倒也正常。世道都乱,人心能不乱么?

大娘找遍了老家的算命先生,算命的说老哥一定能回来。

老哥乳名叫“小傻”,大娘和大爷没事总向我念叨,小傻咋还不回来啊,到底在哪啊……

念着念着就哭了。

大爷老了因为脑溢血瘫在床上不能动弹,没人伺候,意识混乱,还是每天痴痴地念叨他的“小傻”。

蒋庆云的大哥患有严重的矽肺病,没有劳动能力,大娘又挑不动水,全靠我们家里小辈们帮衬。

她能做的,只有到处烧香,求神拜佛,希望哪路神仙能发发善心把老哥引回家。

大娘信了一辈子的事,临老还是不再信了。她总说,小傻这么些年都不回来,一定是早没了。

大娘熬到油尽灯枯,也没能等回她的小傻。

而我也在大大小小的运动中,艰难苟活了下来。

组织撤销了对我的党内警告处分,恢复了复原军人的待遇,日子依旧在原有的轨道上笨重前行。

直到1990年的一天,家里忽然收到一封信,香港来的。

信上的字体端正有力,瞧着很熟悉,一看落款,顿时吓了我一跳。

来信人竟是我老哥蒋庆云。

那是一封平安信,信中并未展开细说,只告诉我们他后来去了台湾,询问家中是否还有人,还说了他打算回来的时间。

台湾——这个从在战俘营起就纠缠上我的地方,又再次出现了。

知道老哥还活着,我很激动,尤其是一想到他能证明我当时加入解放军不是被俘虏,而是主动加入的,这一点令我很欣慰。

可那种熟悉的忧虑却再次冒了出来,我不知道,老哥这次回来意味着什么。

我这提心吊胆过了几十年的日子,可再经不起任何震荡了。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我按照信中约定到沈阳机场去等老哥。他是先在台湾搭乘飞机到香港,再转机到沈阳。

等待是漫长的,我的眼睛紧紧盯着接机口,一个人,一个人地看,还是没有,还是没有……

41年过去了,老哥该变成啥样了?

从香港来的这趟飞机上下来的,有不少外国人,叽里呱啦地说着英语。

正想着,我忽然注意到一个东张西望的人影,对方似乎也注意到了我。

那人穿着大夹克和皮鞋,身形富态。

虽然过去几十年,但我依旧可以确认,是他!就是他!

“老哥啊!”我冲了过去。

在机场的服务大厅里,刚刚才相认的我们抱头痛哭,整整41年了,41年了!

没人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不容易,不容易啊”老哥激动得嘴直哆嗦。

我也哭得瞧不大清他的脸,嘴里却喊着别哭,别哭。

分别时,我还是个21岁的毛头小伙,再见面,我却头发蓬乱满脸胡须,瘦得能在肚皮上数排骨,像刚从号子里放出来的犯人。

全然看不出我们是兄弟俩。

插画师根据文字描述还原 

在回家的火车上,老哥给我了一块糖,说叫巧克力,我第一次见识这种洋玩意。

想起当年在战俘营,美军也拿出一袋糖果,说去台湾的就能吃糖。当时我饿得前胸贴后背,但知道那糖衣炮弹不能吃。

此刻,我剥开巧克力,黑黑的,很不起眼,含在嘴里又苦又甜,融化了还挺香。

心里五味杂陈,巨大的差距亘在我俩中间,跟体面的老哥相比,我的脸上凉一阵烧一阵。

同样是回家,老哥衣锦还乡有接有送,我无颜见江东父老进村都不敢抬头。

那种自卑感真让我不是滋味。

老哥到家后,我在家里摆了道简单的团圆饭。

看着几十年没吃过的东北家乡菜,老哥很高兴。在饭桌上,我俩约法三章,不谈国事。

只把我们咋样分开,大娘为找他差点送命的事晾开了。

老哥说,当时他不愿跟我走,是害怕被抓住让枪毙或活埋,而且他还当上了班长,不想放弃自己的前途。

但我刚走,他们很快就收到迅速南撤的命令,最后在上海的崇明岛登船逃往台湾。

我们兄弟当时一个向北,一个向南,他也以为再也见不着我了。

到台湾时老哥只有24岁,一直在国民党军中服役,近40岁才作为士官长退伍,当了十几年的兵。

老哥脾气倔,不善交际。退伍后,平日保持联系的,也还是曾经军中的战友。因为文化和习惯不通,他们始终难以融入当地的社会。

解放前夕,有60多万军人迁移台湾,为了防止女匪谍假借结婚之名渗透军中,也为了避免军人因为结婚而分心,赴台的士兵们被各种条件限制不能正常结婚。

退役后,不懂技术的他们,找不到什么好工作,很多老兵终身没有成家,住在台湾的“荣民之家”里,一住就是一辈子。

在台湾四十多年里,老哥虽然有楼房住,有俸禄拿。但也没有家室,没有儿女,始终孤身一人。

他说,他何尝不想回家啊,可是哪里回得去呢。

我没有提起我们分离后自己遭遇的种种,只是热热闹闹地陪聊吃饭。

老哥的家中如今只剩下他的二姐,大嫂和俩侄子。他把带回来的金镯子金项链金耳坠都给家人分了。

我也分到了一个不大的耳钳子,给了我的妻子。

第二天我陪老哥去大爷大娘坟上祭拜,和我当年回来见爷爷奶奶的坟一样,他撕心裂肺地哭喊着:“不孝儿蒋庆云啊……”

那些辛酸、思念,闻者落泪。

为了能按时领俸禄养老,老哥不久后就回台湾去了。此后,他坚持一年回来一回,但我们的联络渐渐少了。

和我当年回来不一样,老哥现在回来,是所有亲戚的座上宾,大家都围着他转。我也就不再去凑那个热闹了。

还有因为我的特殊身份,让我既害怕频繁联系会惹麻烦,又实在不愿为那种明晃晃的差距闹心。

我们牵挂了几十年的兄弟情,反而在他回来后渐渐疏远了。

才40岁出头的蒋庆全已是形容枯槁

我担惊受怕那么多年,当时只想平安过好眼下日子,千万别出乱子,连累妻儿老小。

至于后来我站到台前,接受媒体的采访和社会的关注,则是另外一段命运故事了。

那是我和老哥都不可能想到的事。

90年代末,老哥病死在台湾,没能落叶归根。他只能提前雇好人为自己打灵幡,料理后事。

不知亡人的灵魂,何时才能跨过那道海峡?

中国人对家乡的感情仿佛是与生俱来的。

一个人不管身在何处,不管贫穷还是富有,对家都怀有深深的眷恋。

战俘营里的蒋庆全,知道回家将面临屈辱,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宝岛台湾的蒋庆云,心心念念也是大岭村那个穷困的家。

战争改变了两兄弟的命运,正是这种根植于血脉的家国情怀,让有了相同的宿命,回到魂牵梦萦的家。

当社会的温度日益高涨时,虽然我们决定不了什么,也应怀揣一颗善良之心,真正将对岸认作是自己的骨肉同胞,要和平,不要战争。

有如此,祖国大陆的和平统一,也并非没有希望。

否则,兄弟反目,一定只是亲者痛、仇者快的结局。

编辑:赵斯卡  罗伯特刘

插画:徐六耳 花椒

(真实照片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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