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社英丨村庄哑谜（三题）
我们陈家村地处关中腹地渭河以南十多里地，天气晴朗时视野特别开阔，每隔上二三里地就会有一个村庄。每到饭时，炊烟在树林上面缭绕，丝丝缕缕停留空中，偶尔会有鸡鸣犬吠之声，倒反而增添了几分幽静。然而这平静淡雅的村子，却有几个人几件事几种物几缕缠绕不断的心病，我总觉得不可思议而又不由得去打听去想，好像只有明白了这些，才算真正在村里生活过，不然，就是一个虚幻的影子，不知是自己，还是我们的村子。
墩台痕迹
我们村子东南方是由小路隔开的几块很大的田地，我印象最深的是麦地，清明节过后，麦子拔节起身，转眼就长一尺多高，绿油油的。又因为土地瘠薄肥沃的差异，这种绿色又不完全一样，有的嫩绿稀稀疏疏，麦子掩不住地皮；有的浓绿稠密，细长的叶子又厚又肥，中间夹杂几块不大的油菜花地，黄绿相间，真如身处歌里画里一般；微风荡漾，层层绿浪，顺风时由近而远，逆风时由远而近，终结到我们脚下的小路。小路就像给绿浪画了一条休止的界限，让绿浪能够周而复始，有始有终。
“一芒两芒，一月上场”，是说麦子抽穗后一个月就成熟了。四五月份是我们这里色彩变化最快的时候。还没等你仔细欣赏这绿色如画的麦浪，仿佛一夜之间麦子就成熟了，大地一片金黄。空气中弥漫着麦子成熟的气息。戴上草帽，拿上镰刀，又兴奋又劳累，直到割完麦子，大地裸露出健康的肌肤，人们急着种谷子玉米，仿佛跟着土地旋转一个轮回，又回到土地的本质，目光总算安定下来。
但是能截住我们目光与动作的，还有一个小小的地方，它在村子东南方三四百米处，在一块地中间，大约一丈见方，周围麦子侵蚀，已经看不出它原来是什么形状，它年代好像并不久远，说它是废墟也许并不准确，仿佛是一种建筑消失后留下的痕迹。它用青砖砌成，有几尺高，仿佛自然倒塌，开始，还能看出它是一个方形的建筑物，后来，他越来越矮，到最后索性散了架，成为零零落落的一堆碎砖，奇怪的是，它周围全是麦地，它却碍眼的阻断了耕作的连续，阻断了我们对于春天不着边际的想象。要知道，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人口剧增，人均耕地急剧减少，即使是河堤沟壑，人们也要想尽办法种上庄稼，虽然这块土地面积不大，但种上麦子，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它却不合情理的独树一帜，成为麦地里一块四季不变的拒绝。
为什么它顽固的存在，为什么没有人去清理它？为什么村子里的老人也不去谈它？使它成为一个谜。说实话，清理它并不费劲，一个人一个小推车一上午就可以完成。
之后我越来越大，越来越想打听它的由来，好像它是我们家一个物件，我却说不出它的个中缘由；我们仿佛并不拥有它，却被它占有了一般。于是我就想尽办法打听。据老辈人说，它叫墩台，修成时有两丈多高，一色青砖砌成。它呈四棱柱形，下大上小，顶上仿佛还有精致的重檐造型，已经几百年了，在村东边空荡荡的地里独树一帜，它不是为了钱财，而是为了精神，为了我们的精神有一个地方可以安放。我们村西北方有全村最大家族的墓地，那里苍松翠柏，香火不断，可东南方却空荡荡轻飘飘，建造墩台，就是为了平衡为了平安。
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大规模的入侵中国，西安虽说没被日寇蹂躏，但日本人狂妄时，曾派飞机狂轰乱炸，我们村东南和西北分别落了几颗炸弹，留下几个房子一样大的炸弹坑。墩台不幸被震倒了大半边，而后战祸连连，村人再也没有财力精力修墩台了，曾经保佑我们平安的墩台，曾经安放我们心灵的墩台，就这样成了一堆碎砖一片废墟，甚至连废墟都算不上，在麦地里苟延残喘。
但是万幸的是，我们种的麦子没有吞没它，我们村的人在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忘记它，哪怕只有几块碎砖，哪怕只有一块没种麦子的遗憾，哪怕只有一个墩台的想象，哪怕能够吸引一个孩子的目光，这就足够了。
老宫井庵
我们村四周围全是土地，西边最大最远，西边的地里有几口井，为了种地方便，后来又修了能走架子车的一条路，又宽又平，一直通到临近的党家村。从远处看，真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的意境。
和这条大路垂直，又修了几条小路，小路通向田地深处，它只是为了种地施肥收获，并不是为了走路，所以不与其它路径交错相通。这几条小路仿佛是骨头，这几片地仿佛是血肉，小路与土地骨肉相连。这样的小路不是有限的死胡同，而是通向无限的宽阔与博大。走在这样的小路上，人仿佛与时时刻刻生长变化的庄稼血脉相连，一下子静下来了，一下子感受到岁月的宁静与恒久。
我们感到宁静与恒久的还有一个人，一间房子，几畦菜地。他们就在村子西边偏南的土地中间，一条小路的尽头。这个人是个老头，花白的头发与胡子，不知道他多少岁了，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只能推想他最后到哪里去。当时，对我们七八岁的小孩来说，他仿佛一直就在那里，在一口井边，在井边的大树底下，在井边的几畦菜地里拔草，间苗。我们都叫他老宫爷，那口井也因他有了个名字叫老宫井。
老宫爷个子不高，面皮白净，较瘦弱，说话有点南方口音，我们不太能听懂，说他说话有点蛮。老宫爷很干净，总是穿着白白的衬衣，黑色的夹袄与裤子，鞋也是黑色的，在绿油油的庄稼与菜地旁边，他倒是很有些显眼，像对着阳光看的一个黑白剪影。他年轻时担着小货郎担子，四处叫卖针头线脑等一些小百货，有时也卖一些时令水果，他一到村里，孩子们常常围住他，贪婪的看着他货郎担里花花绿绿的糖果，不断地吞咽着口水。其实不管我们怎么叫他，说到底并不了解他，他就是一个外人，好像一个相片，有型有款，但却没有温度，虽然他很和气，经常给我们喝水，有时还给我们几颗糖。
老宫爷不太喜欢说话，他在货郎担之余，总是默默的种菜，从井里打一桶水，自己做饭吃，他能用鸡蛋摊成饼子，卷着咸菜吃，还会做我们这里从来不吃的奇怪的饭菜花样。如果谁偷偷拔了他的菜，他也不像村里其他人在街道上跳脚骂人，而是收拾一下菜地，再种一些。
庄稼种了再熟，熟了再种，老宫爷不知不觉的老了。他孤身一人，无妻子儿女，按政策成为村里的“五保户”，村里就派离他最近的长生媳妇给他送饭，一日三次，村里给长生媳妇记工分，好让她有一些收入。长生媳妇身材很高大，干活舍得力气，每年在村里妇女中挣工分最多，她每天抽空给老宫爷送水送饭，变着花样给老人做可口的饭菜，老宫爷很感激她。
1964年起，社教运动越来越紧张，村里好些人挨整，还有从房梁上跳下来自杀，也有跳到井里自杀的。已经入冬，这一天有点冷，长生媳妇去给老宫爷送晚饭——两个馒头一点咸菜。“长生媳妇，你明天早上不要来了，叫长生来！”老宫爷说。“嗯。”长生媳妇心里想，天太冷，可能老宫叔明天要睡懒觉，就随口答应。第二天，长生去送饭，叫了几声没人应，看门虚掩着，就推开门走进去，就着暗淡的光线一看，老宫爷已经悬梁自尽，身体已经没有一点温度。
老宫爷住的小房子是自己搭的，当地人称作庵子，很是矮小，细细的房梁很低，比人略高一点。他上吊的绳子系的是死扣，他的脚下四块砖头踢翻，腿向上弯曲着，已经再也没有快乐也没有幸福了。他为什么要死，没人知道个中缘由。
后来村里有知情人说，社教工作组找他谈话，他可能是在解放时逃到我们村的国民党军官，也可能是个罪大恶极的逃亡地主。有人想调查他，有人想批斗他，有人想……于是，老宫爷就成了一具尸体。
没有多久，老宫爷住的庵子倒塌了，他种的菜也枯萎了，我们在西边地里干活时，再也没有人招呼我们，再也没有开水喝了。我们不知道，老宫爷死了究竟是喜还是悲？
老宫爷死了，留下了一个谜，他有没有儿女，他有没有罪，他究竟是谁？反正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见到他的后人来凭吊。我们村当时的队长长生，倒是了解一些情况，后来也与他的后人有过一些接触，只可惜那些年这些事成为一种忌讳，我们只能暗中嘀咕，不能公开打听。至今我们都还念叨他的善良：他临死时还惦记着，不要让自己吊死的样子吓到长生媳妇。
迷糊双井
我们村子正西边，也有一口井，其实是两口相隔不远的井，距离只有二十多米，最西边那口井水很旺，浇灌着周围几十亩地的庄稼；但是靠东边紧挨着它的这口井水不旺，用水车抽水，一会就干了。村上派了好几个高手下功夫往深里淘井，一直淘到一丈多深的含水砂层，也不见水旺起来。
记得我们村是先打这口坏井的，我们这个地方，秋种麦子夏种玉米，一年两熟。玉米生长在夏天，天又热又不下雨，所以要浇三遍甚至四遍水。因此我们村人就特别看重井。这口井不出水，就只好在它西边不远的地方再打一口井，说来也怪，这口新打的井水特别旺，用最大的水泵日日夜夜抽水也抽不干，七八月份，玉米又高又密，顶上抽了天花，腰里抽出红穗子，闷热的间隙中时有凉风吹来玉米生长的青草气息，微风吹动玉米的沙沙声。这时走在两边长满玉米的小路上，几分不安，几分高兴，几分盼望收获的心就和玉米一起疯长，呈现诱人的摇曳，和丰盈的繁华。
最奇怪的是，那口不出水的井成了我们村人的心病。一连有几个人，都跳到那口井里自杀，等捞出人，身体趴着放到牛背上，拉着在村里转了好几个圈，吐出许多水，但人却没有救活。
有一户人家，一连生了四个女孩，都说是下一个肯定是男孩。这叫四条桌子腿一个桌子面。可是，那个女人嚎叫了一天一夜，却生下浑身是毛的一个怪物，那女人白眼一翻晕了过去，后来被救活，一出月子就往西边的井边跑。有人叫她也不答应，只是嘴里振振有辞，听不清楚她在说些什么，连自己的小姑子也不认识。村里人纷纷传说，这口井叫迷糊井，一旦被迷了就会不辨方向，不识亲人，不拐弯的往井里走，溺水而亡也就不奇怪了。后来，这个女人幸运被人拉回，忘了所有的事，反而时常发呆，不似以往精明能干。
我们村子地处渭河阶地，地下水埋藏较浅，大约一丈多深。以前总是人工打井，井口呈椭圆行，比较大，最大的有一间房子那么大。那时候女人可怜，没有生下男孩或者婆婆丈夫说她做饭不好吃就经常挨打受气，因此女人就常常跳井自杀。
这口迷糊井浇地不出水，但是淹死人却没商量，所以就经常被我们诅咒。可以说我们对迷糊井是又恨又怕，说话都多有忌讳，走路都绕着它走，如果不得不从它旁边经过，就三五成群，一个拉着一个壮胆子。
现在，地下水位下降，我们这里打的都是近一百米的深井，井口很小，仅能放进抽水泵的管子而已，有人想跳井自杀也不可能了。
如今，那口迷糊井早已坍塌，那片神奇的土地也连成一片，又被分片承包。这里庄稼夏秋两熟，还在恒久的开出花朵，结出果实，长出一个又一个愿望和一茬一茬的生活故事，可是，有谁能够忘了我们村的迷糊井，忘记她的神秘与不解，忘记她曾经的罪恶吞噬与恩惠施舍。
作 者 简 介
陈社英，1956年出生，陕西西安人，青少年时期生活在灞桥区新合街办陈家村。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1977年考入蒲城师范，后来考入陕西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进修学习。长期担任中学语文教学工作，曾在《西安日报》《三秦都市报》《女友》等多种报刊杂志发表过散文作品。作品收入《青年散文一千家》等文集并受到著名作家的特别点评。曾担任《青少年文萃》编委；全国青少年作家作文大赛评委；《古都文萃》杂志副主编。2015年出版散文集《美丽而疼痛的村庄记忆》，始终认为文学与教育是自己放飞理想的双翼，是慰藉心灵救赎自我最初与最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