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的当代性》| 徐玲解读
关于作者
赵汀阳，中国当代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在哲学界的江湖地位很高，他被认为是当代最具原创思想的中国哲学家，有人把他比喻为中国的哈贝马斯。不过，也有人说他在学术上过于“狂妄自大”。
关于本书
这是一本政治哲学领域的经典著作。讨论的主题是：人类有没有能力超越国家主权，建立一个“世界主权”，来对全人类的共同命运负责？
核心内容
一、目前的世界政治处于什么样的局面，面临怎样的难题？
二、周朝的“天下体系”是什么，它对全球化下的世界秩序有什么启示？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徐玲。这期音频为你解读的是《天下的当代性》。这是一本政治哲学领域的经典著作，作者是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赵汀阳。这本书出版于2016年，我当时读完之后，印象很深。之所以现在要为你解读这本书，是因为我发现，对于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这本书给出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思路。
2020年，一场突然的新冠病毒疫情袭击全球，把人类打得措手不及。人类社会的脆弱性引起了全球学者的反思。很多人甚至把新冠疫情作为历史的分界线，比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认为，新冠疫情带来的政治与经济剧变可能持续几代人，甚至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那么，人类究竟该从这次疫情中吸取什么教训呢？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新冠病毒在全球攻城略地，却没有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力量，能够调动全球物资、集中优势兵力、统一指挥战斗、对病毒进行围剿。比如，世界各国政府只能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医疗水平，单打独斗、奋力自保，结果，被病毒各个击破。
更令人忧心的是，新冠疫情可能仅仅是个开始。如果说，“人类共同命运”这种说法，在这之前只是一种文学修辞，而现在，则成为了一个必须面对的事实。不管人们愿不愿意，全人类的命运已经被牢牢捆绑在了一起，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于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就摆在了人类面前：我们有没有能力超越国家主权，来对全人类的共同命运负责？这恰恰是《天下的当代性》这本书所讨论的问题。
书名里的“天下”，是指中国在周朝所建立的“天下体系”。在赵汀阳看来，周朝的“天下体系”，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世界政治体系。听到这儿，你肯定懵了：周朝当时实际覆盖的疆域，大约只有现代中国领土面积的一半，怎么能说它是“世界体系”？其中的道理在于，在周朝人看来，当时的“九州”就是整个世界、整个“天下”。周朝建立的“天下体系”，就是试图构建一个“世界主权”，来保障天下所有人的共同利益。
当然，2000多年前的“天下体系”，是个过于超前的政治实验，它注定失败；但是，对于2000多年后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社会来说，“天下体系”给了我们急需的思想资源，让我们重新思考该如何把握人类的共同命运。
我的解读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来看，目前的世界政治处于什么样的局面、面临怎样的难题。然后再细说，周朝的“天下体系”是怎么一回事，对全球化下的世界秩序有什么启示。
好，咱们先来看，当今的世界政治处于一个什么局面？对此，赵汀阳有一个明确论断，就是，这个世界直到今天，还没有进入真正的政治。也就是说，世界政治根本不存在。
乍一听，你肯定觉得很奇怪，媒体上天天都在报道国际政治的大新闻，谁又制裁了谁、谁又谴责了谁、谁又打击了谁、谁又报复了谁，等等。而且，不只存在国际竞争，也有很多的国际合作。有那么多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议，在尽力调解各国争端、达成合作意向。总之，你最多可以说世界政治还不完善，怎么能说世界政治不存在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到底什么是政治？
我来问你一个问题：政治与战争，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战争论》的作者、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就是说，克劳塞维茨是以斗争逻辑来理解政治的，认为政治是一种斗争，而战争是其中最激烈的斗争手段。和克劳塞维茨的观点类似，德国哲学家卡尔·施密特更是直接点明：政治的核心就是区分敌友、斗争到底。
确实，近代西方的政治哲学思想，从霍布斯假设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到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它们的底层逻辑都是斗争意识。赵汀阳认为，这样的政治思维方式深深打上了基督教精神的烙印，把政治理解为识别异教徒、征服异教徒的过程。赵汀阳说，“如果找不到异己或者敌人，西方政治就好像失去了风向标，甚至失去了激情和动力。”
但问题是，这种对政治的理解，对吗？应该承认，冲突和斗争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事实。不过，如果政治就是研究如何把斗争进行到底，那政治就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恶化问题。这样的政治有什么用呢？
那么，真正的政治是什么呢？赵汀阳认为，政治不是相互斗争的技术，而是共同生活的艺术，是把纷争的世界变成共享空间的艺术。政治的目的不是寻找敌人，而是化敌为友；战争不是政治的延续，战争恰恰意味着政治的失败。
当今世界，真刀真枪的“热战”确实少了，然而，各种形式的潜在冲突却从未缺席。如果把战争定义为所有严重破坏对方生存条件的行为，那么这个世界仍然战火纷飞——从贸易到金融，从科技到舆论，各种领域的冲突不断升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从未进入真正的政治。赵汀阳在书里说，这是现代政治的严重缺陷之一：错误地理解了“政治”的本质。
现代政治的严重缺陷之二，是衡量利益的政治单位出了问题。在现代政治体系中，个人是最小的政治单位，国家是最大的政治单位；而所谓的“世界”，只是一个地理概念，从未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
你可能会说，不对啊，国家政治之上，不是还有国际政治吗？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会发现，国家政治与国际政治看上去是两个问题，但实际上只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国家政治是一国的对内管理系统，处理国内的权力和利益的分配；而国际政治是一国的对外斗争系统，是通过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来最大程度地争取本国利益。换句话说，国际政治并不是国家政治之外的另一种政治，而只是附属于国家政治的对外战略。
在霸权国家眼中，以国家利益出发来看待世界，本国之外的所有地方，都是可以被侵占和掠夺的公共资源；在它们眼里，世界从来不是一个政治主体，而是被征服、被支配和被剥削的对象，根本不存在“世界利益”一说。赵汀阳说，这才是国际政治的本质。
1648年，欧洲列强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著名的“欧洲三十年战争”。它被认为是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体系。然而，这个和约的本质，无非是为了解决世界的“公地悲剧”，通过划分“产权”，让列强之间不再相互撕咬。赵汀阳说，这个国际体系不但没有承认“世界利益”，反而是把分裂世界合法化，用国家利益否定了世界利益。
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至今，已经快400年了。世界早已没有公地可分，但霸权国家看待世界的眼光，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无非是从简单粗暴地“占有世界”变成了不动声色地“支配世界”。手段变了，用国家利益否定世界利益的底层逻辑不变。
所以赵汀阳才说，世界迄今尚未成为一个政治主体。有一个事实能够证明这一点，就是：现代政治体系所推崇的价值，只能用于国家层面，而不能推广到全世界。比如，现代政治相信民主的力量，但是，如果把国家民主升级为全球民主，恐怕发达国家不会同意。再比如，现代政治推崇人的自由，但是，如果全世界劳动人民要求在全世界拥有自由迁徙的权利，发达国家更不会同意。现代政治体系的本质是排外的，发达国家从未想过要把国家利益升级为世界利益。这是现代政治的第二个严重缺陷。
现代政治的第三个严重缺陷，是对利益的思考模型出了问题。现代社会认为，理性就是每个人合乎逻辑地去计算利益得失，去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赵汀阳认为，这是对理性的极大误解。他在书里这样写到：“自私本来就已经蕴含一切坏事的可能性，而自私的合法化则蕴含一切坏事的必然性。”
这是因为，自私行为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充分理性的。我们可以用一个思想实验来证明。假设有一个博弈游戏，每个参与者都是理性的，每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且每个人都有学习能力。在博弈过程中，能力更强的人会率先采用高明的策略，来获得竞争优势；但是，要不了多久，这些高明策略就会被大家争相模仿学习，最后，高明策略就变成了常识。
这里需要思考的是：当人人都采取这种策略时，参与游戏的所有人是会整体受益，还是整体受损？很显然，如果高明策略是一个善的策略，比如说，对科学技术的不断推进，那么所有人模仿的结果，是所有人共同受益。而如果这是一个损人利己的恶策略，那么，所有人模仿的结果，是所有人都共同受损。
这就是自私策略在博弈论上的漏洞：它经不起普遍模仿。自私策略不管多么高明，迟早会引发别人的报复，出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情况，形成作法自毙的回弹效应。目前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的大多数所谓“战略”，说白了就是损人利己的策略而已。这些策略所引发的报复性回弹，正在逐渐显现。
所以赵汀阳说，现代社会所理解的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恰恰会损害自己的未来利益，这是一种片面的理性。那什么才是充分的理性呢？赵汀阳认为，充分的理性，不但要考虑自身的单边利益，更要思考自己与他人的互动关系。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来说，安全都是第一位的，所以，理性应该优先考虑的，不是“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是与他人的“相互伤害最小化”，这样才能规避遭人报复的风险。
实现了“相互伤害最小化”之后，可以进一步通过相互合作最大化，来增进每个人的利益。这就意味着，博弈各方必须摒弃损人利己的自私策略，而采用经得起普遍模仿的策略，比如孔子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赵汀阳把这种理性称为“关系理性”，它是对现代理念中“个人理性”的一个重要补充。
总之，赵汀阳之所以认为世界政治尚未开始，根本上源于现代政治的三大缺陷：一是认为政治是相互斗争的技术而不是共同生活的艺术；二是衡量利益的政治单位只有国家而没有世界；三是对利益的思考只有个人理性而没有关系理性。
沿着这个推论，在这三大缺陷之下，不但世界政治尚未开始，世界历史也尚未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界流行的“世界史”或“全球史”概念其实是伪命题，我们仍然处于世界历史的“史前时代”。
那么，人类到底有没有能力开创真正的世界历史呢？未来难以预测，但回望过去，人类曾经有过一次大胆的制度实验，尝试建立起一个覆盖天下的世界政治体系。这就是中国在周朝开创的“天下体系”。天下体系为我们克服现代政治的三大缺陷，提供了可以参考的解决方案。虽然不能直接套用，但至少，它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对未来的想象空间。
接下来，我们就来仔细考察，赵汀阳推崇的“天下体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什么是天下体系呢？它是在2000多年前，周公创制的一套世界政治秩序，由分封制度、礼乐制度和德治原则组成。道德的德，治理的治。德治原则我们后面再细讲。
说天下体系是世界政治秩序，是因为，天下体系的思考单位不是某一个国家，而是天底下所有国家，也就是当时的全世界。当然了，古代由于知识的局限，周人实际知道的地理空间只有很小的一片，不是真正的全世界。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想象一个可以容纳天下所有国家的世界政治格局。
如果对标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很反常。按照一般的历史规律，部族社会自然而然发展成国家，然后从国家出发去思考政治问题。比如古希腊政治，就是从城邦国家开始的。
那么，周人为什么要突发奇想，直接超越国家政治，从天下开始建立政治秩序呢？可以合理推断，周人之所以会这么做，不是因为他们有特别超前的政治理想，而一定是为了解决某个特殊的政治难题。根据赵汀阳的推演，周人发明天下体系，是典型的“形势倒逼改革”。
让我们回到“武王伐纣”的历史现场。那时，周只是偏居中国西北部的一个小邦，到底有多小呢？据史学家考证，当时周的人口最多六七万。再来看殷商王朝这边。商朝的政治中心在中原地区，有发达的农业和技术，人口可能过百万。双方实力非常悬殊。
不过，商纣王暴虐无道、大失民心，而周文王和周武王相传很有美德，在小邦中很有号召力。当武王伐纣时，这些友邦纷纷发兵支援。周武王正是靠着友邦联军的支持，才一举击败了商纣王号称70万的大军。
灭商之后，周以一介小邦而获得了天下万邦的领导权，这是了不得的成就；然而，这也给周人出了一道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难题，就是：如何在自身实力不够的情况下，做到以小治大、以一治众？
在周之前，天下一直是由武力最强的部族作为霸主来实施统治，近代以来的世界霸权体系也是相同的逻辑。强者为王是自然秩序，也是动物界普遍存在的秩序，并不能算是人类的制度创造。
但现在，周人因为实力不够，在逻辑上就已经否认了霸权统治的可能性。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发明一种具有政治正当性的世界秩序，一种主要靠制度吸引而不是武力威慑的统治方式，这就是天下体系。
天下体系超越了国家利益，以“世界利益”为政治思考的出发点。道理很简单：如果周王只考虑本邦本部族的利益而不考虑天下万邦的利益，那么他就是在走商纣王的老路；历史已经证明了，连武力值爆表的商纣王都无法稳坐江山，实力弱小的周王就更不可能了。所以，对周王来说，想要维持自己天下共主的地位，就必须把世界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把世界政治置于国家政治之上。
天下体系的核心理念，是“天下无外”原则。“无外”就是无所不包的意思，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它从根本上取消了“外人”和“敌人”的概念，没有人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外人，也不存在绝对的、不可化解的敌人。这就从逻辑上排除了“异教徒”概念，任何邦国只要愿意，都被邀请加入到天下体系中来。这才是《诗经》里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思。
据考证，接受了周王分封而加入天下体系的诸侯国，共有七八百个。其中，周贵族和异姓功臣新建的国家，也就是“封国”，有71个；而原本就存在的国家，也就是“服国”，有600多个。在每个诸侯国之下，又有贵族士大夫的封地，称为“家”，这就形成了“天下—国—家”这三层政治单位。
这三层单位的政治秩序是同构的，非常像现在流行的“分形结构”：每个局部都是整体结构的复制，政治秩序在这个系统中是可以普遍传递的。也就是说，家庭的伦理秩序可以外推到天下，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天下无外”的政治秩序也可以庇护每个家庭，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这就避免了现代政治中，国家层面推崇的价值在世界层面就崩塌了的情况。
当然，光有一个“天下无外”的理念还不够，你还必须给天下万邦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为什么要加入这个体系而不是独善其身。周公给出的理由，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德治”。
你可能立马会觉得，靠所谓美德去吸引别人加入，这也太虚了吧？很有意思的是，根据赵汀阳的理解，“德治”并不是伦理学原则，而是经济学原则。最初，中国的“德”和古希腊人推崇的“正义”概念差不多，是指一种正直、公正的做事原则。后来，“德”在公正的基础上多了一层意思，就是“让别人得到利益或好处”，有德就是做善事、给别人恩惠。
那什么是“德治”呢？按照赵汀阳的理解，它的真正意思是，公正地分配利益。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让天下万民在经济上得到最大的实惠和好处。比如周朝的土地政策，规定每个家庭都分得一定面积的土地，保证耕者有其田；同时规定土地不许买卖和转让，保证人人不会失去土地。在古代农业社会，只要每个人都拥有土地，那么基本生活资源就有保障，社会秩序就是稳定的。
这就是周公给出的“德治”的基本逻辑：给民众最大的利益，就能够实现民心所向；民心所向就是政治正当性的证明；有了政治正当性，不需要武力也能够维持天下秩序。也就是说，周公对当时的政治进行了重新定义：武力统治不是政治，只是统治而已，真正的政治是创造利益共享与普遍合作。所谓“力不能远，惟德能远”。从此之后，“德治”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
我们看到，周公这个“德治”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政治正当性，这又进一步引出了“天命”概念。在周之前，统治集团所相信的“天命”是一个神秘概念，所谓“天命靡常”，就是说天命是反复无常、不可预测的。殷商部族的人为了保住“天命”，一直进行非常隆重的祭祀，甚至用活人献祭，以表达自己的虔诚。可到头来，上天却放弃了对商族人的庇护。
这时候，周人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天命观，认为上天决定保佑谁，不在祭祀，而在于你的德行能否配上天命。这就把“天命”和“德治”明确捆绑在一起：只有维持德治才能保有天命，而失德就失去了天命。
这等于是论证了周武王革命的合法性：如果统治者失德，天命就不再归他，那么革去天命就是合法正当的了。这种全新的天命观，固然是为了给武王伐纣找到政治正当性的依据，但同时，也为后世王朝的政治正当性设定了边界：没有一个统治者能永远保有天命，除非他能一直维持德治。周王朝自身也不能例外。
总之，通过“德治”，天下体系就能实现它的根本目的，也就是“协和万邦”。这又是一个很玄的概念，其实翻译过来就是，实现各个诸侯国之间的相互冲突最小化和相互合作最大化，达成赵汀阳所说的“关系理性”。
好，说到这儿，我们已经对“天下体系”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正是因为有创制“天下体系”的壮举，2000多年来，周朝一直被中国古代政治家当作模范王朝。听到这儿，你肯定马上又有一个疑问：既然周朝的天下体系这么好，为什么它还是崩溃了？好秩序为什么也会崩溃，这是一个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
对此，赵汀阳的回答是，恰恰是由于周朝严格执行了自己的“德治”标准，造成了德治的难以为继。前面说了，德治就是公正分利，但是，古代农业社会可分的“利”是极其有限的，只有土地。而到西周中期，所有能分的地都分完了。后世精英再也没有获得“分封”的机会，也就没人为了天下公利去建功立业了。同时，周王室为了维持天下体系的运转，要消耗大量的资源，但周王室并没有对各诸侯国征收重税，这就导致周王室的实力越来越衰弱，无力管制诸侯作乱。到春秋时期，天下体系已经名存实亡。
此外，周朝天下体系的崩溃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天下体系虽然建立了一个政治上的协作网络，但当时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决定了，经济上的协作网络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天下万邦通过协作能够产生的共同经济利益非常有限。一旦诸侯国发现，各自为政获得的利益要大于共享协作的利益，那么天下体系崩溃就是迟早的事了。
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天下体系的确是一个过于超前的政治实践，它所面临的制度上的根本漏洞，只有真正进入了全球化时代才能解决。周朝的天下体系早已经远去，只留下天下概念，作为我们对未来世界政治秩序的一种想象。
好，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我就为你介绍完了。
最后，再说一点题外话。前面我们提到，周公创制的天下体系，包括了分封制度、礼乐制度和德治原则。其中，我们重点谈了分封制度和德治原则，只有礼乐制度没有展开说。这是因为，礼乐制度的具体规定离我们更加遥远，对未来也没有多少借鉴意义。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问：周公创制礼乐的目的究竟何在？赵汀阳认为，所谓“礼”，就是对不同的人、事、物分别给予不同的礼遇；所谓“乐”，不仅仅是音乐，而是指所有把生活经验转化为某种可以分享的美学表达方式。换句话说，分封制度和德治原则是关于利益分配的，而礼乐制度是关于人们的精神生活的。礼乐制度试图赋予日常生活某种神圣性，让人们感受到生活的意义。
这也在提醒我们，好的政治制度只是通往好生活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最后，我用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一句名言作为结束：“即使知识说清楚了一切事物，生活问题仍然尚未触及。”
撰稿、讲述：徐玲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