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永恒

《我心永恒》用高挑起来的长音描摹了人在宇宙中的倏忽与永在，将爱与生死直接与宇宙的恒久和人心的同样恒久联系了起来，的确具有非同凡响的感染力。初次听闻的震撼历久弥新，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一般。

那是1998年的春天，在唐山体育场紫色的泡桐花正在甜蜜地盛开，正午时分，高音喇叭习惯性地在播放了午间新闻以后，要再播放一下轻松的东西。

突然七岁的儿子双手紧紧地扒住铁门上的栅栏，将脑袋努力向着栅栏外面大喇叭的方向，说什么也不走了。他双眼定定地看着有音乐传来的地方，被那正从大喇叭里缓缓流淌出来的歌声镇住了。他穿着背带裤的小小身躯和硕大的脑袋大约是他人生第一次这样为一种歌声，为一种人类的艺术给攫住，人已经完全从现实里脱离开去，完全沉浸到了那歌声瞬间就已经营造出来的高远低沉、飘渺忧伤的崇高气氛里去了。

歌罢声去，许久，他都依然沉浸在那样悲哀宏大的气氛里，不能重新和同行的我同学的孩子立刻玩耍起来。我欣喜凝望着他，凝望着他小小的身影突然就具有了人类的崇高的精神性的现场，被双重的感动所感动着。

和温暖的春风一起吹过甜蜜的泡桐花的凄婉而又悠长的歌声，摄人心魄，让人像是中电了一般，浑身发麻的一激灵，又一激灵，让人永远难忘。仿佛这是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秘密，不能对人说，说出去就破了局，就失去了其只对自己有意义的神秘的悠远。

强烈的爱情与死亡几乎同时到来的传奇性与商业性，在电影《泰坦尼克号》里做到了天衣无缝的统一。这首插曲更是给全部的商业目的和编剧痕迹都涂抹上了一层耀眼的审美光辉，甚至是哲学花环。在电影早已经沉溺以后，这首插曲却依旧活跃在世界各地的播放平台上，让人常有所闻。它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脱离开了电影成为一件独立的艺术品，成为一件人类音乐审美的经典。

当年席琳·迪翁以这样一首歌曲走红大江南北，从此成为在中国也家喻户晓的歌星，在数年之内一直频频出现在中国的演唱会运动会甚至独唱音乐会之类的场合。她站在中国的敞篷轿车上将脖子里的飘带像是电影《泰坦尼克号》中张开双臂屹立在船头的男女主角一样的姿态，当然都是中国主办方的所谓创意。她未必愿意却也驾轻就熟，因为不管怎么样，最重要的还是她的一展歌喉。她在中国每次唱歌都必然会首先唱这首电影《泰坦尼克号》的插曲《我心永恒》，因为这是她这位多次的格莱美大奖获得者的众多歌曲中，国人最熟悉最深入中国人的人心的歌。

然而这位加拿大的英法双语歌手却完全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明星的绯闻缠身，而一直以低调沉稳的形象示人。她毅然嫁给比自己大26岁的经纪人，在丈夫患癌以后不仅不离不弃，而且坚持两次用人工授精的方法生下了三个孩子……这些陆续获得的信息使她当年的歌曲获得了持久的支撑，既今而不倒。这在歌曲的内容气质与演唱者的操守总是分离状态的国内并不多有。所谓文如其人的要求，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中也是被我们自觉地应用到了歌手身上去的。一个劣迹斑斑的人，其所演唱的纯真与圣洁就经不起推敲，在受众这里就会有障碍；一个吸毒的歌手，也再难说有什么真诚。人与艺术的统一，不是因为道德的需要，不是因为律条的要求，而仅就美感的统一性来讲也是最理想的一种了。

这种理想中的艺术与人的状态，可遇不可求。一旦实现，往往就更在作品之上平添了一种完美的光彩。这时候受众所爱，既是艺术，也更是艺术家；是艺术家与艺术统一起来的，既健康又能够洞悉人类诸般幽情的心。

对于我自己来说，这首歌，恰逢其时地与自己孩子的成长的重要一瞬耦合在了一起，成为我个人生命历程中具有见证性的纪念。这是艺术接受学中重要的个体性差异导致的审美区分与审美叠加效应，是艺术品离开母体，因为接受的时空与心境的不同而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身心中去的差异性的美好结晶。

现在，当《我心永恒》的前奏刚刚响起的时候，我就已经再一次想起当年儿子扒在栏杆上，出神地倾听这首歌的那幅纯美的情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