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史改为州牧,浅谈州牧制度对东汉灭亡的直接影响
东汉后期的混乱直接开启的中国人最为熟知的三国时代,东汉末年各路诸侯混战的情形至今还为人所津津乐道,《三国演义》用了一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来总结东汉末年混乱的原因,但是这远远不够。
小说对历史事件原因的描述现实是粗糙和具有文学性的喜剧概括,为什么东汉末年会造成中国长达四百年的分裂,东汉跋扈骄纵的权臣很多,为什么董卓的出现就让地方上冒出了那么多反对他的实力派诸侯,一个泱泱帝国竟然是会因为一个偶然的带兵进京事件而分崩离析?
这些事情的背后绝不是一句简单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可以解释的,对于如此熟悉的三国时代我们也不能止步于小说家的分析,东汉末年种种弊端的开始,其实都可以追溯到宗室刘焉的一份奏章,为了解决当时朝廷的各种危机,刘焉提出了一项官职改革,那就是把刺史改为州牧,这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官职改革引发了后面一些列的连锁反应。
刘焉没想到的事虽然这份奏章暂时给自己带来了利益,但如同汉帝国的命运一样,他后代的命运同样的会被这样一个决定而吞噬。
(1)官制的规律
中国从古到今官制变化很大,有的是不断的有新的名称出来,有的是虽然名称早已有之,但是其职责早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所有的官制变化,基本上都是遵循一个规律,那就是每一个官制的改变都是皇帝和中央想要加强统治的结果,皇帝和大臣的博弈成了官制改革的主旋律,把握了这一点,你就能在纷杂的制度背后,找到那个最初的起点。
汉朝的政府结构在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政务、军事和监察,称为“三公”。“三公”之下,设有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的“九卿”。地方是郡县两级制度,郡的最高行政长官叫做太守,负责一郡的行政事务。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套完整的监察体系
,为什么要有监察体系,因为在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的观念下,天下的财产都是皇家的,我自己的财产交给别人去打理,当然非常不放心,所以在地方进驻官员的同时,一定要再派官员去监视你。
这个监视的官员在汉代就叫做刺史,本来是不固定的,皇帝觉的你有问题了,就让你到地方上去刺探一下情况,回来向皇帝报告,所以叫做刺史。
监察体系的规律就是虽然代表皇上,但是自身的品级不能太高,这样才能更好的控制监察体系的官员,我们熟悉的汉代的督邮就是监察体系官员,为什么刘备要鞭打督邮(小说上是张飞打的,事实上刘皇叔也是很冲动的),就是因为督邮本身品级低出身低,仗着有皇权就飞扬跋扈所以刘备看不惯。
时间久了,随着东汉政治越来越不行,需要刺探的事情越来越多,而且只有监察没有实际的执行权那不还是干着急么,于是皇帝干脆就让刺史常驻地方,直接代表皇上行使对一郡的管理工作。
后来慢慢的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也就从太守变成了刺史,当然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基本上皇权时代的官职改革都是这样的模式,皇帝不放心地方,派出人去监视,久而久而监视的官员就成了地方的最高长官。
清代的巡抚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本来从名字就很好看出来,巡抚以“巡行天下,抚军安民”而名,本来都是流动的临时的,结果最后成了固定的一省的最高长官。
(2)刺史也玩不转了
刺史成了常驻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之后,随着各地事物越来越难以处理,周边的匈奴西羌不断入侵,地方上军力财力都是问题,中央每天被各种坏消息弄得是焦头烂额,很多时候中央和刺史都是有心无力。
虽然刺史是最高长官,但是并没有拥有绝对的财政权和军权,这些都是各自分散在汉朝复杂的体系之中的,地方上处理起来事情,往往效率会非常慢。
这个之后汉朝宗室刘焉给皇帝出了一个主意,派德高望重的官员,去地方上担任州牧,统领一个地方的军民财所有权利,统一管理提高效率,应对当前复杂的局势,州牧全权管理地方,只对中央负责。
这个看上去很好的决定,实际上却是一个潘多拉的魔盒,这样做也就是说中央实在是没有能力直接处理事务了,一个地方全部交给州牧,州牧管理民政军事财政所有事务,出了事中央只找州牧一个人就行了,州牧按时给中央交多少钱就可以了。
汉朝的皇帝此时已经完全没有了汉武和光武的荣光,只想着尽快摆脱困劲的他们很快同意了刘焉的主张,于是全国范围内的,以州牧替代刺史的工作就这么展开了。
对于百姓而言,可能只是换了一个称呼,对于帝国而言,从此却走上了不归路,刘焉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刘焉本人当上了益州州牧,益州州牧在刘焉手中控制了六年,之后传给了他的儿子刘璋。汉献帝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刘璋为了对抗曹操,引入刘备作为帮手。三年后,刘备取得了益州的控制权,以此为基础创建了蜀汉政权。
这都是后话,但也是州牧制度一个典型演变。
(3)从来学不会教训
东汉虽然中央政府一直不是很很强势,但毕竟威严在那里,哪怕是朝廷再黑暗,地方官员反叛中央的事情却从来没有发生,袁绍算是开了一个头。
成为各个地区的州牧们,终于尝到了甜头,一个地区所有的事务都归一个人说了算,尤其是可以招募军队和征税,这样一来就完全可以不听中央的调遣,我兵比你强钱比你多,凭什么还要听你的,这中观念上的魔鬼一旦放出来,从此四百年不得安宁。
董卓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因素,废立皇帝以前也不是没有发生过,但此时的地方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董卓废了皇帝打的是太后的旗号,发号施令打的是皇帝的名义,但以袁绍为首的各路诸侯此刻已经完全不把朝廷和皇帝放在眼里了,他们所谓的反董卓联盟,不过是一个幌子,真正要做的就是抢地盘扩自己的势力范围。
但一种可以跟中央对抗的观念深入人心之后,所有的人都会有样学样,一开始是州牧权力大,州牧造反,后来哪怕是小人物出身也要造反,因为这种州牧称霸一方的制度,已经让大家看到,称霸一方成为了一种制度上可以长久实现的可能。
州牧制度不但是从制度上开启了一人独揽军民财所有大权的先河,更是从人心上打开了地方可以不听号令的先河,从此群雄割据大家眼里再也没有那个所谓的皇权,如果有那也只不过是暂时给自己遮遮羞,比如说曹操,刘备也是,只不过方式不一样而已。
令人唏嘘的是,中国的历史似乎从来不会从以前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做的往往都是饮鸩止渴的事情,说过“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的李世民,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后代完全没有吸取历史的任何教训。
唐玄宗时期,为了解决财政和军事冲突问题,同样是采取了赋予地方全权的官职,从此也是开启了一个虚弱的中央朝廷和混乱不堪的时代,这次的官名大家更熟悉,叫做节度使跟州牧的权力一样,代表人物就是酿成安史之乱的安禄山。
总结:东汉末年从刺史改为州牧的变化,让中国陷入了长久了分裂,这种地方不服中央调遣的变化首先是从制度上的,其次更是从人心里的,有时候甚至是心里的变化比制度上更可怕。制度和人心是许多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如果只看到三国纷纷扰扰的局面只是看个热闹,那我们不管对三国故事再熟悉,也称不上是理解三国。
从制度和人心上看三国的乱局,你会比别人看的更远跟深刻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