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收藏】馆藏画珐琅器精品(下)

 2、景泰款掐丝珐琅象耳盂

  清

  景泰款掐丝珐琅象耳盂

  高14.0公分 口径16.2x14.3公分

  铜胎,椭圆形侈口渣斗,器侧镶镀金象首。器内露胎,侈口内壁蓝地饰两圈转枝番莲纹,外壁口沿下饰如意云头及圆圈纹,颈饰纵向平行菊瓣纹及云纹等,器腹上下装饰内含云纹的莲瓣一圈,中间四组对螭对龙纹,以云纹和小圆圈填白;外撇的圈足饰转枝花叶。底铸去地阳文「景泰年制」双行方框楷书伪款。根据纹饰风格、转枝以流畅的双钩掐丝表现、泛黄的绿色釉,应属十八世纪前期制作落景泰伪款的文物。(原锦匣书:景泰蓝珐琅双耳盂)。

  盂又称为渣斗、也是古代的痰盂,器口作喇叭状设计,方便承接废物。

  3、掐丝珐琅莲瓣式炉

  清 乾隆

  掐丝珐琅莲瓣式炉

  高6.0公分 腹径13.0公分

  铜胎,直口深壁钵式炉,器外铸成浅浮雕式四重莲瓣,器下方中央钉圆形金属片为底,炉内镀金,外表口沿下饰蓝釉及掐丝填绿釉的竖弦纹各一圈,莲瓣内掐丝垂番莲花,填饰黄青红三色釉,底浅蓝地饰卷草纹。炉心中央阴刻「乾隆年制」一列楷书款。此器系仿明代一件落大明景泰年制款的掐丝珐琅莲瓣式炉。

  莲瓣式炉,器表铸成浅浮雕式四重莲瓣,宗教气息浓厚,宜做焚香器,也可用作一般盛物的钵。

  4、掐丝珐琅爵、盘

  清 乾隆

  掐丝珐琅爵、盘

  通高14.5公分 盘径17.9公分

  爵系商周时期的饮酒器,也是最早出现的青铜礼器,后世仿古器常加托盘成套。铜胎,莲瓣柱头,鱼龙把,三足插立在托盘中央突起的爵座中。爵内施湖蓝色釉,器外湖蓝地满饰缠枝花叶及四面开光,开光内绘山水风景、花蝶及母子图。爵底三足间阴刻「乾隆年制」无框双行楷书款。

  爵是商周时期的饮酒器,也是最早出现的青铜礼器,后世仿古作品常加托盘搭配成套,作为祭器或陈设之用。爵的三足,安稳地插立在托盘中央突起的爵座当中,风格独特,亦显中国人之巧思。

  5、掐丝珐琅仕女执壶

  清 乾隆

  掐丝珐琅仕女执壶

  通高36.7公分 足径8.6公分

  铜胎,莲瓣座珊瑚珠钮之覆碗式盖,盖以环炼与把手相连,侈口缩腰式颈,上圆下方略呈葫芦形的器腹,长流自器腹下方的龙首口中伸出,流口饰回纹,流与颈以龙首横梁相连,和颈部另一边的龙首把手相呼应。器表浅蓝地饰缠枝番莲花为锦,于凸起的镶座上缚粘松石、珊瑚为装饰(嵌件部份脱落),盖四开光内绘不同的仕女图,颈部开光内绘各种山水风景,器腹上截四开光内绘不同的仕女图,下截开光内前后绘庭院课子图,左右为庭院花蝶及山水房舍。平底阴刻「大清乾隆年制」双方框宋体字款。

  葫芦形制的壶,长流自龙口伸出,壶流与颈之间以龙首横梁相连,恰与另侧的龙首把手相呼应,线条极其柔美,搭配铸錾番莲纹的二阶式镀金座,气派非凡。

  6、掐丝珐琅多穆壶

  清 乾隆

  掐丝珐琅多穆壶

  高51.0公分 最宽23.0公分

  多穆壶是搅拌或盛酥油茶的器皿,藏语称为董莫(mdong-mo)或多穆。酥油茶是藏胞生活的必需品,在由茶砖熬成的浓茶中,加入少量的酥油和盐,或加入些许味精和牛奶,慢慢搅拌,至水与酥油完全交融,是一种风味特殊的饮料。此款多穆壶金光闪耀、皇家气派十足,兼具装饰与实用价值。

  7、掐丝珐琅酥油茶罐

  清 乾隆

  掐丝珐琅酥油茶罐

  高66.0公分 口径42.0公分

  藏语称拌制好的酥油茶为恰稣玛,藏人通常将之倒入陶质的茶壶内随热随喝;此一皇宫御用的酥油茶罐,重达二十多公斤,除非用大杓舀取,否则只供装饰陈设之用。

  8、掐丝珐琅西洋母子图瓶

  清 乾隆

  掐丝珐琅西洋母子图瓶

  高39.1公分 腹径17.9公分

  铜胎,侈口、颈呈多阶式,丰肩,敛腹,撇圈足,鱼龙双耳。器内露胎,口沿下錾小花及蕉叶纹;颈上段筒状,蓝地缠枝花锦,前后开光处画西洋仕女;下层依次镌绣球锦和回纹、掐丝缠枝花、錾蟠龙及兽面各四、缠枝花等四层;肩镌回纹、莲瓣与云纹;腹部蓝地缠枝花锦,四面开光处绘不同西洋母子图,腹下方錾一圈莲瓣,圈足饰缠枝花。瓶口阴刻「大清乾隆年制」一列自右而左楷书款。

  敞口长颈的大瓶,以鱼龙为双耳,器形与装饰做工均精致华丽,显然是皇室御用的陈设器。

  9、掐丝珐琅西洋人物盖罐

  清 乾隆

  掐丝珐琅西洋人物盖罐

  高9.5公分 最大径9.3公分

  铜胎,斗笠形盖珊瑚钮,短颈,丰肩,碗式腹,外撇圈足。罐内施浅蓝绿釉,器表蓝地缠枝花间饰开光,盖、肩、腹各四,以西洋写生的技法分别绘西洋房舍、西洋人物、动物、西洋母子图。底白地书灰黑色「乾隆年制」双方框宋体字款。

  精致美丽的小口盖罐,除实用价值外,也可作为把玩、陈设的珍品。

  10、掐丝珐琅花卉盖罐

  清 乾隆

  掐丝珐琅花卉盖罐

  高5.4公分 最大径6.9公分

  铜胎,盖、颈、腹、圈足均呈五楞式。罐内施浅蓝绿透明釉,器表蓝地缠枝花间饰开光,盖、腹各五,分别绘西方房舍、花卉图。底白地书蓝色「乾隆年制」双方框宋体字款。附镂雕染骨座。

  精致美丽的小口盖罐,除实用外,也可作为把玩、陈设的珍品。

  11、掐丝珐琅花卉盖罐

  清 乾隆

  掐丝珐琅花卉盖罐

  高5.4公分 最大径6.9公分

  铜胎,略侈口,颈下段渐大,削肩錾一圈镀金转枝花叶,螭耳,鼓腹,外撇圈足。罐内施浅蓝绿透明釉,器表蓝地缠枝花间饰开光,颈、腹各四,以西洋绘画技法分别绘西洋房舍、仕女与母子图,底白地书蓝色「乾隆年制」双方框宋体字款。

  精致美丽的小罐,除实用外,也可作为把玩、陈设的珍品。

  12、掐丝珐琅西洋人物鼻烟壶

  清 乾隆

  掐丝珐琅西洋人物鼻烟壶

  高5.6公分

  铜胎,削肩扁腹鼻烟壶。壶内露胎,料盖下木塞附骨匙。器表蓝地,颈饰如意云头纹,其余饰花叶锦,腹前后开光处绘西洋母子图,两侧四开光处绘西洋房舍景致,椭圆形圈足饰云纹,底略内凹,白地书蓝色「乾隆年制」双方框宋体字款。

  用以储放鼻烟或把玩。

  13、掐丝珐琅凫壶

  清 乾隆

  掐丝珐琅凫壶

  高32.6公分 横长30.5公分

  铜胎,曲颈凫形壶,以凫首和颈为流,二层圆冠式盖,火珠形盖钮,凫背驼四层圆塔型壶口,装饰各种掐丝花草;提梁的两端装饰龙首龙尾,提梁上饰各种云纹;以不同形状的掐丝表达凫的各种羽毛,彩色华丽,腹底的颜色由黄至尾渐白,有渲染的效果,口壁阴刻「大清乾隆年制」一列楷书横款。器形特殊而重心稳,制作技法繁难。此器仿自周凫,古人以凫鹥歌太平,用于宴饮之间,或为陈设器;以各种动物立雕造型制成珐琅陈设器,是乾隆朝一大特色。

  这件器物仿自周凫,古人喜以凫鹥歌咏太平,宴请宾客时常用之为酒器,或作为陈设器;乾隆时期的珐琅器很多都是烧制成各式的动物立雕造型,形成另一种特色。

  14、掐丝珐琅牺尊

  清 乾隆

  掐丝珐琅牺尊

  高27.7公分 宽13.6公分

  铜胎,仿商周青铜器中的鸟兽尊,但形制不同。清代牺尊的动物往往似牛亦似鹿,故也有「天禄」之称。该器形似牛,身体上的斑纹似鹿。器内露胎,牛之首、尾、四足、及环绕四肢附近的火焰镀金,余均施浅蓝釉为地,牛身体满布大、小及单、复瓣的六瓣花,牛背的尊形器饰缠枝花。背部的脊椎、尾巴及腹下的金工精美,雄性的生殖器官清晰可见。牛之下颚阴刻「乾隆年制」自右而左一列楷书款。器物沉重、制作精美,与《皇朝礼器图式》中记载的乾隆十三年钦定太庙正殿祭器的牺尊形相似,然大小不同,当时若非为祭器,也必定为重要宫殿中的陈设器。原器物上贴有「掐丝珐琅天禄..」的残片。属十八世纪中后期的文物。

  牺尊仿自商周青铜器中的「鸟兽尊」,而加以变化。清代牺尊的动物形制往往似牛也似鹿,故有「天禄」之称。此牺尊应是宫中重要的陈设器。

  15、掐丝珐琅天鸡尊

  清 乾隆

  掐丝珐琅天鸡尊

  高35.4公分 宽13.7公分

  铜胎,仿铜器天鸡尊形制,凤首,喇叭口,背和尾部的「T」形棱脊镀金,余均蓝地满布各色羽毛、缠枝花、凤鸟及拐子龙等纹饰,以内卷的尾羽和镂制成拐子龙形状的双足为座,器物沉重,釉色鲜明艳丽,是上好的陈设器。属十八世纪中后期的文物。

  仿自铜器天鸡尊形制,器形庄重,釉色鲜明艳丽,是上好的陈设器。

  16、掐丝珐琅御制诗挂屏

 

  清 乾隆

  掐丝珐琅御制诗挂屏

  连框长72公分 宽40公分

  铜胎,屏上方镌卷须锦间饰番莲,阴刻填黑乾隆御制咏春诗「干则为元常则仁,于旨居首则称春,体斯*物生生意,宜在奉天司作人」臣于敏中敬书「臣敏中」阳文镀金、「敬书」阴文填红。诗下方掐丝村落农舍、小桥流水、农夫牦田春耕及村童放风筝等画面。于敏中(1714-1779)乾隆二年状元,官历文华殿大学士,廷谕多出其手。

  乾隆皇帝性喜风雅,善作诗词,此幅乾隆题诗的掐丝图画,用做壁饰,增添居室文人气息。

  17、掐丝珐琅花卉轿瓶

​ 掐丝珐琅花卉轿瓶

  高19.7公分 最宽16.0公分

  铜胎,前面为直颈球腹云耳瓶,连接浮雕云头纹之座,靠墙面平,颈下方有一孔可以直接挂在墙面的钉上,故称壁瓶,清档中称之轿瓶。此型器始见于明万历朝,清代盛行于乾隆时期。此瓶白地蓝色树枝花叶,瓶腹镀金面阴刻填墨隶书乾隆御制诗文,子臣永璇敬书。永璇(1711-1799),乾隆皇帝第八子,书法赵孟俯。

  这类瓶子靠墙的一面是平的,瓶颈下方有一孔可以悬挂,故称为壁瓶,清档中称为轿瓶。轿瓶器型出现在明代万历朝,乾隆年间开始盛行。

  18、掐丝珐琅花果轿瓶

  清 乾隆

  掐丝珐琅花果轿瓶

  高23.3公分 最宽11.3公分

  器物形制与清 乾隆掐丝珐琅夔龙纹轿瓶相同。此瓶白地以蓝色茶花枝叶为锦,瓶腹掐丝「御制」二字,词句则采掐丝双钩填墨的方式「生意四旨具韶光一室融」落「臣于敏中」红地阳文镀金字、「恭写」镀金地阴文填红字。瓶内插由珊瑚、碧玉与黄色石材制成的花枝。

  轿瓶靠墙的一面是平的,瓶颈下方有一孔可以悬挂,原称为壁瓶,清档中称为轿瓶;轿瓶器型出现于明代万历朝,从乾隆皇帝的书房三希堂墙上挂满了轿瓶看来,轿瓶是乾隆雅好的陈设器之一。

  19、掐丝珐琅兽面纹方觚

  清 乾隆

  掐丝珐琅兽面纹方觚

  高55.0公分 口径29.2公分

  铜胎,喇叭口,腰方鼓形,方形的底部外撇,四面及四角镶镂空夔龙纹棱脊八,器形是仿商代晚期青铜饮酒器方觚的形制。这种器皿到了后期,成了祭祀中的礼器,或平日做案头的陈设器和花瓶。

  器形仿自商代晚期青铜饮酒器方觚,这种器皿后来成为祭祀中的礼器,或平日置于案头上的陈设器与花瓶,觚的四面及四角镶镂空夔龙纹棱脊,甚是雅致。

  20、掐丝珐琅夔龙碗一屉

  清 乾隆

  掐丝珐琅夔龙碗一屉

  碗高3.9公分 口径8.1公分

  铜胎,口略侈,垂腹,圈足小碗。碗内镀金,器外浅蓝地饰回首夔龙四,腹下方饰一圈仰莲瓣。器底阴刻「大清乾隆年制」双方框楷书款。一式十二个碗装成一屉,屉中每格有榫头锁住。乾隆时期,这些掐丝珐琅餐具,只有在庆典盛宴中,皇帝御桌上才能使用,其它陪桌上则只能用各种瓷器和银器。

  夔龙碗一屉是一整套的掐丝珐琅餐具,乾隆时期唯有在庆典盛宴中,皇帝的御桌方能使用,其它陪桌只能使用瓷器和银器。

明清珐琅器精品欣赏

珐琅彩瓷器是清代宫廷御用器,康熙时创烧,以乾隆时期成就最高。但其生产历史却是十分短暂,只有康熙、雍正至乾隆中期前后约40年,在中国陶瓷史中占有着特殊地位。

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国文化史一次全方面的总结,在其中出现了很多名贵的瓷器,但是唯独没有珐琅彩瓷器,先且不提时代的差异性,足可以看出在清代,寻常百姓是根本不知道还会有这样的瓷器品种,皇室的特权在此显露无疑。

珐琅彩原料以硼酸盐和硅酸盐的混合物为主,在白色透明的釉料中加入一定量的金属氧化物作色素,就会得到具有不同颜色的珐琅彩料。先在景德镇烧成瓷胚或精细的白瓷,然后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珐琅作,彩绘烧成,所用彩料在雍正六年以前,均为进口的珐琅料,故又称“洋瓷”。珐琅彩瓷胎质具有薄、轻、坚、细、洁五大特点,图案精细华丽,微微突起,色彩绚丽,装饰题材迎合皇室,主要以花鸟、人物、山水、婴戏、罗汉等为主。

乾隆一朝,国力鼎盛,无论瓷器还是其他艺术均为清代之冠。乾隆珐琅彩的器型品种较康熙、雍正时多,尤以瓶类常见,有蒜头瓶、梅瓶、花口瓶、胆瓶、橄榄瓶,玉壶春瓶等,其他有壶、盘、碗等。乾隆时期彩绘与前朝最大的不同在于,它集多种装饰手法如绘画、凸印加绘金彩等于一器,显示了乾隆时期珐琅彩制作工艺的高度发展。在绘画技巧方面,乾隆时期吸收西洋绘画的特点,这是前朝所不见的,此种风格仅见于珐琅彩瓷,还间接影响了其他类彩瓷品种。中国画家由此而吸收了欧洲绘画的透视技法,应用到瓷器的绘画中,使花卉色彩华丽,人物性格鲜明,动物生动活泼,风格独特。

雍正和乾隆时期的珐琅彩瓷器,每于题诗的引首,句后有朱文和白文的胭脂红或抹红印章,印面文字通常和图案题诗内容相配合,文人气息很浓。雍正时期的珐琅彩相比康熙时期,制作工艺和技术都有进步,并且当时已成功生产国产珐琅彩,珐琅彩不管是从颜色还是品种,比康熙时期都丰富很多。所有素胎依然是景德镇御窑厂选送精品,有时也直接利用宫中的脱胎填白瓷器,以白地彩绘。乾隆时期珐琅彩瓷器的艺术水平总的来说要逊于雍正时期,新增多种色地,色地开光,色地轧道瓷器,图案繁复,不留空白,不题写诗句。

纵观近二十年来的中国古代艺术品拍卖市场,瓷器估价节节攀升,屡创新高,而珐琅彩的高贵出身,意味着珐琅彩流传至民间的非常有限。但足漫长的中国沧桑历史,造化弄人,时事难变,也让许多不可能的事充满变数,如果能收藏一件准确无误的雍乾珐琅彩瓷器,无疑是在玩一场稳操胜券的游戏。

清乾隆珐琅彩明黄地云龙纹梅瓶

清珐琅彩明黄地云龙纹梅瓶,通高38.5公分,端庄秀丽,华贵大方,唇口、短颈、溜肩腹部渐下微收,底足外撇。造型饱满,优美大气,颈部饰蕉叶纹,腹部主体龙凤纹,正面一威武霸气十足的云龙,腾空而起,身体矫健,刻画生动,底部为海水纹,画工精致,用以珐琅彩表现,彩色柔和,艳丽明快,以明黄打地,气度非凡,尽显皇家气派,胎体坚致,胎质洁白,底足书以“大清乾隆年制“款识。这件梅瓶,工艺精湛,色彩艳丽,器型优美,保存极佳是传世品中十分少见的,由于珐琅彩瓷器的珍贵,它的价值也远出乎人们的想象,是现今令所有收藏家心驰神往的珍贵藏品。

清乾隆胭脂红地珐琅彩轧道缠枝宝相花纹梅瓶

清乾隆胭脂红地珐琅彩轧道缠枝宝相花纹梅瓶估价480万至580万元。清乾隆黄地轧道珐琅彩开光西洋人物纹盖盒,估价为120万至150万元,此件为乾隆时期新增的色地轧道珐琅彩瓷器,工艺复杂,色彩更加艳丽,彰显皇家气派。

清雍正轧道描金开光山水人物纹四方瓶

清雍正轧道描金开光山水人物纹四方瓶,器型规整,造新古朴大方,胎质洁白细腻,胎体浑厚,颈部饰以黄地珐琅彩描绘花卉寿纹,腹部红地描金开光珐琅彩山水人物纹,并每面都有诗文题写“春风花等香”“远随绿水流”“瑞雪兆丰年”色彩艳丽,底书“雍正御制”黑料款,为皇帝驾崩时採用,估价为460万至560万元。明清珐琅器精品欣赏

七宝烧花瓶

七宝烧是日本的传统工艺品,以贵金属为胎,外饰以石英为主体的原料及各种色料,经烧制而成。七宝烧具有胎骨轻薄,器型规整,珐琅釉料细腻,光泽闪耀,色调艳丽明快等特点。它与我国的景泰蓝、画珐琅器一样,为世界金属珐琅器工艺中优秀的艺术财富。

清代画珐琅牡丹纹鼻烟壶北京故宫博物院

  以金属胎及珐琅为材质的鼻烟壶在中国出现的较早,且一般制造精致,多为宫廷制作。这类鼻烟壶以清前期康乾两朝制作最为精美,自康熙以来大力提倡珐琅制品,并在清内务府专设“珐琅厂”烧制珐琅器,使其不论从技术上还是从工艺上都有很大提高,成为宫廷工艺中一种非常重要的工艺品。

  珐琅制品中以画珐琅最多,此件鼻烟壶制于雍正朝,正是珐琅制作的繁盛期,体现了那时的高超工艺水平,此鼻烟壶为扁圆荷包型,铜胎镀金,通体以黑釉为地,珐琅彩绘缠枝牡丹纹,双面各绘一朵盛开的大花,边以绿叶、菊花等为饰,颈部饰以垂云纹。宝蓝色的玻璃盖连象牙勺。这种在黑地上以中国传统大枝花卉为纹饰的鼻烟壶更显得华丽典雅,雍容高贵,确不愧为铜胎画珐琅中的珍品。

  铜胎画珐琅鼻烟壶与玻璃胎画珐琅鼻烟壶的最大区别是,前者多在胎体口沿及底部镀金,而后者多于口沿及底边足露白玻璃胎而不饰彩绘。这也是我们在收藏这类器物时所应注意的。

清代画珐琅执壶

  画珐琅器又称“洋瓷”,制作时在红铜胎上涂施白色珐琅,入窑烧结后,在光滑的表面上以彩色珐琅料绘出纹饰,再经烧而成,形成绘画的装饰意趣。此壶造型优美典雅,以黄色珐琅为地,花卉纹饰色彩鲜艳明快,质细腻洁净,且富有层次的微妙变化,工艺精巧,为传统珐琅器的精品。

乾隆掐丝珐琅和画珐琅仕女执壶

这件乾隆掐丝珐琅和画珐琅仕女执壶称得上极品了。此执壶为金胎,以昂贵的黄金作珐琅的胎体,始于乾隆,当时皇家的奢侈与财力可见一斑。整件器物线条流畅圆润,造型娴静而端庄。通体施蓝色珐琅釉为地,盖、颈、肩、足均以嵌画珐琅片作开光,开光内绘山水、花卉仕女图,开光外为掐丝珐琅勾莲花纹。腹部两面饰花瓣式开光,内绘《庭院母子图》。

清代画珐琅提梁壶

  此壶为铜胎镀金,造型新奇,呈八棱形。壶提梁加有一金星玻璃握手,壶身八棱开光,上分别绘饰各异山水花鸟图案,画工精致,技艺娴熟自如,颈、盖处亦有纹饰绘制。壶下置铜镀金架,足有一八棱小盒,作点燃加温使用。开光处以白色珐琅釉为地,色彩对比鲜明,颈盖处均以黄色釉为地,壶流、把、架的造型亦规整有致,模仿了西洋样式的传统装饰工艺,其制作工艺精湛,是乾隆初期画珐琅器工艺中的精品之一。

清代画珐琅滷壶  

  该壶采用铜胎镀金工艺。壶呈圆罐形,盖小,短流,螭形高柄,圈足。通体施黑色珐琅釉为地,上饰缠枝牡丹花纹,每朵花中心为团“寿”字,花间以十只蝙蝠穿插点缀,有“福寿”吉祥寓意。滷壶身内施白色珐琅釉,中心有“雍正年制”款。此器具有清雍正时期画珐琅的典型风格,制作工艺纯熟,图案设计亦严谨工整,形式布局变化统一,色彩丰富。壶是清雍正时期出现的一种新式器型,并在色釉处理上采用一种黑色珐琅色釉作地来衬托纹饰图案的新方法,产生了如同退光漆的艺术效果。这一时期所生产的画珐琅器无论在品种、质量、色彩上,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制作水平高,产品种类亦极为丰富,为乾隆时期金属胎珐琅器制作工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器为养心殿造办处珐琅作造,其艺术收藏价值很高。

清代掐丝珐琅三足薰炉

掐丝珐琅源于明代景泰年间,至清康熙年间获得较大发展,其风格倾向西洋风格。图中所示炉由盖和炉身组成。炉盖有四层结构,最上层为圆形雕空錾刻云纹盖钮。下面三层的上、下两层饰繁密的掐丝珐琅彩绘花纹,中层为雕空、珐琅彩绘花纹。该盖自下往上逐层递减,成阶梯状。炉腹圆鼓,中间有两道凸弦纹,弦纹中间饰有华丽的珐琅彩纹。炉足较高,扁形,末端翘起。此种扁式炉足较为少见。该炉做工精细,纹饰精美富丽,代表了清代中前期珐琅器的装饰风格。

清代乾隆掐丝珐琅角端

角端项饰胸前垂铃上阴刻楷书「乾隆年制」款。《宋书祥瑞志》记载:角端是一种瑞兽,一天能走一万八千里。凡角端出现,即表示政治修明,天下太平,四海归心。

清乾隆珐琅彩尊

雍正款珐琅开光人物双环耳盖罐

 珐琅彩瓷器是中国彩绘瓷器中最著名的品种,是中国制瓷工艺发展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顶峰时期的产物。由于其烧造数量少而且当时仅供皇帝秘玩,故显得异常珍贵。近几年拍卖会上出现的几件康、雍、乾时期的珐琅彩瓷器均以上千万港元成交,如香港佳士得拍卖行1999年11月2日拍卖一件康熙胭脂红地珐琅彩莲花纹碗以1212万港元成交,1999年4月26日一件雍正胭脂红地珐琅彩月季绿竹诗意小杯,以1784万港元成交,2002年一件雍正珐琅彩题诗过枝梅竹纹盘以3252.41万港元成交。香港苏富比拍卖行1997年拍卖一件乾隆黄地开光珐琅彩山水纹碗,以2100万港元成交。足见珐琅彩瓷器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但就笔者所知,目前有相当数量的收藏爱好者对珐琅彩瓷器的概念存在误区,对珐琅彩瓷器的历史情况不甚了解。为此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20多年来的研究心得撰成此文,希望能有益于专业人员和广大收藏爱好者。不妥之处尚望各位方家赐正。

  珐琅及珐琅彩瓷器的创烧

  珐琅又称“拂郎”、“佛郎”、“发蓝”,是一种玻化物质。它以长石、石英为主要原料,加入纯碱、硼砂为助熔剂,氧化钛、氧化锑、氟化物等作乳浊剂,加入氧化铜、氧化钴、氧化铁、氧化锰、氧化锑等作着色剂,经过粉碎、混合、煅烧、熔融后,倾入水中急冷得到珐琅熔块,再经细磨而得到珐琅粉。将珐琅粉调和后,涂施在金、银、铜等金属器上,经焙烧,便成为金属胎珐琅。若以玻璃为胎,则称为玻璃胎珐琅;以瓷器为胎者,则称为瓷胎珐琅。

  按装饰工艺不同,金属胎珐琅器可分为掐丝珐琅、錾胎珐琅、画珐琅、透明珐琅等,也有将上述二种或二种以上工艺结合起来共同装饰一件器物的,称之为复合珐琅。其中与瓷器有关的珐琅工艺只有一种,即画珐琅,一般称之为“珐琅彩”,其正式名称应为“瓷胎画珐琅”。至于其俗称“古月轩”,由于目前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珐琅彩瓷器上从未发现有署此款者,而在晚清玻璃胎画珐琅上见有个别属此款者,所以推测很可能是晚清时期宫中所藏署“古月轩”款的玻璃胎画珐琅流散出宫后,被古董商看到,遂误认为瓷胎画珐琅上亦署“古月轩”款,进而将瓷胎画珐琅称作“古月轩”。

  瓷胎画珐琅的创烧,与康熙皇帝对画珐琅的喜爱有密切关系。康熙十九年(1680年),朝廷在紫禁城内武英殿附近设置珐琅作,主要生产铜胎掐丝珐琅和錾胎珐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收复台湾,废除海禁,欧洲的金属胎画珐琅器作为贵重工艺品,由来华的传教士带入广州,并进贡内廷。这些舶来的画珐琅器以它精细的彩绘技法和华丽的装饰风格,而深受皇宫贵族和广州地方官员和土庶的喜爱。由当时欧洲传教士的私人信件得知,康熙皇帝对这种洋玩意儿也很感兴趣,并力图使中国的珐琅工匠掌握这门技术,于是广州和北京内廷珐琅作的工匠分别在两地试烧画珐琅,经过大约10年的时间,成功地烧制出了我国的金属胎画珐琅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以后,随着广州和欧洲的画珐琅器制作匠师进入内廷,参与指导造办处珐琅器的生产,甚至亲自操作,画珐琅器的生产遂呈现繁荣景象。康熙五十五年,经广州巡抚杨琳推荐,广东画珐琅匠师潘淳、杨士章,并有西洋人三名,法蓝(珐琅)匠二名,徒弟二名,进入内廷。康熙五十七年,奏准武英殿珐琅作改归养心殿,增设监造一人,显示出康熙皇帝对珐琅器生产的重视。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法国画珐琅艺术家陈忠信被召至内廷指导画珐琅器的生产。在中外匠师的共同努力下,宫廷造办处珐琅作很快熟练掌握了金属胎画珐琅烧制技术,并烧造出一大批具有浓郁宫廷韵味的金属胎画珐琅器。同时,造办处珐琅作还尝试着将这种技法移植到瓷胎上,于是便产生了瓷胎画珐琅,即今人所称的“珐琅彩”。

  康熙时期的珐琅彩瓷器

  康熙时期的珐琅彩瓷器因处于初创阶段,从色彩搭配、纹饰布局到款识内容和样式,均摹仿当时铜胎画珐琅的效果。由景德镇御窑厂提供的白瓷仅在器物的里面和底足内部施釉,器物的外壁则涩胎无釉,这就是人们所俗称的“反瓷”。外壁画面大多以黄、蓝、红、豆绿、绛紫等色彩作地,再利用各种颜色的彩料以双勾技法描绘缠枝牡丹、月季、莲花等花卉图案,且有花无鸟。也有在四个花朵中分别填写“万”、“寿”、“长”、“春”等祝寿语的,风格严谨华丽。所用彩料系从西洋进口,所用画稿由宫中造办处下属的如意馆提供。由于施彩较厚,致使纹样有堆凸之感,且出现细小裂纹。康熙时的珐琅彩瓷器也有个别直接在宫中旧藏明代永乐白瓷盘上施彩的。

  康熙时还有一种宜兴紫砂胎画珐琅器,现多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当时称为“宜兴胎画珐琅”,造型有执壶、提梁壶、盖碗、盖盅等。装饰题材多为花卉。有直接在紫砂胎上彩绘的,也有的可能是考虑到紫砂胎不象白瓷那样细腻光滑,就先在胎上涂抹褐色彩作地,然后再进行彩绘,褐色彩的颜色不仅酷似于紫砂的颜色,而且使器物表面的光泽增强。这种褐色彩仅施于器物外壁,器内则无。

  康熙时瓷胎画珐琅的款识均署在器物外底,大多为“康熙御制”四字双行红色或蓝色图章式堆料款,围以双方框,框线外粗内细。个别的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紫地珐琅彩缠枝莲纹瓶,外底阴刻“康熙御制”四字双行款,外围阴刻单线方框。也有个别器物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画珐琅莲花纹菱花式盘(永乐白瓷胎),外底虽也署“康熙御制”四字双行红色堆料款,但外围的不是双方框,而且双线圆圈,圈线外粗内细。至于康熙朝宜兴胎画珐琅器外底所署款识,一般为“康熙御制”四字双行黄色堆料款,外围双线方框,个别的如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的宜兴胎画珐琅四季花纹茶壶,外底所署黄色堆料款“康熙御制”四字作“上下左右”排列,外围海棠花式双线框。宜兴胎画珐琅用黄色珐琅料写款,可能是因为黄色能与褐色地形成鲜明对比的缘故,而若以褐色地衬托红或蓝色料款则不够鲜明醒目。

  上面已经谈到,康熙晚期创烧的珐琅彩瓷器,主要是追求铜胎画珐琅的效果,大多是在“反瓷”上涂成色地来衬托图案花纹。但此时也出现个别直接在白瓷上彩绘的画珐琅瓷器,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中即有康熙时在永乐白釉暗花菱花式盘上直接施彩的画珐琅瓷器。这种画珐琅瓷器虽失去色地画珐琅的华丽感,但却呈现出清新典雅的艺术效果。这为雍正、乾隆时期大量生产这种在白釉上直接施彩的珐琅彩瓷器奠定了基础。

  

  雍正时期,雍正皇帝对珐琅彩瓷器的生产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并提出颇为严格的要求。雍正元年(1723年),随着宫廷造办处人员的扩充,以及在雍正帝最信赖的怡亲王(雍正帝的十三弟允祥)的主持下,珐琅彩瓷器的生产在造办处珐琅作积极展开。但从清代档案记载看,雍正六年以前珐琅彩瓷器的生产进展缓慢,雍正帝对此也不甚满意。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珐琅彩料需依赖西洋进口,数量有限,必须谨慎使用,不得有误损所致。如清雍正《广东通志》卷五十八记载:“西洋国……雍正四年五月复遣使进贡……各色珐琅彩料十四块。”又如《活计档·清档·雍正记事杂录》载:“雍正二年二月四日,怡亲王交填白脱胎酒杯五件,内二件有暗龙。奉旨:此杯烧珐琅。钦此。于二月二十三日烧破二件,总管太监启知怡亲王。奉王谕:其余三件尔等小心烧造。遵此。于五月十八日做得白瓷画珐琅酒杯三件,怡亲王呈进。”

  从雍正皇帝的贵戚重臣年羹尧的奏折中,也可了解此时珐琅彩瓷器的烧造情况。如“雍正二年二月初九日,由驿斋到御赐新制珐琅管双眼翎二支,单眼翎十支……”。对这些翎管,年羹尧在二月十二日的谢折里称:“……臣伏覩珐琅翎管,制作精致,颜色娇丽,不胜爱羡,谨缮摺恭谢天恩,更恳圣慈,如有新制珐琅物件,赏赐一、二,以满臣之贪念。臣无任悚惶之至。雍正二年二月十二日具。”在年羹尧的折子上,雍正皇帝在“以满臣之贪念”这句话的“贪”字旁朱笔画圈,在折尾空白处,雍正帝的朱批曰:“珐琅之物尚无暇精致,将来必造可观。今将现有数件赐你,但你若不用此一‘贪’字,一件也不给你,得此数物,皆此一字之力也。”其中“珐琅之物尚无暇精致,将来必造可观”这句话,说明雍正帝对珐琅彩瓷器的发展充满信心。

  年羹尧在得到这次赏赐之后,于这年的二月三十日、三月初三日、四月十一日、四月二十二日,又接二连三地被赏赐以珐琅彩瓷器。如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年氏在上疏的奏折中说:“(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由驿斋到御赐臣仿珐琅茶杯两匣,臣叩头祗领讫。伏覩此种窑器,颜色清丽,制作精雅,实不让前代之五彩佳品也!岳钟琪于四月十五日领兵进剿番贼,俟其事后回宁,臣当宣旨赏给四个另行谢恩外,所有感激微忱,谨缮摺恭谢以闻。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具。”虽然此时雍正皇帝频频用珐琅彩瓷器赏赐重臣,但直到雍正四年,雍正皇帝对珐琅彩瓷器的生产情况并不满意。如清代档案记载,“雍正四年八月十九日,郎中海望奉旨:此时烧的珐琅活计粗糙,花纹亦俗,嗣后尔等务必精细成造。钦此。”

  雍正六年以后,在雍正皇帝的直接干预下,随着造办处自炼珐琅料的成功,和愈来愈多的宫廷书画家参与珐琅彩瓷器的绘画和写字,珐琅彩瓷器的生产遂取得较快发展。从当时造办处档案记载来看,雍正六年,造办处新炼的珐琅料有月白、白、黄、浅绿、亮青、蓝、松绿、亮绿、黑等九种颜色。新增珐琅料有软白色、香色、淡松黄色、藕荷色、浅绿色、酱色、深葡萄色、青铜色、松黄色等,共九样。造办处自炼珐琅料的成功,不仅摆脱了珐琅彩瓷器生产因依靠进口料而可能产生的捉襟见肘的窘态,而且新增加的彩色品种亦可使画珐琅人在表现物像时更加得心应手。据造办处档案记载,当时的宋七格是负责炼料全部工作的,邓八格是具体操作的,胡大友是吹釉的,吴书是技术人员。另外,怡亲王允祥、郎中海望、员外郎沈崳和唐英等主要负责管理。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英,据档案记载,雍正六年正月初九日,内务府造办处召募各作匠艺人十三名,由员外郎沈崳、唐英启怡亲王,发给每人每月二两银。接着“正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柏唐阿宋七格等奉怡亲王谕:着烧炼珐琅料。遵此。于本日员外郎沈崳、唐英说:‘此系怡亲王着试烧珐琅料所用钱粮物料,另记一档,以待试烧完时,再行启明入档。’本日送交柏唐阿宋七格。”雍正六年七月,唐英曾为画珐琅人林朝楷因病不能工作一事启奏怡亲王,即“雍正六年七月十一日,员外郎唐英启怡亲王,为郎世宁徒弟林朝楷身有痨病,已递过呈子数次,求回广东调养,俟病好时,再来京当差,今病渐至沉重,不能行走当差等语。奉王谕:着他回去罢。”到了雍正六年八月唐英便被派往景德镇御窑厂佐理陶务。由于唐英供职内务府多年,在珐琅彩瓷器的烧造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对雍正皇帝的审美趣味和宫中生产珐琅彩瓷器需要什么样的白瓷胎亦了如指掌,因此他到景德镇后,向宫廷造办处提供了大量供烧珐琅彩瓷器用的白瓷胎。

  从造办处档案记载看,雍正三年至五年,画珐琅人有宋三吉,是景德镇画瓷器的工匠。还有张琦、邝丽南,是广东画铜胎珐琅器的工匠。而从雍正六年开始,即有贺金昆、戴恒、邹文玉、汤振基、谭荣等一批画院画家参与瓷胎画珐琅工作,其中画得好的曾多次得到雍正皇帝的赏赐。如“雍正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司库常保、首领李明久奉旨:珐琅画青山水甚好。钦此。于十二月二十八日,柏唐阿邓八格、宋七格来说,内大臣海望谕:邹文玉所画珐琅,数次皇上夸好,应遵旨用本造办处库银赏给十两。遵此。”从造办处档案记载看,雍正皇帝十分欣赏用单一料彩绘制的水墨及蓝色山水两个珐琅彩品种。至于为珐琅彩瓷器书写底款者,从档案记载来看,应是原武英殿修书处的写字人,后调到造办处效力的徐同正。而雍正珐琅彩瓷器上的诗句,多为戴临题写。戴临为武英殿待诏,档案记载雍正皇帝多次降旨,命戴临在珐琅彩瓷器上题写诗句。如“雍正九年四月十七日,内务府总管海望持出白磁碗一对,奉旨:着将此碗上多半面画绿竹,少半面着戴临选诗句题写,地章或本色配绿竹,或淡红色、或何色酌量配合烧珐琅。钦此。于八月十四日画得有诗句绿竹碗。”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八年唐英奉旨所编《陶冶图编次》(凡二十则)上的文字说明,也是由戴临书写的。

  唐英到景德镇御窑厂后,除了向造办处提供白瓷以外,还推荐画画人到造办处供职。如“雍正七年闰七月初九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怡亲王交年希尧送来画珐琅人周岳、吴士琦二名……于本月初十日将年希尧送来画珐琅人所食工银一事,郎中海望启怡亲王。奉王谕:暂且着年希尧家养着,俟试准时再定。钦此。”当时负责淮安关税务的年希尧只是遥领景德镇窑务,这些画画人名义上是年希尧送来的,实际上是由唐英挑选的。唐英本人就是画家,经他挑选的画画人,善画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具备在瓷器上绘画的丰富经验,这些人进入造办处后,经与宫廷画家切磋配合,使珐琅彩瓷器的生产日趋精进。

  从传世品看,雍正时期的珐琅彩瓷器除了少数如康熙朝珐琅彩瓷器那样以色地装饰外,大多是在洁白如雪的釉面上直接彩绘。器物造型有瓶、碗、盘、碟、盅等,均隽秀典雅,胎体轻薄,有的达到半脱胎的程度。这些白瓷胎除了极个别为清宫收藏的明代永乐白瓷外,绝大多数是由当时景德镇御窑厂特制提供。其中雍正七年一次就提供四百六十件,是历次当中最多的一批,这就是档案记载的“雍正七年二月十九日,怡亲王交有釉水瓷器四百六十件,系年希尧烧造。郎中海望奉王谕:着收起。遵此。于本日将瓷器四百六十件交柏唐阿宋七格讫。于七年八月十四日,烧造得画珐琅瓷碗三对,画珐琅瓷碟二对,画珐琅瓷酒圆四对。九月初六日烧造得画珐琅瓷碗二对……”。

  雍正珐琅彩瓷器在图案装饰方面,一改康熙珐琅彩只绘花卉,有花无鸟的单调局面,大量出现描绘院画风格的花鸟、花卉、竹石、山水等图案,画面空白处题以书法极精、内容文雅的相应诗句,而且诗文的引首都有一方朱文闲章,句末则有或两方皆朱文、或上为白文下为朱文的闲章。雍正珐琅彩瓷器真正成为制瓷工艺与诗、书、画、印相结合的艺术珍品。

  雍正珐琅彩瓷器的外底均署年款,以蓝料彩“雍正年制”四字双行宋錾体印章式款最为多见,款外围以双方框,框线外粗内细,极其规整,很像是用刻好的图章印上去的。也有少数器物署上述同式款,但无边栏。雍正珐琅彩瓷器也有署青花款的,所见有“雍正御制”四字双行外围双方框和“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外围双圆圈。青花款只能在施釉前书写在瓷胎上。2002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一件雍正蓝地珐琅彩花卉纹“万寿长春”浅碗,四字分别题写于外壁四个花朵的中心,外底青花双方栏内署“雍正御制”四字双行款。

  雍正珐琅彩瓷器上大都题写五言或七言诗句,一般为两句,也有题一句的。其内容常与所绘纹饰题材相呼应。如:

  画山水题“树接南山近,烟含北渚遥”或“一江绿水浮岚影,两岸青山夹翠涛”。

  画燕子题“玉剪穿花过,霓裳带月归”。

  画兰花题“云深瑶岛开仙迳,春暖芝兰花自香”。

  画牡丹题“嫩蕊包金粉,重葩结绣云”。

  画莲花题“妆凝朝日丽,香逐晚风多”。

  画芙蓉桂花题“枝生无限月,花满自然秋”。

  诗句均为行草书体,笔画流畅,与器形、纹饰相配,相得益彰。

  诗句的迎首和末尾均配以内容文雅的闲章,章之形状有椭圆形的、也有长方或方形的,用料有矾红和胭脂彩两种,矾红印较平滑,颜色接近橙红色,胭脂彩印则有凸起感。绝大多数器物上诗句迎首钤一印,末尾钤两印,也有少数器物上的诗句迎首无印,而只在句末钤印。使用频率最高的是迎首“佳丽”,句末“金成”、“旭映”。图章内容与所绘图案亦有关系。清末寂园叟撰《陶雅》曰:“乾隆朝画古月轩彩之金成字彤映者,亦人名耶。有胭脂水小篆印文在。”显然,寂园叟将“金成”、“旭映”当成了人名,当属望文生义。

 

  乾隆时期珐琅彩瓷器的艺术水平总的来说要逊于雍正时期,这或许与宫廷珐琅作内人员更替和缺乏有关。据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元年三月十七日,首领吴书来说:乾清宫总管苏培盛交小太监何德禄、王成祥、杨如福、魏青奇四名。传旨:着给珐琅作学烧珐琅。钦此”。“乾隆元年四月十四日,催总默参峨为画珐琅人不足用,另欲将画珐琅人张维奇情愿进内当差,照例行取银粮,每月工食银五两,二、八月衣服银十八两,回明内大臣海望、监察御史沈嵛、员外郎三音保准行。记此”。这两则资料说明,乾隆元年造办处珐琅作即因缺人而进新人。

  乾隆时珐琅彩瓷器所用白瓷胎仍由景德镇御窑厂提供。如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元年五月初二,太监毛团传旨:着海望寄信与员外郎唐英,另将烧造珐琅之白磁器烧造些来。钦此”。乾隆时期珐琅彩瓷器的彩绘和烘烧,大量的是在北京宫廷造办处的珐琅作内完成。但也有例外,如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太监高玉交磁器一百七十四件。传旨:交与烧造瓷器处唐英……再五彩珐琅五寸磁碟一件,五彩珐琅暗八磁碗一件,收小些,亦烧造。钦此”。很显然,上述五彩磁碟、磁碗是在景德镇御窑厂完成彩绘、烘烧这两道工序的。

  乾隆时期珐琅彩瓷器的装饰题材较雍正时更加丰富,除山水、花卉、花鸟外,还有中国或西洋人物,以及受西方“洛可可”艺术风格影响的各种洋花图案。新增的各种色地、色地开光、色地轧道珐琅彩瓷器,图案繁复,不留空白,不题写诗句。雍正时盛行的诗、书、画、印相结合的白地珐琅彩瓷,此时继续生产,所题诗句和所用闲章与雍正时大同小异。如:

  画月季、竹石题“劲节亭亭千尺绿,芳枝长占四时春”。迎首用“翔彩”朱文闲章,句末用“彬然”白文闲章、“君子”朱文闲章。

  画石榴、黄鹂常题“新枝含浅绿,晓萼散轻红”。迎首用“佳丽”朱文闲章,句末用“金成”、“旭映”皆朱文闲章。

  画山水风景常题“浦净渔舟远,花飞樵路香”。迎首用“寿如”朱文闲章,句末用“山高”白文闲章、“水长”朱文闲章。

  关于乾隆珐琅彩瓷器的年款,凡是诗、书、画、印相结合的珐琅彩瓷,一般为“乾隆年制”四字双行蓝料彩印章式宋椠体或楷体款,围以外粗内细的双线方框,框线也有个别内、外粗细基本一致的。器之较小者,如小瓶、小杯等,由于底部署款之空间狭小,所署蓝料彩四字双行宋椠体或楷书款则不加框栏。有一种蓝料彩四字双行篆书款,外围双线方框,框线外粗内细,多见于瓶类器上,由于这种器物所绘图案较繁密,故没有题诗和闲章,器内和足内均施松石绿釉,款署于松石绿釉地上。

  原清宫收藏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最集中的地点是乾清宫东庑端凝殿左右屋内,共有400件,每一件或两三件盛一木匣,匣内糊囊,匣盖上刻填色品名,名曰“瓷胎画珐琅”。其中的300多件于1933年古物南迁后离开故宫,1949年被运往台湾,剩下的40件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零散收藏在世界各地博物馆和私人手中的珐琅彩瓷器应是晚清流散出宫或被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掠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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