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被误解千年的程朱理学——从砰然崛起到蜕变之路

什么是理学？

说起理学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程朱理学，它具备精致的逻辑系统和完善的理论体系，对中国的影响甚至整东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他的影响延续至今，我们当今的每一个中国人其实或多或少的都还有程朱理学的影子。

若果不了解理学，那么就不能够理解中国，就好比如果不理解基督教，就无法理解西方世界是一个道理。理学是中国的道德神学，也是中国神权和王权合法性的重要依据。理学由儒家而来，产生于北宋时期，在南宋末期就就一直被采纳为官方学问，到了清末开始逐渐衰落，至今又再度被很多人提起，盛极一时。

平时我们听到理学都会认为它是腐朽的、衰败的、禁锢的、束缚的、压抑的，其实不然，在理学刚创立的时候其实它代表的是一群改革家的意志，更是社会推动改革，活性思维的主要力量，到了明朝以后理学才渐渐开始保守，逐渐变得抑郁。

理学的产生

很多人喜欢把儒学分为“先秦儒学”“汉唐儒学”“宋明儒学”，其实就我个人的见解而言，其实儒学根本无法如此粗暴的以时期作为分类，可以说每一代的人的儒学观念都在变，比如孔子时期讲的是“克己复礼”（克制自己，不要有僭越的行为，一切都应该归于周礼），到了孟子就变成了“推行仁政”，虽然孟子的最高理想也是“复礼”但是，社会的变革与动荡已经不允许他简单粗暴的，直接进入主题，需要迂回转折，再来曲线救国了;到了荀子其实就已经是典型的外儒内法了，披着儒家“复礼”的外衣，进行政治改革，历史上的有个专属名词叫做托古改制。

第一：北宋社会上升通道被科举完全打通，读书人开始提倡思想自由讲学之风。

北宋时期，其实已经没有多少人去讲究所谓的“复礼”了。先秦时代是贵族社会，汉唐时代是豪族社会，到了北宋时期中国进入了真正的平民时代，上升的通道被科举完全打通，一个平民寒生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而改变命运，这就产生了儒学之间的矛盾。

早在韩愈时代他就写过一篇名叫《师说》的文章，核心的一句话叫做“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他号召全社会的读书人，改变旧思想，敢于怀疑老师，甚至怀疑先圣，将心中所想明目张胆的表达出来，所以程朱理学非常鼓励个人自己去理解经典，批注经典，朱熹就自己亲手批注过十三经。

在相对自由的文化氛围之中，提倡弟子超越自己的老师，带来的就是讲学之风的盛行，当时很多儒生经常集结成团，找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开始探讨和辩论，比如说当时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就与以陆九渊代表的心学派在鹅湖这个地方一边观赏风景，一边展开辩论，他们讨论的主题也非常高端：一个人要寻找真理，究竟是应该向内去探寻自己的本心，还是应该向外去探寻宇宙万物？

究竟是格物致知，还是心外无物。到目前都没有一个权威人士可以完全解答。

第二：儒学被佛学完美压制，儒学开始反抗

儒学是一种实用的学术，它绝大部分都在解决人际关系之间的问题，没有对终极问题的解答和阐述。佛学进入中国以后带来的是完美的宇宙解释系统，缘起性空也好、诸行无常也好、金刚般若也好，其实都是对终极问题的解答，从哲学的思想上也比儒家要深刻的多，从两晋开始儒学已经逐渐落入了佛学的下风，到了唐宋时期儒学已经完全败下阵来，被压制了几百年的儒学，在北宋找到了突破口，开始反击。

宋朝是一个偏安政权，北伐不断地遭到外族的入侵，双方之间开始了正统之争，在中国正统的争斗从来不是军事、政治而是文化，这个时期宋朝的儒生们纷纷加入战团开始大量宣扬和求证宋朝的正统地位，要想在文化上战胜敌人，宋人首先要打败的就是佛学。

晚清魏源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其实在宋朝儒生们已经干过了，他们意识到要想打败佛学必须研究佛学，这一研究不得了，直接把儒学也拉入到了佛学的系统之中，儒学在这一阶段差一点就灰飞烟灭了。

不过还好有一批脑子清醒的人，他们借鉴佛学的同时在不停的为中国儒学寻找终极问题的解决方案，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横渠四句》、朱熹的《理一分殊》等等。

当然佛儒之争到底谁胜谁负，都很难说。只能说儒学在这场复兴运动中，重新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在历史上又有了生存的空间。

第三：雕版印刷的普及

这一点非常好解释，因为印刷术的普及，原本昂贵的书本变得便宜起来的同时让新思想和新文化，能够加速传播。

王安石变法与“社会自治”

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北宋著名思想界、政治家、文学家，位列唐宋八大家，国政治理上提倡效仿商君改革，欲挽狂澜于将颓，大兴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在文学上意境空阔苍茫，形象淡远纯朴，令当时和后世文人赞叹不已。

王安石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在历史上王安石在晚清之前梁启超之前都是一个负面人物，史学家们认为王安石变法直接导致了靖康之耻、北宋灭亡。

王安石变法解决什么问题？

唐朝末年因为军阀割据土地兼并严重，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再加上战乱不断，流民问题成了社会上最大的问题，流民的规模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宋朝初期就有很多人提出解决流民的方案，但是都没有行之有效的将流民问题解决。

王安石变法，现在教科书告诉我们的是它的主要目的是富国强国，推动改革。其实就当时的情形来说，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目的就是解决流民问题。例如：著名的“青苗法”他的构想是在农田青黄不接或者遭遇灾荒的时候，由政府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庄稼成熟以后农民再还给国家，这个构想是不错的，可以有效地遏制土地兼并和流民人数扩大，但是王安石变法所欠缺的是上下一心，统一思想的工作，如果没有统一战线，一个政策层层下放就会变质，比如说当时执行官员们不但私自加重利息，还强制放贷不管你需要不需要，反正是国家政策你必须得到，导致了更严重的流民暴动。

理学家的解决方案

王安石变法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反对，反对派更倾向于理学家的解决方案——社会自治。理学家认为王安石变法不但不能够解决流民问题，反而还会遭到反弹。因为他把中央权力不留余地的下制到社会最底层，会破坏农村的自发秩序。他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要靠两个东西一个是宗族，另外一个是社仓。

宗族

“宗法制度”成熟于西周时期，由天子带头建立家庙，再到诸国国君和士大夫家臣，形成由宗族统治的稳定社会结构。但是中国一直到唐宋时期百姓都是无权建立宗族的，他们最高的祭祀也只能祭祀自己的祖父，而朱熹则提倡平民百姓可以祭祀到自己的高祖，这样百姓之间就有一条宗族发展、延续的纽带可以将流民们捆绑到宗族的治理当中了。

比如说一批流民可能是源自某一个宗族，这个宗族之中又有一些人地主，这些地主因为宗法关系自然而然的关照起这批流民，原因有两个其一宗族关系不是一般的雇佣关系，地主有地，流民有力，合起来就形成了宗族势力；其二因为宗族关系的确定，谁也卯不清，哪个流民犯事了会不会株连到自己。

于是宗族设立了“族田”，“族田”属于全族的公共财产，族田的收入大部分都用来救济流民，或者为流民提供一个稳定的家庭和收入，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流民问题也得到了安置。

另外朱熹在提成宗族的同时重新制定了礼仪规范，重新定义了儒家的“克己复礼”的“礼”不再是周礼，而是《朱子家礼》，后来全国各地宗族在制定家规家法的时候都是以《朱子家礼》为蓝本的。

社仓 理学家的社仓和隋朝时候的社仓不同，隋朝社仓是以官办为主，而理学家提倡的是民办社仓。当时中国南方发生了大规模洪灾，朱熹就号召全国乡绅到灾区去赈灾，建立起一座座粮仓这些粮仓就是社仓，再把这些粮仓里的粮食按照一定利息放贷给百姓，等百姓有了收成再还到这个社仓里面。

朱熹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很多人认为朱熹实在效仿王安石的“青苗法”，这个评价可不得了。要知道王安石是被誉为北宋灭亡的第一罪人，名声很臭，这个帽子扣到了朱熹的头上，朱熹也不禁打个寒蝉。

于是朱熹辩解道：“王安石青苗法执行者是一群中饱私囊的官员，而社仓却是一个群有道德的绅士负责，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其实我们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朱熹与王安石的不同，王安石讲究的是从上而下的权利贯彻，而朱熹则是从下而上的架空皇权，让社会自治。 理学宋朝的力量是正面的

我知道很多人看到这几个黑字就会把我骂死，但是就历史学术而言，我们还是应该事实就是，客观的去看待当时历史的全貌。

王安石欲图通过皇权的力量来组织社会，而朱熹则希望通过运用理学作为纽带形成士大夫团体来组织社会和政府，从而架空皇权。按照历史学家余英的话来说，如果理学没有发生改变或许皇帝很快就会变成虚位的元首，中国也许会率先走到君主立宪的那一头。

程朱理学的蜕变之路

庆元党禁

随着理学家们“社会自治”的策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大大的威胁到了皇权。终于在在南宋第四位皇帝宁宗赵扩的时候遭到了全面镇压。公元1195年庆元元年韩侂胄率先方案打击政治敌人赵汝愚，一群理学学士开始为赵汝愚辩护，理学家不掺和还好一旦掺和进来更加深了皇帝的方案，马上就将赵汝愚贬到永州这个地方。

然后下令将理学称为“伪学”，禁止《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这类儒家经典，编订《伪学逆党籍》凡是榜上有名或者与他们有关系的人，都遭到了处罚并且不允许担任官职和参加考试。

这场血腥镇压整整持续了六年的时间才结束，经过这次劫难，让理学家们开始反思自己的问题在哪？最终他们形成了统一的答案就是必须向皇权靠拢，在南宋后期理学家已经成为了皇权最坚定的捍卫者，开始鼓吹君权神授了，这与一开始的理学思想已经是天差地别。

元朝统治合法性危机

元朝是马背上的民族，在征服中原之后马上感受到了水土不服。中原百姓和士大夫阶层基本不爱搭理元朝政府，元朝连续43年不开科举，士大夫阶层失去了做官的途径，只好回到乡里专心致志的搞地方自治，根据统计元朝期间修订的族谱，是宋朝的四倍。

理学士大夫搞地方自治搞得有声有色，基本不搭理元朝政府。这让政府也很头疼，只好任用一些理学人士为自己求证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当时有个叫做李孟的人他就鼓吹君权神授的道理，元仁宗非常受用将他留在身边孜孜不倦的吸取养分，终于到了1314年元仁宗终于下令恢复科举，大批士大夫兴高采烈，弹冠相庆。

不过这时的理学已经不是朱熹时代的理学了，它已经成为了彻头彻尾的帝王之术。

朱元璋时期理学变得面目可憎

朱元璋在历史上被称为权利怪兽，理学在朱元璋手上被完全改造。朱元璋将理学推崇到了极致，他明确科举考试的大纲必须由他亲自选定《孟子》中的“民贵君轻”这类思想被完全废除，只一本被阉割版《孟子节选》，让读书人以此为标准。

第二，他推崇社仓和宗族，但是社仓之前的长官叫做“粮长”现在朝廷要加以正式官职，定期还要进行考试，考试内容无外乎也就是理学那一套，这样让原来体制外的事情转入到了体制内，在体制内自然就必须按照体制内的规则运行。

第三，朱元璋非常喜好权利，宰相都可以废除。自然少不了一群阿谀奉承的理学家对其洗脑，这群人整天都好像毒鸡汤喝高了一样，将理学的内容不停删定，重新编辑，提出符合朱元璋心意的思想，例如什么“奴婢不得告发主人，子孙不得告发父兄。”这类东西，非常满足朱元璋的控制欲。朱元璋大笔一挥，这类思想毒瘤就开始逐渐在社会中慢慢传播，最后成为了一团酱缸，到处是黏糊不清，腥辣腐臭。

就这样原本生机活力无限的理学，在短短的两百余年的时间内完全变成了不认识的模样，它变得偏执而保守，最终成为了至今都被唾骂的学说。当然我们认识一个学问不能够只看其开头，还应该观其尾，一切都有非常严谨的因果联系在里面。

如果没有北宋没有流民问题，王安石就不必变法；如果王安石变法不失败，理学就不可能坐大；如果理学坐大之后还能在推行“社会自治”的时候保持克制，就不会有庆元党禁，如果在庆元党禁之后理学不去反思如何靠拢皇权，就不会在元朝进入中国之后为其证明统治合法性成为帝王之术；如果理学不成为帝王之术，也就不会被朱元璋这支权利怪兽利用；如果不被朱元璋利用，理学就不会变成万事唾骂的糟粕，永远不的翻身。

一切都是如果，就好比我们个人一样凡事都逃不开“因果大律”，佛教说“菩萨畏因，凡夫畏果”，有大智慧的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考虑的就是这个因会带来什么果，凡夫不同，凡夫只有从果中才能去推敲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