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槐聚诗存》笺说095

钱锺书《槐聚诗存》笺说095

题某氏集

扫叶吞花足胜情,钜公难得此才清。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

【笺说】

钱锺书先生1942年写的这首诗,显然是题写在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上的。依据有三,第一,首句“扫叶”一词,正与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有《扫叶集》相符;第二,称此人为“钜公”,且比之为“孟德”、“元衡”,非元雄不办;第三,且无可置疑的,现存于上海图书馆的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一集,钱锺书此诗即题于原诗集扉页上,字句稍有出入:二句“才”原为“神”,第四句“风”原为“天”。

可见“某氏”,当指汪精卫无疑。

扫叶吞花足胜情,钜公难得此才清。

首联写汪精卫诗才不错。上句说,《扫叶集》描写赏花饮酒,足见情趣高雅。

上句的“扫叶”,此指汪精卫的诗集;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中有《扫叶集》上下卷,所以以“扫叶”名集,自序谓“有重九登扫叶楼一首,颇道出数年来况味”。此处也是以“扫叶”指代汪精卫的全部诗集。

“吞花”,常常是“吞花卧酒”连用,意谓赏花饮酒,游

春行乐;如唐冯贽《云仙散录》卷五引《曲江春宴录》云:“虞松方春,以谓'握月担风,且留后日;吞花卧酒,不可过时。’”此语正如“枕流漱石”,实是“卧花吞酒”而互文颠倒。

“胜情”,高雅的情趣;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栖逸》:“许掾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时人云:'许非徒有胜情,实有济胜之具。’”

下句说,高官大位的人,难得有这样的清丽的文才。

此句的“钜公”,意谓有权势之大人物。语出唐李贺《高轩过》:“云是东京才子,文章钜公”。“东京”原指洛阳,钱先生用此语,似亦兼有暗指日本东京之意。

“才清”,清雅的诗才;“清”,常用以形容才气清雅;宋刘光祖《江城子》:“才清端是紫薇郎。别鹓行,忆宫墙。”

据范旭仑云,《青鹤》第二卷第十二期规矩人(陈灨一)《乱七八糟斋杂碎》记载:“有人赠汪精卫小诗,末二句云:诗文皆不俗,奉劝莫当家。”这“诗文皆不俗”,正与钱锺书称汪精卫“吞花足胜情”和“才清”相近。

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

颔联二句则谓汪精卫诗意不祥。上句说,稍微有些厌恶这诗有孟郊似的特别寒酸的样子。

此句的“东野”,指唐诗人孟郊,字东野。孟郊一生穷途潦倒,诗亦多愁苦之音,多感伤不遇。苏轼《祭柳子玉文》有“郊寒岛瘦”一词,其中“郊寒”即指孟郊的诗风与内容而言。

“寒相”,寒酸的樣子;如《麻衣相法大全》卷五《银匙歌》:“寒相之人肩过头 , 享福之人耳压肩 。”

显见此上句指汪精卫《扫叶集》中隐含愁苦寒酸之态。——故作姿态也。

下句写道,好似觉得如楚军唱的南方的歌曲,萎靡不振,是死亡之声。

此句的“南风有死声”,意谓南方的歌曲;语出《左传·襄公十八年》:“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杜预注:“歌者吹律以咏八风,南风音微,故曰不竞也。师旷唯歌南北风者,听晋、楚之强弱。”后用以比喻力量衰弱,士气不振。所以,此处钱先用此语是指汪精卫此诗集,没有令人振作、鼓舞的精神,反有颓丧之气。

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

颈联二句继续写汪精卫诗集透漏的不祥气息。上句说,犹如曹操写月明的诗句,忧愁不断。

“孟德”,即三国魏曹操,字孟德。曹操有《短歌行》:“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这就是“月明忧不绝”的出处,化用来指汪精卫其人及其汪伪政权,将隐忧不绝。

下句写,武元衡写“日出还生事”的诗,还真的出了事。

“元衡”,武元衡,字伯苍,唐建中四年登进士,元和二年拜门下侍郎平章事,寻出为剑南节度使,元和八年征还秉政,早朝为盗所害。

“日出事还生”,语出唐武元衡作《夏日作》诗:“夜久喧暂息,池台唯月明。无因驻清景,日出事还生。”结果写诗此日,即唐元和十年(815年)的六月三日,晨鼓刚过,天色未亮,宰相武元衡就开门,赶赴大明宫去上早朝,刚出靖安坊东门,就遇刺身亡。此处,钱先生借喻汪精卫将与日寇偕亡,“日出”之“日”,隐指日军。

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

尾联二句是对汪精卫告诫。上句说,不要把忧愁苦恼作为诗料,来追求诗能写得好。

“愁苦求诗好”,以愁苦之言,追求诗写得好;此意来自韩愈《荆潭唱和诗序》:“欢愉之辞难工,而愁苦之言易好也。”

下句说,占据高位者,从来都是他的诗句成了应验的预言。

“高位”,显贵的职位;《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敢辱高位,以速官谤?”

“谶”,应验的预言;元辛文房《唐才子传·高骈》:“骈为西川节度,筑成都城四十里,朝廷疑之。以宴间咏风筝云:'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风吹别调中。’明日诏下,移镇渚宫,亦谶之类也。”清黄景仁《杂感》亦言:“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此处指汪精卫写诗有愁苦之音,恐成诗谶。

全诗虽首联肯定其诗才,馀六句均啧有烦言,既斥其故作愁苦之言,颓丧不振;又认为诗句不祥,恐为诗谶。钱先生写此诗的1942年,汪精卫尚在风光之时,约两年后,即1944年11月,汪精卫死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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