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庐先生的印 —— 印风的演变 / 开普饭

玄庐先生的印

——印风的演变

文/方小壮

（二）印风甫定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90年代中期）

玄庐贯串玄庐先生所强调的“既不是' 无本之木’，也不是' 离经叛道’”的“正觉”，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的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玄庐先生在1991年创作的朱文印《食古而化》一印的边款载：

△位卑未敢忘忧国（马士达刻）

予于篆刻一道，崇古师古，然实不甘为古法所囿，亟思食古而化，以大而化之为能事也。辛未暮春，老骥识之。

伴随玄庐先生艺术创作“亟思食古而化，以大而化之为能事”的变化，首先是其人印的印篆处理。操刀者周知，以圆转的篆书人于方寸的印面，往往须经“印化”处理。吴缶翁的印篆以圆为主，为求得结字与边栏的协调，在后期制作上，极尽敲击、残破为能事;来楚生的印篆则兼顾笔意刀味，貌方神圆，同样须辅以大量的并笔、黏连、残破等处理手法。较之吴昌硕、来楚生二家，齐白石人印的印篆却巧妙地化圆为方，印文与边栏极易协调;印文的笔画一-任用刀之所至，自然崩落，省却了不少后期的敲击、残损等处理程序。

△耻为书奴印匠（马士达刻）

△半个印人（马士达刻）

玄庐先生这一时期的创作，由于巧妙地糅合了吴昌硕、来楚生、齐白石三家的篆法，印篆以方为主，兼容圆转的笔意，亦篆亦隶;加之有意地借助边栏搭界与并笔等处理方法，我们在《仁者寿》( 1987）、《位卑未敢忘忧国》( 1988，图附1.5）、《爱身崖》(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君子怀德》 ( 1991）、《耻为书奴印匠》( 1992，图附1.5）、《园丁》( 1992）、《水唯能下方成海》( 1995）、《半个印人》 ( 1995，图附1.5）等为代表的作品中，既可看到齐氏印风的遗意，又明显能感受到缶翁、负翁印风的韵致。

△老手齐白石（齐白石刻）

△水唯能下方成海（马士达刻）

这种“食古而化”的创作方式，我们还能从进-一步的比较中获知。如《水唯能下方成海》一印的用篆与界格的处理，与齐白石的《老手齐白石》之间的承接关系 ;又如创作于1988年的另一方《长毋相忘》的用篆、用刀与笔画残破处理，与吴昌硕《一月安东令》一印之间的借鉴关系；再如《宁丑毋媚》一印的用刀与笔画并笔、残损处理，与来楚生《一丝不挂似太俗》一印之间的师法关系。可以说，篆法上的巧妙糅合、取方为主，奠定了玄庐印风的主基调。

△一月安东令（吴昌硕刻）

△长毋相忘（马士达刻）

△一丝不挂似太俗（来楚生刻）

△宁丑毋媚（马士达刻）

其次是用刀。这一时期的作品，玄庐先生一改前期以刀角短冲为主致使印文笔画稍带凝滞之嫌，而采用长冲刀的方法，单刀、双刀并用。单刀冲刻的印文笔画自然崩落，酷似齐氏用刀，时常出现- -边光、一边毛的现象。为增加含蓄蕴藉之意,不惜采用残破、并笔、黏边、搭界，乃至刀角刻划、敲击印面等处理方式，在雄劲刚健中增加其浑朴古厚一即于 “适己、适性、发乎情”的同时，又能“止乎理”。这些处理方式，- .直为其所采用，并延续至晚年的创作之中，成为玄庐先生艺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手法，极大地丰富了玄庐篆刻艺术的表现力。如《铜古人三镜》( 1989）、《气贯长虹》 ( 1991）、《墨妙亭》( 1992）、《凛之以风神》( 1993）、《比德于玉》( 1993）、《五十尚有惑》( 1993）、《来自田间》( 1993）、《矜而不争》 ( 1993）、《本立道生》 ( 1994）、《顺道而行》 ( 1995）、《宋丁门生》 ( 1995）、《石点头》 ( 20世纪90年代中期）、《庖丁解牛》( 20世纪90年代中期）、《古调自爱》 ( 20世纪90年代中期）诸印。这些作品，既借鉴了秦汉唐宋元及明清流派印章中的“古法”，也“大化”了白石、缶翁印风的“踪迹”，而且明显开始摆脱羁绊而异于白石翁、负翁、缶翁，成为这一时期玄庐先生的主流印风。最终,在成熟期内演化为玄庐先生白文印的标志性印风。

△气贯长虹（马士达刻）

△来自田间（马士达刻）

△宋丁门生（马士达刻）

△庖丁解牛（马士达刻）

对印风的甫定，玄庐先生自己是最能清楚感觉得到的，故而，他在《本立道生》( 1994）一印的边款中说:

予自顾近年所作，故伎重演者甚夥，但觉无能耳。世俗者，视定式为风格，实大缪。似予之近况，有何难哉?故吾以大化为踪迹，以品位论格调，求于“本立道生”也。甲戌之秋，有感而作此。士达。

△本立道生（马士达刻）

在玄庐先生这一-时期的印风中，还须提到一类朱文印。这类朱文印以隶书人印，偶或夹杂行、草书笔意。如《风规自远》(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图附1.9）、《华楼叠石》（1991，图附1.9）、《自胜者强》（1991）、《食古而化》（1991）、《仁者守义者行知者虑》（1992，图附1.9）、《是非无古今》(1994) 诸印。这类作品，除了著名的《食古而化》等个别作品外，精彩的印例不多，而且留有20世纪80年代印坛流行印风的遗意和玄庐先生自家的隶书笔意。

以隶书人印，虽古已有之(如南京中央门外老虎山，东晋颜约墓出土的著名白文印《零陵太守章》)，然而，由于隶书书体的局限，印篆结字的灵活性乃至整方作品的排朱布白，均受到很大的制约。历代的篆刻家大都有意规避纯以隶书入印，抑或偶一为之，亦为聊充文房之用，故鲜有纯以隶书人印而名世的篆刻家。浙江的现代篆刻家余任天先生( 1908一1984），以隶书人印饮誉印坛，然以其印篆而观之，余氏强调“篆神”一篆书的笔意，且往往于- -印之中篆隶糅合，绝少纯以隶书人印，故能游刃有余。因而，这-类以隶书人印的创作，在玄庐先生下一个印风成熟时期中，除去我们熟知的《鬼神恨我》一印外，便成绝响。这一类以隶书人印的作品，可看做是玄庐先生在这一时期探索性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