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大诗人阿多尼斯在上海
改变世界，最重要的是改变人。诗歌是艺术，是很好的载体。就像恋爱中的女人，她看待世界的眼光、自己的身体都会发生改变。我认为自己不仅仅是一位诗人，这几十年来笔耕不辍，用一句话来概述我的一生，那就是我在从事一项“文化工程”。这项“文化工程”的目标就是重新解读阿拉伯的政治史、文化史和诗歌史。
编辑：丁天 阿多尼斯摄影：WENJ I E YANG 撰文：ALLA 翻译：薛庆国、伊文 场地提供：上海瑞金洲际酒店 感谢：民生美术馆、上海市国际传播协会、YXQ、RAY Z.、JOHNNI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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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尼斯
叙利亚著名诗人。原名阿里·阿赫迈德·萨义德·阿斯巴尔。1930年出生于叙利亚拉塔基亚一个贫困家庭。1954年毕业于大马士革大学哲学专业，开始使用笔名“阿多尼斯”写作。1955年因参与叙利亚社会民族主义党的活动而被判入狱六个月。1956年出狱后迁居黎巴嫩贝鲁特，创办《诗歌》、《立场》等文学刊物。迄今共发表《风中的树叶》、《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这是我的名字》等22部诗集，并著有文化、文学论著近二十种及部分译著，是一位作品等身的诗人、思想家、文学理论家、翻译家、画家，被誉为当代最杰出的阿拉伯诗人、思想家。曾荣获布鲁塞尔文学奖、土耳其希克梅特文学奖、马其顿金冠诗歌奖等国际大奖，近年来还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其有关诗歌革新与现代化的见解影响深远，并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很大争论。
上海瑞金洲际大酒店贵宾楼的电影图书馆面对着一座下沉式花园，炎夏的太阳炙热得有些晃眼，空气中瀑布的水声善意地试图营造出一丝微凉，而岸边墨绿色的凉棚岿然不动，只是与穿梭着阳光的绿叶争相在地上投下绵长的阴影，就像那两句诗行，“夏季的太阳坐在树下，乞讨着微风”。
门外一阵响动，他就出现在了这间摆放着棕红色橡木家具、书快要撂到天花板的厅堂里，个子不高，鹤发童颜，甚至让人愿意相信他脚下踩着的花纹地毯正是来自神秘而旖旎的波斯。站在镜头前，他倚着落地玻璃窗，或是遥望，或是微笑，或是低首，或是凝思——谁也不知道窗外的风景是否让他想起了他曾经的诗作《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唯见阳光下他的一头银发，就如同钻木之人手中的一团火般在跳跃。
他就是阿多尼斯，在世最伟大的阿拉伯诗人、评论家、散文家，作诗七十年，人们将他对阿拉伯诗歌具有撼动力的影响与将英语带入现代主义的庞德和T.S.艾略特的影响相提并论，而他则更愿意称自己为“异教徒的先知”。
当晚，在民生现代美术馆“诗歌来到美术馆”第七期被挤得水泄不通的房间里，他用和年龄几乎不相称的洪亮嗓音朗读着三年前题给上海之行的一首散文诗，七分钟里始终慷慨激昂，“生命一定要长有翅膀，翅膀一定要在语言的怀中扑扇”。
日子—
一块狡猾的岩石，
被诗歌的羚羊用犄角顶撞。
——节选自《流亡地写作的岁月》
1930年1月1日，阿多尼斯作为长子，降生于叙利亚西部拉塔基亚Al Qassabin一个拥有六个孩子的阿拉维派农民家庭，被取名为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比尔。“十三岁之前，我从未见过汽车、电或电话”，在隐于山中偏僻而贫瘠的村子里，父母无法负担他接受正规的教育，父亲仅凭着他有限的学识教他诗歌与古兰经，而他则在田间劳作的时候反复吟诵。
十三岁的一天，第一任叙利亚总统舒克里·库阿特利到访邻村，阿里背诵了一首他自己创作的诗歌，于是，千里马遇到了他的伯乐，总统根据他的愿望，使他获得了一所法国人经营的高中的奖金学，其后得以进入大马士革大学攻读哲学。
“诗歌来到美术馆”第七期被挤得水泄不通的房间里，他用和年龄几乎不相称的洪亮嗓音朗读着三年前题给上海之行的一首散文诗，“生命一定要长有翅膀，翅膀一定要在语言的怀中扑扇”。
用原名投稿几经落败，十七岁的他起用希腊神话中文艺之神的名字“阿多尼斯”作为自己的笔名，为了“唤醒那些打瞌睡的编辑们”。阿里的生活轨迹变得错综颠沛：1955年，因参与叙利亚社会民族主义党（反对党）的活动而被判入狱一年，出狱后迁居黎巴嫩贝鲁特，1960年前往法国巴黎留学，1970年返回黎巴嫩教授阿拉伯文学，1980年为了避开黎巴嫩内战的战火移民巴黎，直至现在——唯有阿多尼斯的创作轨迹始终如一。
“我总是问自己，我怎么就变成了'另一个人’，这真是一个奇迹”。他是一位多产的诗人，从早期的《最初的诗篇》、《风中的树叶》、《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戏剧与镜子》、《这是我的名字》、《对应与初始》到近期的《身体之初，大海之末》、《如果只有海可以睡》、《诗选》，他所出版的诗集为他斩获了布鲁塞尔国际诗歌双年展最高奖、意大利诺尼诗歌奖，2011年获颁歌德奖，成为获得这一至高荣誉的首位阿拉伯人。
“他打破了阿拉伯诗歌的传统与格式，通过自由的韵文、多样的韵律以及散文般优美的诗句来表现流亡、转变等主题，语调趣味横生而又融入着先知一般的智慧”，这是评论界对他的统一评价。“我想使阿拉伯传统和神话挣脱束缚。”阿多尼斯说，“我想打破诗文的线性结构，将它们揉合起来。诗歌应该是网状的，而不仅仅只是一条思想的串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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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诗没有一首是在写字台上写的，多是在旅途中，或是在咖啡馆，或者是站着的时候。”阿多尼斯笑着继续，“诗歌创作没有一定之规的，它关乎灵感或意愿，却不关乎地点。”有阿拉伯的报章杂志以高昂的报酬向他邀稿开一周一次的专栏，但被他拒绝了。“没有意愿或者灵感，强迫自己写是行不通的的，散文即是如此，更何况诗歌。”
即使一气呵成的诗歌，他也总要搁放一段时间，一个星期或是十天八天，“和诗歌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做一些语序或文字上的调整，“一开始写就的是感性的东西，但润色是一个赋予理性色彩的过程”。
“与其说我引导着创作，倒不如说创作引导着我。”
真理多么奇怪：
人们宁信虚妄而非真理，
然而，真理的光芒继续闪耀。
——节选自《在意义的天际》
美国当代重要的批评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称他是“当今最大胆且最具叛逆精神的阿拉伯诗人”，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当“阿拉伯之春”最先在突尼斯和埃及燃起火种的时候，他就写了一首小诗“来表达喜悦和欢乐之情”，同时也警醒可能由此引发的悲剧，“这是阿拉伯第一次不效仿西方，可喜可贺，但是，最终将是伊斯兰主义者、商人和美国人获得革命的成果”。
众所周知，叙利亚也被卷入了“阿拉伯之春”的洪潮，这个地名仍然挑动着他敏感的神经。“自从1956年离开叙利亚，我从来都是反对叙利亚政府，或者说叙利亚当权执政者。原因有两个，首先，我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认为阿拉伯民族高于一切的理念；其次，我更反对执政党的专制，镇压人民。叙利亚政权的特征，总体而言是专制的特征。”阿多尼斯说，“阿拉伯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都认为这种统治方式应该改变。但在怎么改变这个议题上，我和许多人有分歧。如果用暴力的方式去改变，那么它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另一种形式的专制。我坚持三个原则，第一，反对暴力；第二，反对政治披上宗教的外衣，政治一旦披上宗教的外衣就很可能形成特别严重的暴力倾向；第三，反对一切外国势力的干涉。因此，叙利亚反对派的作为以及美国对反对派的支持使叙利亚所发生的一切已经不能称之为一场爱国革命，而更多是一场发生在叙利亚领土上的国际争端。”
他在各种场合就叙利亚的局势发声，使他在两年前不得不放弃每年回出生地探望一次逾百岁高龄的老母亲的惯例，因为很有可能会为他招致人身的危险，“但这阻止不了我说我想说的话”。
中国评论家喜欢拿他与鲁迅相类比。“我非常荣幸，这说明他们很有见地。”他一反严肃，幽默地说，“我们都说要改变世界，但是改变世界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外在表面的，比如兴建高楼、发展科技；另一个是精神层面的。最重要的是改变周围世界中心的人，人区别于其它生物的独特性即在于精神层面，对卓越的追求。而精神层面的需求是科学或者技术所不能满足的，只有艺术，只有文学、诗歌、美术、音乐才能够赋予。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乃至广义上的艺术，对当代人文尤其重要。”
诗人最好的坟墓，
是他词语的天空。
——节选自《白昼的头颅，倚靠在黑夜的肩膀上》
今年8月，阿多尼斯的首个中国个展《白昼的头颅，黑夜的肩膀》在民生现代美术馆展出。“艺术就像爱情一样，恋爱中的人眼中的世界是不同的，而艺术具有这种魔力，改变你看待世界的方法，让人发生真正的改变。”
十年前，阿多尼斯开始创作一些小的拼贴画。始点是他两次大手术后在黎巴嫩休养七个月的时间里，手头正写着反对一神教的长诗《致耶路撒冷的协奏曲》。“耶路撒冷是集三个神教为一体的城市，如果只有一个上帝，那该是件美事，而耶路撒冷却是世界上最不人性的一个地方，我以放弃写诗作为对此的抗议。”他曾在一个采访中这样说道。
于是，他“改了行”。在民生现代美术馆偌大的展厅里，他的首个中国个展《白昼的头颅，黑夜的肩膀》曾经在此上演，展出了阿多尼斯的三十件拼贴画，以及他的手稿、老照片以及早期的出版物。
他的拼贴画材料是“被丢弃的无足轻重的”日常生活中毫无象征意义的碎片——木板、石块、木条、纸片等——“我很少运用色彩，我更喜欢被撕碎的东西”。他将这些材料组合，粘贴在抄写了阿拉伯文字的硬纸上。文字主要来自他的诗歌，或是他心仪的阿拉伯伟大诗人的作品“以向他们致敬”，也有他自造的无法阅读的阿拉伯文字——这些随性书写的文字构成了偶然得来事物的首要背景，堪称他的独创。
“我们徜徉于他众多作品的世界中，行走在或蜿蜒、或笔直、或崎岖的道路上，那也正是他以一首首诗篇、一本本著作开辟的道路。在这些拼贴画作品中，阿多尼斯让我们看到了文字不落言笙却尽情展现、人们可以感知却难以领悟的一切。所有这些作品，构成了一片广袤的土地，阿多尼斯就是这土地的主人，它们如同一座座尖塔，引导我们行进于他诗文作品的巨大迷宫中。”法国诗人阿兰·朱法瑞为他的拼贴画做了最美妙的注解。
“对我来说，这只是词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我找到了表达我与事物之间关系的另一种方法。”阿多尼斯解释道，“但绘画与诗歌又不尽相同。诗歌创作出来之后可以润色，可以修改，但绘画不能。绘画用手完成，是所有艺术中最具有偶然性的。手的重要性被整个世界都忽视了，而手恰恰是最具有创造力，同时又是最无序、最随性的一个器官。在我看来，一位真正的地毯工匠大师与一位诗人、一位画家一样值得称颂。我们平时往往重视理性，重视大脑，其实，手的重要性完全不亚于理性，也不亚于大脑。”
当然，文艺之神从不会轻易地让他从诗歌的国度中退休，“流亡者”、“少数民族”、“自由派”，被定义了太多的标签。“对我而言，'祖国’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是自我的延伸，是精神世界的自由延伸。对诗人来说，'祖国’是他自由生活，自由创造，享受完全自由的地方。如果地理上的'祖国’和心目中的'祖国’两者重合，那是最理想的状态；否则，诗人的'祖国’就是他的语言，因为唯独在语言中他才能够实现完全的自由。”阿多尼斯说。
只有艺术，它不是负责提供答案的，它让人质疑自己，质疑这个世界，为了让人不满足于现状，为了追求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的本质是和宗教、和意识形态完全相悖的，因为宗教和意识形态满足于提供答案，而艺术则是反对一切答案，它负责的是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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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阿多尼斯
艺术反对一切答案
ELLEMEN：你对叙利亚的当前局势充满忧虑，你希望叙利亚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
阿多尼斯：我反对把一个国家分为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一个国家应该是由平等的公民组成的，没有任何歧视，任何的区分。所谓的主体民族或多数派，这是打着民主形式的专制，或者说是打着专制性质的民主，但它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专制。我所认同的是公民，公民特性，在一个社会里人人平等。我希望在叙利亚建立一个世俗的，宗教和政治分开的政权，尊重人民，特别是尊重妇女，把人从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这就要求不仅仅局限于政治上的改变，还要改变它的结构，家庭、教育、政治多管齐下，用民主的、自由的、人道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改变，首先要从文化这个层面来逐渐改变。
ELLEMEN：你创作中所散发的理念让人想到一位音乐家所说的话，“艺术不是生活的奢侈品，而是生活的基本需要，我不是一个娱乐大众的人，我更像一名医护人员，治疗人们精神世界的各种病痛，让人们保持平和的心境，幸福、安康地生活下去，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拯救地球，让地球没有战争，充满和谐与安宁，人们之间互相理解，平等对待”，这是否也是你写作的意义所在？
阿多尼斯：总体上我同意，但我需要做一些补充。很多人都把艺术作为提供心灵安宁或者所谓'幸福、安康生活’的工具，他的这句话貌似为人提供了答案，世界上的很多人只求答案，有了答案，他相信了，心灵就安宁了，幸福了。但是，只有艺术，它不是负责提供答案的，它让人质疑自己，质疑这个世界，为了让人不满足于现状，为了追求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的本质是和宗教、和意识形态完全相悖的，因为宗教和意识形态满足于提供答案，而艺术则是反对一切答案，它负责的是提问。
ELLEMEN：在83岁的高龄，当你回顾往事的时候，你觉得对你至关重要的人生感悟是什么？
阿多尼斯：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也常常回味我的人生，我觉得我对女性的奥秘是很晚才发现的。诗歌为我了解女性提供了便利，但我对女性的发现，更多不是通过诗歌，而是通过女性本身。女性是一个深奥而丰富的世界，我可以确定，这个世界上很多人认为他们了解女性，而其实并不尽然。男人要真正了解自己，只有通过女性。我所谓对女性的认识，不仅是从思想层面、精神层面的认识，还包括对女性身体的认识，女性的身体也是一个广阔的世界，我几乎可以断言，最起码有90%的男人不了解女性的身体，同时也可以说90%的女人并不了解男人的身体，最起码有90%的人把对方的身体仅仅理解成性行为。
ELLEMEN：对现在的你来说，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
阿多尼斯：我认为自己不仅仅是一位诗人，这几十年来笔耕不辍，用一句话来概述我的一生，那就是我在从事一项“文化工程”。这项“文化工程”的目标就是重新解读阿拉伯的政治史、文化史和诗歌史。我认为在正统的主流历史中，阿拉伯的文化史也好，诗歌史也好，都被歪曲了，阿拉伯的历史和文化中真正有创造力的诗人、作品被忽视了，或者说被歪曲了，我要恢复阿拉伯文化史、诗歌史本来的面目，目的是在于创造新的阿拉伯文化史和诗歌史。所以说，无论是诗歌写作，散文写作、理论创作，还是办杂志，都是我“文化工程”中的一部分。我现在主要做的是两大事情，一是写我的自传；另外就是以“歌”命名，通过写一个系列的诗歌来记述我的一生，记述我对阿拉伯文化、阿拉伯诗歌的理解和认识。
ELLEMEN：在你这样的年纪，仍然不打算退休吗？
阿多尼斯：在阿拉伯、中国乃至西方均是如此，一旦过了五六十岁，就被认为他一辈子过去了，剩下的就是安度晚年，是社会边缘人了。但我认为，对一个人真正有意义的不是他的年龄，而是他的大脑、他的思维。若一个人到死仍然在创作，思维活跃，那么这个人死的时候仍是青年。
《上海》著：阿多尼斯 译：薛庆国
上海，聚会的开始，却没有离散的时候。
万物都披上了湿漉漉的衣衫，那衣衫被盛在神秘之瓶里的一种奇特的香水洒湿，它的腋下是疑似想象的现实，它的袖间是疑似现实的想象。
聚会开始，却没有离散的时候。一切可能都是宾客。
钟楼四处可见，幽冥之酒在钟楼下方流淌。不，女人不是黑暗，男人也并非闪电。他们是怀有同样欲念、渗出同样汁液的同一种树木：同样向往生活、爱情、诗歌、钱财（常常如此）与政治（偶尔如此）。每一样都是一翼风帆。
码头坚实而稳固，然而缆绳却左摇右摆。鲸鱼、鲨鱼、海龟、沙丁鱼，来自同一个族类，在长江——中国最长河流——的入海口，散发出咸腥的海味。
文具店、电器店、网吧、大屏幕鳞次栉比，构成了一个乐团。你别无选择，只能倾听这样的音乐。那么，把你的耳朵交给螺号，去听世界的喧声吧。
这便是上海。五光十色谱成的音乐，由高楼大厦的乐队演奏。今非昔比。1980年，我曾来过这里。我从它脸上读到：世界是如何重新创造的。那时候，天际听不到大洋的涛声，语言是羞怯的，几乎没有声响。
这便是上海。
资本无处不在，头上戴着一顶隐身帽。昔日的红砖房和旧街区，变成了林立高楼中的花园。人民广场的四周，便围坐着这些头顶玻璃纸帽子、如同明星一般的高楼。而昔日，甘蔗依靠在小店的墙壁上，如同行军后筋疲力尽的士兵；黑色的忧伤，似乎从把甘蔗自远方田野里运来的农夫臂膀上渗出。
我的胸中想起喧嚣声。
谁能够、谁知道告诉这喧声：请安静！
薄暮时分，黄浦江畔，水泥变成了一条丝带，连接着沥青与云彩，连接着东方的肚脐与西方的双唇。
金茂大厦正对天空朗诵自己的诗篇。雾霭，如同一袭透明的轻纱，从楼群的头顶垂下。天空叠足而坐，一只手搭在西藏的肩头，一只手搂着纽约的腰肢。
外滩人行道上，妇女们一个个闪亮而过，用她们的睫毛，抓住时间，狩猎距离的飞鸟。
我打量着，看宇宙之蛹如何破茧而出，如何在机械的周围伸展身子。而操纵这机械的，是一个并非来自现实、也非来自神话的神灵，它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伤口，另一个幽冥的所在。
在天际，有一个声音在低语：“人啊，你弯曲的脊梁，是劈开世界的另一道深渊。”
此刻，我可以道一声“再见”了，然后返回人民广场的国际饭店，将我的头埋进痛苦之被褥。这痛苦，如阿拉伯人一样，也如同宇宙——这个抽泣得几乎窒息的儿童——一样。
没有谕示。
然而，我略有伤感，因为机场安检不许我将一瓶中国墨汁带上飞机。
那么我要想构成这墨汁、形成这华丽的黑色液体的一切元素致歉。没有谕示。然而，生命一定要长有翅膀，翅膀一定要在语言的怀中扑扇。可是，别了，上海，如果我未曾再一次将你造访，我担心人们会说：
“他在这世上来了又去，却一无所见。”
纸，已在问题的墨汁中旅行，
墨汁，已在声音中旅行，
你呢，声音，你要前往何处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