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的革命，铁打的丁玲

文/ 梅子酒

《水》被认为是丁玲“向左转”的标志性乃至突破性作品。在《水》问世之初，左翼作家冯雪峰指出其具有几大优点，即重大题材，正确的阶级分析，描写集体群像以及表现集体发展。在《水》中，灾民的抗争不仅具有充分的革命合法性，而且褪去了奄奄一息的可怜虫、抱头鼠窜的流民和为祸乡里的匪盗等“刻板印象”，翻身成了革命主体。这正是左翼文学所期待的革命叙事，其最高价值正在于“最先着眼到大众自己的力量”，以及“相信大众是会转变”【丹仁（冯雪峰）:《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北斗》，1932年1期】。

创作《水》的时候，年仅27岁的丁玲受命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水》首发于1931年9月20日《北斗》创刊号。《水》以1931年大水灾为背景，根据《中华民国二十年水灾区域之经济调查》记载，作为小说题材的这场水灾最早起始于湖南的7月18日，最迟为江苏北部的8月3日，灾象全面显现于8月末，大水最终退去在9月末，而一系列救灾措施的落实和灾况的缓解则在年末。如此算来，丁玲构思和写作《水》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就算作为一篇短篇小说而言，也称得上是“急就章”。

正如冯雪峰的评论，这一时期丁玲创作最大的特征就是从个性主角到集体群像，从知识女性个体觉醒到普罗大众启蒙自救的转型。在《水》中，我们看不到《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中那些灵动的女性形象，甚至看不到任何一个触及灵魂的个体，但那个对理想信念、生命张力满怀热忱和悲悯的丁玲还在——她把这股热情倾注在“水”中。

丁玲笔下“水”的内涵主要有两层。

首先，她是无情的水灾，“飞速的伸着怕人的长脚的水，在夜晚看不清颜色，成了不见底的黑色的巨流，吼着雷样的叫喊，凶猛的冲击了下来”，被灾厄逼得喘息不得的民众，在堤上奋战一夜，仍守不住自己的家园，他们曾寄希望于国民政府的赈灾救济，但等来的不是米粮和钱财，而更为残酷的是，“那些不为饥饿和瘟疫逼死的一些人中，有一些却为许多枪托和刺刀大批大批的赶到不知叫着什么名字的地方去了。于是这些饿着的，不死于水的人，便在炮火之下被牺牲了”。

直到民众中站出一个“裸身汉子”——民众内部的“启蒙者”，在他的引导下，迷茫的，失落的，愤怒的，绝望的民众，“甘心的听着他的指挥，他们是一条心，把这条命交给大家，充满在他们欣赏的，是无限大的光明”，“于是天将朦朦亮的时候，这队人，这队饥饿的奴隶，男人走在前面，女人也跟着跑，吼着生命的奔放，比水还凶猛的，朝镇上扑过去”。这时，“水”已不再是无情的洪水，而是自我觉醒的民众，刷新一切，勇往直前的革命的洪流。

尽管冯雪峰也指出《水》的几个缺点：一是篇幅短小，未能全面展现此一重大事件；二是没能写出土地革命的影响，也未能成功刻画出灾民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形象；三是写出了已有觉悟的灾民，但却缺乏更具革命意义的发展【丹仁（冯雪峰）:《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北斗》，1932年1期】。但我认为，这恰恰是丁玲经过理性考量自主选择创作方向的转型过程中的必然，而非为时局、身份所裹挟的盲从行为的体现。

上海虹口区左联纪念馆

在短短两个月内，要完成一篇转型之作，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就是照搬已经成熟的文学创作模式范本，冯雪峰指出的丁玲作品的优缺点恰是当时左翼文学的创作主流。彼时丁玲已被任命为“左联”机关刊物的主编，怎么可能不清楚捷径为何？但她没有选择那样一种讨巧的方式，还是以她湘妹子特有的倔强决绝，坚持着自己的路子。虽然是进行群像式描写，但她对灾难来临时乡亲之间同舟共济、不离不弃的人性之光，对民众勇于抗争、坚韧不屈的生命意识的刻画令人动容，她用大量细腻的、抒情的笔触描摹刻画洪水来临前人们的微妙心理，以洪水后满目疮痍的旷野与月光下的稻田墙垣的平静隐忍烘托人心深处的汹涌澎湃。无一处不彰显着基于生本位、人本位的思考，和对个体觉醒、自我启蒙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