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观察下的古代辽宁
内容提要：从旧石器时代直到明清时期新的考古发现特别是新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证明,古代辽宁的文化发展水平在中华文化与文明的起源与传承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形成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远较过去所知更为重要。这同辽宁处于东北地区与中原和北方草原地区文化交汇的前沿有关,如从更广的视野考察,还应同处于欧亚大陆草原之路与环太平洋地区海洋之路的结合点有关。
关键词：古代辽宁;考古;文化的多元交汇与传承;欧亚大陆与环太平洋地区
作者简介：郭大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辽宁省文物局专家组组长,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研究方向为考古与历史、红山文化。
古代辽宁在文献中记载少,特别是早期的古代辽宁,主要依靠考古复原。考古发现和研究特别是近30年的成果表明,辽宁在中华文化与文明起源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远较过去所知更为重要。
一、古代辽宁的区系划分
我在纪念辽宁省考古60年的一次讲座中将辽宁考古史分为迄始期(1895-1949)、起步期(1949-1966)和开拓期(1978-今)。所以将20世纪70年代以后称为开拓期,不仅是因为这30多年来不断有重要的考古新发现,更主要的是这一时期正是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创建到运用考古资料探索中华文化与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这些重大学术课题持续取得突破性进展,即古史重建时期。我们有幸得到这一理论的指导并成为重要试点,这对于摆脱关外历史短暂后进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尤为紧要,从而使此后的辽宁古代历史考古研究少走了弯路,进展较快,赶上了全国的步伐。
对古代辽宁进行的区系划分表明,以医巫闾山为分水岭(不是以辽河为界)形成的辽西和辽东两个文化区,是古代辽宁的基本格局。这以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为明显。区内和区内各小区都渐有较为明确的文化编年和文化发展演变序列的建立。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为辽西经常处于领先地位,但这并不妨碍东与西的交互影响,区域特色更为浓厚的辽东向辽西的推进在辽宁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某些重要时段,如青铜时代中晚期一度成为大趋势①。近年还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偏堡文化由辽东向西北方向移动并在蒙古草原与松辽平原交界处与主要分布在辽西到燕山以南的小河沿文化有大幅度融合现象②。“若断若续”是对辽宁地区历史文化发展演变阶段性和连续性特点的准确概括③。秦汉以后这种地区差异虽然有所淡化,但此后东北地区的政权更替和诸民族的活动轨迹仍与这一基本格局有关,如从战国时代起燕秦汉政权分别在辽西和辽东设郡,西汉中晚期到东汉辽东四郡的设立和变迁,汉末魏晋到南北朝时期公孙氏、鲜卑族慕容氏三燕(前燕、北燕和后燕)与高句丽政权在辽东到辽西的先后建立,从燕秦汉到明代修筑长城在辽西和辽东的差别,直到满族在辽东山区的崛起等。
二、考古新成果所见古代辽宁历史文化的多元、交汇与传承
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初建的基础上,古代辽宁的深入研究突出表现为逐步接近学科的前沿课题。例如:
辽宁历史的发端。这是学术界都很关心的问题。邻近且纬度相近的河北省张家口地区泥河湾旧石器时代遗址群已发现距今百万年甚至接近200万年的遗存层位和石制品,而现今辽宁地区最早人类活动遗迹的营口金牛山、本溪庙后山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时代在距今三四十万年前后。显然,辽宁旧石器时代的开端有待于更新的考古发现确认,新近从辽东半岛传来的可喜信息是,在大连渤海东海滨的复州湾发现了骆驼山洞穴,这个洞穴以褐红砂黏土夹角砾岩为主的堆积厚达40米,顶层的年代距今40万年,且以华北动物群为主,骆驼山洞穴与金牛山和庙后山古人类生活环境相同而堆积更为丰富,或预示着古代辽宁的历史发端还可大为提早④。同时,由于辽宁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都地处亚洲大陆东部沿海,金牛山人近于智人的体质特征和用火遗迹都表现出相当的进步性,如有新的发现,可能会对目前有关亚洲现代人是否来自非洲的争论提供更多新的证据。
万年文明起步和文明起源“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与“三模式”(原生型、次生型和续生型)的提出,是近年辽宁历史考古研究的重大成果,也是辽宁古代历史发展中分量最重的内容。
苏秉琦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万年文明起步”观点,是以距今8000年前后的阜新县查海遗址出土的少量玉器和由此所反映的当时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化为依据的⑤。在此前后的有关发现还可举出:邻近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选料和色泽、形状、大小甚至重量都极少差别的成对玉玦的出土,摆塑和浮雕“类龙”形象的反复出现,迄知年代最早之一的人工栽培的黍与粟的发现,查海和兴隆洼遗址以至辽河下游的沈阳新乐遗址等成行排列各具独立性的房址群,兴隆洼遗址随葬成对整猪的大型居室墓葬等,都在表明,史前时期这一地区的物质、精神发展水平都不可低估⑥。
牛河梁作为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中心遗址,以围绕女神庙分布的积石冢群、祭坛与墓葬随葬以龙凤等神化动物形玉器为主的玉器群(或简称“坛庙冢”与“玉龙凤”)的完整配套组合以及“唯玉为葬”的习俗,将中华五千年古国和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源头形象地呈现在世人面前⑦。近年学界更关注红山文化人体形象的考古资料,因为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人,人体形象在世界古代史一直被视为物质文化的第一要素。红山文化的人体形象出土数量已达30余尊,体量以大中型为主;质地有玉石和泥(陶)塑(朝阳市龙城区半拉山一个规模不大的积石冢就同时有石雕和陶塑人像出土⑧);技法有高浮雕,也有工艺要求更高、在人体雕塑中更具代表性的圆雕,多有写实与神化的完美结合;姿态有各种坐式、蹲踞式和站立式;这在中国史前文化中是唯一的,也改变了中国上古时期人体雕塑不发达的认知。被称为“海内孤本”的庙宇遗址和庙内大型泥塑神像群的发现,表明这些塑像大多是作为崇拜对象制作的,是红山文化祖先崇拜发展到较高水平的表现⑨。中国没有传统的宗教,以血缘为纽带的祖先崇拜是中国人信仰观念和崇拜礼仪的主要形式,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根脉。安阳殷墟西北岗王陵区内上千座祭祀坑和卜辞中对先公先王各类祭祀礼仪的记载表明,商代的祖先崇拜十分发达,为国家重典,礼繁而隆重,向前追溯到史前时期顺理成章,但目前所知的史前文化中,只有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与之前后有所衔接,应予格外关注。
辽宁地区历年文物普查积累的各个时代的遗存以青铜时代遗址数量最多,说明青铜时代是古代辽宁甚为繁荣的一个时代。除辽西山区和辽东半岛南部有较为丰富且发展连续的青铜文化遗存以外,辽河下游也发现有分布较为集中的高台山文化、新乐上层文化和以郑家洼子第6501号大墓为代表的曲刃青铜短剑文化,就是较为偏僻的辽东山区也能区分出区域特色更为浓厚而又同周边广泛联系的马城子文化⑩。辽东半岛南端继发现与山东半岛古文化有密切关系的早期青铜时代的双坨子下、中层文化之后,又区分出双坨子上层文化,其遗址分布的密集度、临海坡地石砌房址群组成的大型聚落、浓厚的渔捞经济和由工具演变而来的戈、剑、矛、钺、镞等成组合的石兵器或石礼器,延续了小珠山上层文化墓葬形制的多种类型的积石墓(冢),都展现出辽东半岛地区最具岛屿区域性标志的古文化特征(11)。这种“原生型”特征一直传承至当地曲刃青铜短剑文化时期和以大石棚、石柱为主体的巨石文化时期(12)。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对该文化遗址数量、分布密度和规律的研究表明,如以调查程度较为翔实的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登记的近3000处遗址点为标准推测,分布密度相近的赤峰南部各旗县和朝阳、阜新地区各县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点总数量应该超过上万处。围绕中心聚落普遍出现的由台地、山坡到山顶呈立体式分布又连续性极强的聚落群,特别是近年在北票康家屯和邻近赤峰三座店、二道井子城堡式村砦遗址分别揭露出的带城门、马面的城墙及房址外有院落和以道路、排水渠相维系、由数个院落组成的院区,还有敖汉旗大甸子墓地从墓葬规模到以兽面纹为代表的彩绘陶器等随葬品体现出严格的等级分化特征,表明当时已出现层次分明的社会组织结构,文化演变已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已具备形成超中心聚落的条件(13)。此一时期的此一地区,作为雄踞燕山南北、渤海湾北岸“与夏为伍”的强大方国,与文献记载商远祖的活动轨迹有不少吻合之处,或即先商文化的一支(14)。而寻找该文化都邑级大遗址,是今后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区作田野考古调查工作的重中之重。
山海关外渤海北岸的绥中姜女石遗址群被确认为秦皇汉武东巡至碣石时的行宫遗址,是辽宁秦汉历史考古研究的阶段性大事。这一发现将辽宁秦汉历史考古研究从此前的郡县层面提高到目前的国家级层面。深层次的考虑是,这个遗址群与其以西的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金山嘴——横山遗址群连成一线,沿海岸绵延达50余公里,且将人文景观融于自然景观,气势很大,被称为秦始皇“择地作东门”(15)的国门所在(16)。秦汉王朝都将统一大帝国的象征性建筑群选择在渤海湾北岸,除优越的地理环境以外,更与包括辽宁在内的燕山南北地区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直接关系。这以姜女石遗址所在的辽西地区为最。在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奠定的历史文化基础上,商周时期的辽西地区,先有商晚期到周初以殷遗和燕式为主的青铜重器、北方式青铜器和当地魏营子文化的共存融合(17),接着是北部夏家店上层文化和南部燕文化,西部玉皇庙文化和辽东地区的曲刃青铜短剑文化向辽西的汇聚,其中与东北地区有着天然联系的燕文化和被认为是秽貊族的曲刃青铜短剑文化的接触交融逐渐成为主流,从春秋战国之交出土曲刃青铜短剑的墓葬同时随葬典型燕式铜礼器到战国中晚期成套燕式鼎、豆、壶等陶礼器与具辽东特点的手制外迭唇陶罐共出的实例,反映出这一融合的基本态势,是当地或来自东部的民族逐步接受燕国的礼制。靠近华北平原辽西走廊西端的葫芦岛市建昌县东大杖子发现的战国中晚期大型墓地,存在使用重棺椁、随葬成套彩绘陶礼器、玉石饰件的典型燕文化墓葬和使用石椁、随葬金套柄曲刃青铜短剑的墓葬等高等级墓葬共出同一墓地的现象,表明在土著文化和燕文化融合过程中可能已形成政治和文化中心(18)。随着铁器的推广,而燕文化影响日深,自战国中期起越过医巫闾山,以点—线—面的态势向辽东甚至更远地区深入,从而为燕秦汉政权在辽宁地区建立郡县并得以长期延续准备了条件,到汉代辽阳(襄平)成为区域中心城市,考古证据体现为:辽阳三道壕有反映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辽东边郡兵屯遗址,辽阳市以及沈阳市围绕战国至汉代古城所在地的老城区陆续有数以千百计的规模较大、分布密集的从西汉初到汉魏时期的墓群的发掘。除此之外,早年发现套室结构壁画墓的大连市营城子汉代墓地,又有随葬成组龙纹的金带扣的汉墓发现,普兰店张店汉城周边姜屯墓地发现有随葬鎏金铜车马明器、铜贝鹿镇、玉覆面特别是玉圭璧组合的等级较高的墓葬群(19),南北相距不足30公里的营口市熊岳镇和盖县(今盖州市)老城也都勘探出时间平行有交错、堆积较丰富的汉城址线索。以上说明辽南地区在汉初到魏晋这一时段的繁荣过程中走在前列,这也是辽东公孙氏政权虽然存在时间短暂,但文化延续却较长,对东北及东北亚地区古文化影响也较大的主要原因。
随着秦汉帝国解体后各民族的大迁徙和大融合,北方民族不断兴起。地处东北南部的辽宁是这一时期多民族多文化活动比较频繁的一个地区,先后崛起的鲜卑、契丹、蒙古、满族在全面吸收先进汉文化的同时,也不断给汉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是为中华文明“续生型”的典型代表。
公元3世纪到5世纪分别在辽西和辽东兴起的慕容鲜卑和高句丽文化,既各有自身的渊源、文化发展序列、民族和区域特色及发展道路,又始终与中原晋唐王朝和汉文化保持着密切关系。继北票发现北燕冯素弗墓和朝阳袁台子壁画墓等汉化很深的鲜卑族贵族墓葬之后,朝阳十二台砖厂墓葬又出土了罕见的完整甲骑具装,北票喇嘛洞墓地也被认为可能是东迁的夫余族遗存,近年在朝阳老城区发掘的龙城宫城南城门遗址,发现了具中国古代都城特点的三门道结构,确认了三燕都城——龙城的具体位置和轮廓范围;北票金岭寺发现有围沟环绕的多间对称连组院落内设亭式建筑,其结构既具中国古代建筑布局传统,又有自身特点,可能与慕容鲜卑王族的祭祀活动有关(20)。新近在位于唐营州城(今朝阳老城)东百余公里的阜新县高林台古城发现出有唐代官署级瓦当的建筑遗迹线索,确认是朝阳市区以外辽宁地区甚为少见的一处典型的唐代遗存,这对研究唐王朝与正在当地兴起的契丹族的关系、唐王朝对辽东的经营以至在东北各民族活动地区实行的羁縻制度,都具有重要价值,期待有进一步发现。辽东山地陆续有五女山山城、望江楼墓地等高句丽早期遗迹的调查发掘,还发现了桓仁冯家堡子等与高句丽文化起源有关的遗存;地处辽东山地前沿、面向辽河平原险要位置的沈阳东郊石台子山城,西北侧发现有附多个马面的全封闭的人工石筑城墙和规模巨大的蓄水池;盖县(今盖州市)青石岭山城发现了存高达20余米的夯土墙与高句丽传统石筑墙相结合的、长度远超一般高句丽山城的城墙,城内近中心部位发现四级台阶,由南向北分布,台阶上保存有成行排列的近于自然板石的大柱础,东西各延伸达百余米、可能为储粮的大型干栏式建筑群址,其规模甚至超过丸都山城的同类建筑。以上都是研究高句丽中晚期山城结构、布局以及高句丽对辽东地区经营的新资料。特别是作为辽东城山上城的灯塔市燕州山城,在东接辽阳市区的太子河渡口前修有大规模成体系的石砌建筑群和由城内通向太子河的大型水渠,进一步显示出高句丽对有深厚汉文化基础的辽东城的特殊重视(21)。
继发掘法库叶茂台契丹贵族妇女墓等集中反映辽代早中期经济、文化、贵族生活和葬俗的墓葬之后,辽宁省考古部门又对阜新县关山、凌源市八里堡和康平县张家窑林场等地的辽代家族墓园作了整体勘探和发掘;关山契丹显贵肖和家族墓天井南北两壁各绘高近5米的门神,为辽墓人物画所仅见,墓道南北两壁分别绘有汉人和契丹人出行场面,将辽代分俗而治的制度给予形象地表达(22)。辽阳市灯塔市江官屯辽金时期大规模瓷窑址的抢救性发掘,为东北及邻区出土的辽金瓷器增加了一个可以比对的窑口,该遗址还发现了多种反映新的烧窑技术的陶窑遗迹和窑具(如炕洞式窑床),窑场内还发现了可能为官营管理机构的大型建筑址。朝阳北塔、义县奉国寺配合维修工程进行的考古发掘,取得了回廊加配殿等具时代特征的塔寺布局及演变的新资料。建筑史界和艺术史界因此得以对辽代建筑与佛教艺术方面有更深入的研究(23)。这些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都在显示,契丹族以“二元”化的政治制度和婚姻制度作保障,大幅度吸收汉文化(主要是唐文化),又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特色,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形成中国历史上“宋辽交辉”的局面。正在北镇市医巫闾山进行的辽代显、乾二帝陵考古,地上勘查的初步成果显示,陵区选址与环境、依山势布置的享殿等多重建筑基址以及石板路、坝墙、排水渠等各类建筑的高规格与宏大规模,所体现的自然与人文结合的大文化景观,既继承了中国古代帝王以山为陵的传统,又达到一个新的意境,契丹人选择和规划的这一“名山与帝陵”组合,在国内同类帝陵中是罕见的。
从2007年起连续三年的明代长城调查,确认了辽宁是全国少有的同时保存有边防与海防遗存的一个省份。调查记录的成体系的镇、卫、所、堡及关、门、马市等遗迹,显示长城在承担着军事防御任务的同时,也起到缓冲长城内外各民族关系并使交往有序化的作用,从而促进了多民族间的交往。出身渔猎文化的满族,继承“长城内外是一家”的理念,最终结束了自秦汉统一以来草原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对立的格局。长城失去作用的同时,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从前清的都城布局看,在抚顺市新宾县赫图阿拉城的后金国汗宫(大衙门)布局结构仍采用满族民居“口袋房”形式,在沈阳建都时已按中国传统城市的井字街改造明代沈阳卫十字街布局,并依藏传佛教坛城进行总体规划,形成了“宫寝分离”和“宫城一体”的特点,体现了满族开国时吸收汉文化及蒙藏文化形成本民族特色的过程。由近圆形外城内套方城、对称分布四塔寺(都为喇嘛教复钵式塔)组成的清初沈阳城,作为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史最后一例的看法,已渐为建筑史界和规划界所接受,正在开展的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盛京城考古”将为此提供更多证据(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