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佳原创】懂你的人，今生今世都爱你
婚姻最坚韧的纽带，是灵魂上的相依相偎，共同成长。
只有价值观契合，才让两个人天长地久。
看一个男人的最高品味，就是看他的妻子。
1
陈氏夫妇与长女流求
陈寅恪与唐筼
当年，在哈佛，吴宓与陈寅恪相识，相谈后，吴称陈是中国最博学之人。
1945年，陈寅恪视网膜严重剥离，不幸失明。这一年，唐筼四十七岁。陈寅恪痛感生形如已死，唐筼尽心抚慰丈夫。
在中山大学，凡是接触过唐筼的人，无不为她的气质、谈吐以及对丈夫的理解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女儿们眼中，母亲的仪容举止和衣着打扮，端庄淡雅。唐筼教导女儿们要注意行、坐、立的姿势，她一直到晚年仍然体型匀称、背脊挺拔，行走保持良好姿态。
中山大学江静波教授曾经多次对美延谈起：你母亲的气质，如同总统夫人一般！
1951年，助教程曦不辞而别，陈寅恪从此有一年时间没有专任助教协助教学与著述。
唐筼毅然担负起为丈夫备课、抄写文稿、读材料的工作。 这位全职主妇，第一次以能干、坚强的形象出现在师生面前，赢得了师生的热爱。
直至1952年11月，黄萱的到来。
唐筼对女儿们说：“爹爹的学问造诣非比一般，应让他写出保存下来。“
直到中年以后，女儿们才逐渐理解，母亲晚年忘我地为父亲付出一切 ，成为自己生活的目的，常望父亲有生之年，在传承中华文化上留下更多著作。
来到家中的客人也对唐筼的干练，印象至深。据说，只要丈夫有所示意，唐筼便能领会，配合非常默契。
1956年6月，陈寅恪在他六十六岁生日时，对妻子作了一生中最高的评价：“织素心情还置酒，然脂功状可封侯“。
他曾多次深情地对女儿们说:”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
文革中，在这位最博学之人“左丘失明，孙子膑足，日暮西山”的时候，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就是他的妻子——唐筼。
3
冯友兰与任载坤
女儿宗璞——
父亲曾说，他一生得力于3个女子：一位是他的母亲吴清芝，一位是我的母亲任载坤，还有一个便是我。1982年，我随父亲访美，在机场父亲做了一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
我的母亲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当时女子的最高学府就读。我在清华附小读到三四年级，抗战了，到了昆明功课跟不上，母亲就辅导我鸡兔同笼四则题等。母亲的手很巧，很会做面食。朱自清曾警告别人，冯家的炸酱面好吃，但不可多吃，否则会肚胀得难受。小学布置作文《我的家庭》，我写：“一个家没有母亲是不行的。母亲是春天，是太阳。至于有没有父亲，并不重要。”
任均（任载坤的六妹）——
三姐任载坤很有修养，无论对待任何事物，她都慢条斯理，从不大喊大叫。她穿戴打扮起来，特别高雅，就像个贵妇人。她把家里安排收拾得干干净净，有条有理。
“文革”中，芝生兄出去挨斗，三姐就拿个板凳 ，坐在门后等他回来。
芝生兄不论是在逆境里，还是在顺境中，总有那么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样子。我觉得三姐跟他在一起，心也一直很安静。
后来，在“文革”的暴风骤雨中，芝生兄能走过来，原因之一，就是有一个安稳的家。
4
俞平伯（后排右一）
1949年俞氏夫妇在北京老君堂寓所
1980年俞氏夫妇在永安南里寓所
俞平伯与许宝驯
俞平伯夫人许宝驯，杭州才女，是俞平伯母亲许之仙的侄女。幼小随任高丽国仁川领事的父亲前往高丽国，回国后，居苏州。许宝驯时常到俞家与俞平伯玩耍，俞平伯与许宝驯可谓青梅竹马。二人于1917年在北京结婚，俞平伯时年十八，许宝驯长他四岁。
1969年，当七十高龄的俞平伯，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下放到河南干校，她毅然与丈夫一起随行，亲自去照顾丈夫的饮食起居。
几经搬迁，俞氏夫妇来到东岳集，住在农民家一所简陋的茅草房里。外孙韦柰去看二老，简直被惊呆了。他描述：那间屋，长仅二公尺余，宽不足一点五公尺，有门无窗，四壁透风，门以芦席为之，且关不上。
整整一年，俞氏夫妇生活在这里，用一个洋铁皮铸的小茶炉烧开水，拿着脸盆去水塘打水；卖柴、卖鸡蛋的小贩破门而入，不买不肯离去；房东散养着的猪，在他们屋里跑来又跑去……
1971年1月，俞氏夫妇回到了北京。俞平伯说，我们离开北京，就没作再回来的打算，有老死他乡的准备。显然，能平安返京，实属意外。
妻弟回忆——
吾姐生平为人，练得一种耐性，无论逆境顺境，从不急躁使性。晚年自号耐圃。在北平沦陷八年期间，兄生计困难自不待言。而兄既乐道，姐亦安贫……
夫人晚年取号耐圃，俞平伯也有所解释——
圃，古称从事园艺工作的人，她喜爱园艺，尽管后因年龄和生活环境所限，她并没有做什么，但她是热爱劳动的。仅讲圃字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耐，她身体不好，也没有什么能力，但她却有毅力，有韧性。没有她的那种耐力和她的支持，我很难说能经受得住“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其实在那时，我受的罪比她多，但正因为有了她，我才能坚持住。
1976年3月，夫人入院治疗。这是在俞平伯中风之后，因行动不便，不能常去医院探望，只能鸿雁传书。他的信，从询问病情，到家中吃饭、来客等琐事，无所不谈，便更多的是“悄悄话“——
本不拟作长书，不知不觉又写长了。昨日半夜里梦醒之间得诗二句，另纸写奉。我生平送你的诗不少，却总说不出你我二人感情之实况，因这我总不惬意，诗稿或有或否也毫不在乎。这两句用你的口吻来描写我，把我写像了（我想是非常像，你道如何？）就把这“双感情“也表现出来了。近虽常和圣陶通信，却不敢写给他看，怕他笑。只可写给您看看，原笺请为保存。上面的款识，似青年时所写，然已八旬矣……
——润民谈你近况已悉。早办手续，早些出院，就是我的希望。此外别无所嘱。你前信说“度日如年“，我现今当说，一日三秋盼君如岁矣！
两个月后，夫人出院回家，俞平伯终于长出了一口气，终日服侍，不离左右，端茶递饭，以至倒便盆，也由他包揽。看他拖着行动不便的腿走来走去，儿女们真想上前去帮一把，却根本插不上手。
1982年2月7日，当夫人平静地离去时，俞平伯就在她身边。他在日记中写道——
高龄久病，事在定中。一旦撒手，变出意外。余惊慌失措，欲哭无泪形同木立，次晨火葬，一切皆空。六十四年夫妻，付之南柯一梦。
5
梁思成与林徽因
1950年2月，梁思成、陈占祥联合上书《关于中国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
《梁陈方案》是一份全面系统的城市规划设计建议书，所包含的内容正是世界最先进城市发展的科学理念。
这也是两位经过完整系统西方教育的中国建筑师的呕心沥血之作，也是他们奉献给古都北京的一份未来发展的蓝图。
《梁陈方案》的理念超前了半个世纪，不被采纳甚至遭到批判。
1954年冬天，是林徽因生命中的最后一个严冬。在扑面而来的批判大潮面前，梁思成病倒了。陈占祥和王栋岑（原“都市计划委员会”秘书长）赶去探病，已经病入膏肓的林徽因强撑着起来迎客。她用生命中最后的能量，当面向王栋岑驳斥对梁思成的种种批判，为丈夫和自己做了犀利而无畏的辩护。
她对王栋岑说，你们拆的古董至少有八百多年历史，有一天后代子孙懂得它们价值之时，你们再建的就是赝品，是假古董。那一天会来的！她还谈了许多对批判“大屋顶”的不同意见。思路之清晰，锋芒之锐利，还有那不减往日的所向披靡之气势，完全不像个距生命尽头只有几个月的垂危病人。
在此之前，郑振铎曾请文物界名人在欧美同学会聚餐。席间郑振铎对乱拆古建大为伤感，说推土机一响，老祖宗留下的文物就寿终正寝了。身为文化部副部长的他，对拆城墙是坚决反对的。在场的历史学家兼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却不以为然，说了许多“冠冕堂皇”的“官话”。
林徽因虽已病得弱不禁风，听后仍当即拍案而起，点着吴晗鼻子，疾言厉色，怒斥的声势如击鼓骂曹。
1953年8月，北京市召开文物建筑保护问题讨论会，由吴晗主持会议。林徽因在会上发言：“北京的九个城门是对称的，如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再如天坛，只保存祈年殿，其他都拆掉，也不是保存文物的办法。”“艺术从来就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宫殿艺术，一个是民间艺术，后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面，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吴晗的回答是：“在处理中应尊重专家的意见 ，但专家不能以为自己的意见必须实现。”
林徽因的疾恶如仇、才高如天，人称“她的敏捷锐利，鞭辟入里，不是不让须眉，简直是让须眉汗颜”。
她的早逝，也许是她的造化。她是个多么率真的性情中人，敢怒敢言，快人快语，从不会审时度势，曲意逢迎；若碰上1957年的反右和后来的“文革”，她的遭遇不可想象。
6
梁氏夫妇与小女文蔷
梁实秋与程季淑
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一日梁实秋的父亲问起儿子，翻译莎氏全集进展如何。梁实秋很惭愧，因为抗战八年他只译了一部。父亲嘱咐儿子：“无论如何，要译完它。”
梁实秋后来说，我就是为了他这一句话，下了决心必不负他的期望。
1965年2月，梁实秋在信中告诉小女文蔷：“……全集大概可在我66岁那年问世。这恐怕是我所能做的最大的一项贡献。……我心里的满足非言语所能表达。有时我真恨莎士比亚为什么要写这么多！“
文蔷说——译到最后几本，父亲感到最苦，因为比较难，而且偏僻，趣味较少。“硬着头皮，非干不可“，这是他的话。经过这最后一年的冲刺，终于在预定的年限内大功告成。
这是台湾省的第一部由一个人译成的全集。
梁实秋最为感动的有两件事——
一是在庆祝会上，谢冰莹女士致词：“莎氏全集的翻译之完成，应该一半归功于梁夫人！”
一是《世界画刊》的社长张自英先生在梁家书房壁上看见季淑的照片，取去，刊载并加注明：“这是梁夫人程季淑女士——在四十二年前年轻时的玉照，大家认为梁先生的成就，一半应该归功于他的夫人。”
梁实秋——
我没有忘记翻译莎氏戏剧，我伏在案头辄不知时刻，季淑又不时地喊我：“起来！起来！陪我到院里走走。”她是要我休息，于是相偕出门赏她手栽的一草一木。我翻译莎氏，没有什么报酬可言，穷年累月，兀兀不休，其间也很少得到鼓励，漫漫长途中陪伴我体贴我的只有季淑一人。
季淑容忍我这么多年做这样没有急功近利可衅的工作，而且给我制造身心愉快的环境，使我能安心的专于其事，一个妻子对于她的丈夫之如此重要。
妻子程季淑离世后，一次，梁实秋在与小女文蔷闲谈中，论及“廉”字，他说：“一个男人能不能抵抗得住金钱的诱惑，很大一部分要看他妻子的德行。你母亲比我强，她支持我，鼓励我，使我向上。我感激她。”
7
萧乾与文洁若
萧乾和文洁若两人开始交往的时候，洁若曾听到多位好心人的劝导和“忠告”，因为萧乾有过三次离婚的记录，而洁若则是一位从清华大学外语系毕业不久的单纯女孩。文洁若感谢大家的善意，但她仍然作出了自己的决定。其间有一些重要的东西吸引着她，首先是萧乾的学识和才华，再就是他的坦率和诚实———萧乾明白地告诉她，在婚姻生活中，他曾经遗弃过一个人，也两次被人遗弃。
萧乾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有如此的记述：“我这回要破个例，把这本书献给和我共过患难的文洁若。整整二十二年，她为我遭到白眼，陪我扛过枷。我流徙期间，三个孩子都还幼小，她毫不犹豫地挑起生活担子。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从未对我丧失过信心。倘若没有她，我绝活不到今天……”
文洁若也有自己的由衷心语———“我一生只做三件事：搞翻译，写散文，保护萧乾。”
婚后三年，灾难频生。右派，下放，“文革”、批斗、劳改，萧乾这个未带地图的旅人，一任命运的拨弄，无法确立自己的人生之旅，曾愤而自杀，以抗上苍。所幸，萧乾命大福大，死而复生，又是文洁若那双手抚平了他心灵的创伤，使得萧乾在垂暮之年勇攀他的人生事业之巅。冰心老人在谈萧乾晚年成就时说：“最称心如意的还是他终身有了一位多才多艺的终身伴侣；他们志同道合，他那一颗炽热漂泊的心，终于有了一个最温馨、最妥适的安顿的地方。”
我们该不该相信地老天荒？带着这个问题，我与文洁若老人进行电话探讨，老人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说自己一直很忙，忙着整理萧乾生前的文章，一本本地修订、出版。那个走南闯北的人终于累了，他走了，走了很多年，但是，她不忍他的离去，她要让他更长久地活在中国的大地上，活在人们的心田里……
什么是地老天荒，我以为，这种爱情与精神的延续，应该算是地老天荒。
8
钱氏夫妇与女儿钱瑗
钱锺书与杨绛
杨绛——
钱锺书沦陷在上海的时候，想写《围城》。
我从来把锺书看得比自己重。
为了省俭，我兼做灶下婢。《围城》足足写了两年。
每天晚上，他把写与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杨绛——
锺书曾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主席的讲话，觉得是真心诚意的号召鸣放，并未想到“引蛇出洞”。
风和日暖，鸟鸣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我们自从看了大字报，已经放心满意。上面只管号召“鸣放”，四面八方不断地引诱催促。我们觉得政治运动总爱走向极端。我对锺书说：“请吃饭，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却，就只管吃饭不开口说话。”锺书说：“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同声附和。”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说的话都正确。
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作绳子使用。
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是钱锺书于抗战胜利后出版的第一个集子，由上海开明书店1946年4月初版。
在两人留存的样书上，钱锺书写下——
赠予杨季康
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
妻子、情人、朋友。
钱锺书
杨绛如是说——
谈不上什么赞赏，可算是来自实际生活的一种切身体会吧。锺书称我妻子、情人、朋友，绝无仅有的三者统一体；我认为三者应该是统一的。夫妻应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知心的朋友，至少也该是能做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情人而非朋友的关系，是绝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够朋友，只好分手。
对待婚姻或者另一半的态度，就代表了对生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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