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良永｜写给《红楼梦文史新证》

写给《红楼梦文史新证》（前 言）

兰良永

《红楼梦》的文史关联，既是引人入胜的，又是处境尴尬的。

说它引人入胜，是因为包括“作者自云”在内的《红楼梦》文本确实有自传性质，脂批在直言“据余说，却大有考证”之余，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红楼故事和曹家家事的关联，基于此，自《红楼梦》诞生之日起，《红楼梦》的爱好者就对其文史关联兴趣十足。

说它处境尴尬，是因为《红楼梦》早期钞本的残缺不全和曹家史料的支离破碎，导致“文”既不全，“史”亦付阙，在这种情况下考察《红楼梦》的文史关联，当然是有困难的。更何况，随着曹雪芹家世材料的逐渐披露，研究者发现《红楼梦》的作者和贾宝玉的原型，竟然是有所错位的：贾宝玉的繁华生活和曹雪芹的江南经历，完全对应不上，少年宝玉所处的虽“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却“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的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更切合晚年曹寅的家庭背景。《红楼梦》的写实性，就此走向十字路口：往左走，是仍然相信《红楼梦》的自传性，既然贾宝玉的繁华生活和曹雪芹的江南经历对应不了，就说明江南曹家抄没回京后，又经历了短暂的二次中兴和再次被抄；往右走，既然贾宝玉的繁华生活和曹雪芹的江南经历对应不了，就干脆强调《红楼梦》的文学性，否认《红楼梦》的自传性。

这两者之间的攻守之势是很明显的：后者可以淡化《红楼梦》的自传性，前者不必削弱《红楼梦》的文学性。然相关批评者亦并未指出“二次中兴说”的积极意义：“二次中兴说”，是在贾宝玉的繁华生活和曹雪芹的江南经历对应不了的背景下，对这一学术困境的积极突围。这就好比神农试药：试对了，固然有益于后人；试错了，仍然有益于后人。基于此，对“二次中兴说”作学术批评，应放在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胡文彬先生在大力培养新人的同时，也经常提醒青年学子要理解前辈学者的研究环境，在保持足够尊重的基础上，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前人的研究成果，我想，这是比一般批评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

当然，客观地说，“二次中兴说”并未成功突围，因此问题又回到了原点：贾宝玉的繁华生活和曹雪芹的江南经历对应不上——但凡对应得上，相关学者也不会一直坚持“二次中兴说”。而我们在回应“非曹索隐派”的责难时，虽然也会高举考证派大旗，强调《红楼梦》与曹家史实的关联性，却只能模糊关联，无法精准对应——因为一旦精准对应，我们就会发现前80回的文史关联多半会落入曹寅时代。这或者也是“非曹索隐派”不死不僵的原因之一。基于此，当我们排除“非曹索隐派”的干扰，聚焦于《红楼梦》的文史关联，我们仍应厘清两个基础问题：

（一）考察《红楼梦》的文史关联，首先要准确地理解“文”、科学地考证“史”。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如果我们理解的《红楼梦》不是作者想要表达的《红楼梦》，如果我们考证的曹家家事不是真实发生过的曹家家事，《红楼梦》的文史关联也就失去了基础。如刘心武以误解《红楼梦》和杜撰曹家家事为能事，就受到学界的广泛批评。然正统的研究者也曾因考证失误而“制造”假的曹家家事，也曾因误读《红楼梦》而“制造”假的《红楼梦》，以此为基础谈《红楼梦》的文史关联，当然是不行的。本书将对此作出辨析。

（二）《红楼梦》之文史，犹如一河之两岸：彼岸虽有佳景，佳景偏在绝地。欲往绝地观景，必先修路架桥，基于此，这桥怎么架？架在何处？就决定了能否成功通向绝地，能否成功沟通《红楼梦》之文史。进而言之，张三架错桥，不代表李四也会架错桥；李四杜撰曹家家事、误解《红楼梦》，不代表王五也会杜撰曹家家事、误解《红楼梦》。个案分析，不代表整体否定，此逻辑之所在也。基于此，本书亦将为《红楼梦》文史关联的十字路口，提供新的参考方向。有友人纵论当世红学论文，曾戏称“笨鸟出品，必有创见”。虽然近乎戏言，笔者仍视为动力，因此从曹家的几个住址，到曹家的蒙古渊源，从《懋斋诗钞》的近代递藏，到曹雪芹的死因和卒年，从《红楼梦》的思想倾向，到《红楼梦》早期钞本的版本源流，本书都提出了新的看法。

最后要强调，笔者并不认为研究《红楼梦》的目的是为了勾连曹家家事，只是诸多有学术使命感的学者都选择了重大课题、中心课题，像《红楼梦》文史关联这样的边缘课题，其实也需要有人关注！于是，这就成了笔者的个人选择！没有解释，没有借口，有责难则身受之，虽百折而心不悔！然笔者虽欲将曹雪芹家世和《红楼梦》版本、文本融会贯通，却因学识浅陋，生性拙倔，在查找文献资料方面颇有不足，故本书的不足之处是在所难免的，尚祈方家学者不吝指正。朱淡文先生所言：“学术工作者应该有勇气承认自己的一切‘证明’，其实不过是迄今为止尚属合理的假说，并且欢迎新的学术成果来否证自己的假说。”笔者亦视为座右铭。红学界近年来不断有新材料涌现，这是很可喜的现象，将来若有足以否定本书观点的新材料、新论述，笔者亦将以开放的心态欢迎它、拥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