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文化的阴柔性因素对贾宝玉气质的影响
论传统文化的阴柔性因素对贾宝玉气质的影响
王富鹏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阴柔特色的楚文化之历史遗存是贾宝玉
双性化性格形成的深层文化原因之一。正统文化阴柔的一面和佛道
文化的阴柔品格对士大夫文人心态的影响以及专制政体对士大夫文
人人格的强制也是这种性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双性化性格、楚文化、阴柔型文化、女性化、佛道文化
贾宝玉的女性化性格特征是比较明显的。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其女性化的言行却是从他并不见弱的男性性格那里获取的支持力。并且以其男性性格为本体，两者相互融合、渗透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使宝玉这一人物呈现出双性化的性格特征。[1]这种性格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曹雪芹的文化理想和对未来文化转型的展望，是这种性格形成的最直接的思想动因；[2]明中叶至清中叶的启蒙思潮为这个形象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时代的文化氛围；[3]但是究其深层原因，这种性格的形成——严格地说他双性化性格当中女性化性格因素的形成更是具有阴柔特色的传统文化之铸造。中国传统的阴柔型文化因素，为贾宝玉这个形象的出现提供了深层的文化基础。本文将就这一性格类型形成的深层文化原因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红楼梦》第二回，作者借贾雨村之口，论说象宝玉这样秉天地间正邪二气而生之人，其出现既非偶然，也不稀奇。据说这种人又分为三类，即“情痴情种”、“逸士高人”、“奇优名倡”。而在为“情痴情种”及全部三类人所举例证中，即有陶渊明、温飞卿、柳永、秦观等，在情韵和赋品、诗品、词品上具有与宝玉双性化性格相类似的因素。可见宝玉双性化性格的出现，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和相应的文化背景。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阴柔特色的楚文化之遗存
先秦时期，儒、道、法、墨等诸子百家，形成了具有多元化特质的文化类型。而当秦汉大一统专制制度形成之后，虽然从总的倾向看，是思想文化界的某家优势逐渐代替了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但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情况也各有不同。法家受始皇推崇，但秦代统一时期短暂，其思想对人的深层文化心态的影响颇为有限。国势强盛、时间悠久的汉代，虽然在政治制度上大体沿袭了秦朝，而在文化方面，则主要继承了楚文化。由此导致了在后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楚文化因素占有重要地位。楚文化的阴柔特征对中国男性的双性化性格倾向，产生了强大、深远的影响。
从文化形态学分析，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文化并非只是对中原华夏文化的吸纳，同时还有对当地风土文化的继承，而显现出中原华夏文化与南部江汉文化交融的明显特征。它反映了与北方不同的楚地居民的生活环境、风情习俗和审美心理。所以孔子说：“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朱熹注云：“南方风气柔弱，故以含忍之力胜人为强，君子之道也。”“北方风气刚劲，故以果敢之力胜人为强，强者之事也。”[4]如果作出审美类型的划分，那么“南方之强”是阴柔美，“北方之强”属阳刚美。楚民族性格是复杂的，多侧面的，但对阴柔美的偏爱，则是他们主导的审美倾向。
从大量的考古文物来看，楚文化在造型上，哪怕是质实厚重的青铜器，仍然给人以舒展、灵巧的美感。楚地艺术家常常喜欢用龙纹、夔纹、蟠螭纹、鸟兽纹作为楚器的主纹饰，但同时又往往兼施以流感性十分强的云纹和绳纹。这样就形成了富丽繁缛和流动变化的美的旋律。[5]大量的考古资料发现，尽管楚文化有着与华夏先民审美心理相通的地方，但处处又未遗落他们原有的尚优美、柔美的特点。在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的彩绘鸳鸯豆中，伴随鼓点翩翩起舞的既不是美丽的少女，也不是英武的壮士，而是一个经过变形处理，特征鲜明、装饰秾艳的巫者。这种器皿总体造型给人安娴、文静，使人联想到那长处深闺的窈窕淑女。[6]
不同的文化类型和审美习惯，影响到文学创作，也产生了大相径庭的文学风格：北方重实务，文贵质朴；南方重神巫，文尚绮丽。《诗经》之后的《楚辞》，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也充分反映出楚民族的文化特点，作品中的男性同女性一样奇衣美饰。“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屈原《离骚》）在《九歌》中，男神与女神一样，都是出则水车荷盖，居则椒堂兰橑。姜亮夫先生曾在《楚辞学论文集·楚文化与文明点滴钩沉》里就《九歌》中所反映楚地诸神与北方诸神的特点，归纳七点不同。从他的归纳中可以证明，不同于中原文化的楚文化有着尚阴柔的审美定势。特别是在楚国后期，这种定势无论从外在形式看，还是从内在意蕴看，表现都非常突出。姚汉荣在《楚文化寻绎·南楚民族审美意识的变化》中，以《离骚》和《远游》为代表，从审美意趣、审美理想和审美意境等方面，对楚国前后时期的不同特色，作了详细的分析。《离骚》审美意象朗丽、绮靡、谲诡、耀艳。外在形式上虽然也重视悦耳悦目的优美，但情感并不柔弱。既有幽婉哀怨之情，更有愤懑不平之气，所以在内在意蕴方面，还不能完全归属于阴柔之美。但以《远游》为代表的后期作品，却无论在形式方面还是意蕴方面，都突出表现了阴柔美的特点。作者悲时俗迫阨，愿轻举远游，以赤松、王乔、真人作为楷模，追求一种清虚淡漠、无欲无为的精神境界：“载营魄而登霞，掩浮云而上征”。整体意象呈现出一种纤细柔弱、哀怨凄清、神秘模糊、虚无抽象的美。宋玉《九辨》的“摇落之悲”，明显具有与此相同的性质。
楚地不同于北方的审美心理、文学风格等文化素质，同时也潜在地影响着男人对自己的期许，女人对男性美的认定。因而这种影响也一定程度地造成了楚人对男性美的认定与北方对男性美认定的些许不同。楚地这种男性美标准使初来楚地的赵国人荀子大感困惑。“今世俗之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妇人莫不愿得以为夫，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弃其家而欲奔之者比肩并起。”[7]显然这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的男人，在楚地是得到普遍接受和欢迎的。其实这种现象我们在屈原的《离骚》和“九歌”中也可以发现。屈原在《离骚》中对自己和在“九歌”中对男神的描写为我们提供了多处旁证。对于初来楚地的荀子来说，他感到这种现象难以接受是难免的。但在楚地长大的人对男人“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这种现象，就不会大惊小怪，反而认为这样的男人才符合美男子的标准。《离骚》中让现代人倍感别扭的屈原的装扮和言行，在当时的楚人看来是非常自然的。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相对于北方文化来说，仍一定程度地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和它自己的特点。中原文化的男尊女卑观念和男性美标准还没有深入到楚人的心理深处。所以屈原并不感到自比女性、言女人之言、服女人之服有什么不合适。相反当有人用现代的观念审视屈原的这类言行时，却感到不可思议，甚至得出屈原心理变态的结论。[8]这样的结论我们实在难以接受，它摧毁了我们心中的伟大形象。其实我们不必为此不安，因为前面的论述已经可以让我们作出这样的推测：当时的楚文化所设定的男性美和女性美的标准是基本一致的。这种文化特点类似于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米德对阿拉佩什（Arapesh）文化类型的描述。在那里，男女两性人格要求是一致的，不管男人还是女人，他们的“血气态度”，行为方式都同样是柔性的、“拟于女子”的。不过屈原那种上下求索和楚人三户灭秦的精神，也让人清楚看到楚人并不乏阳刚之气。再者绝对的文化决定论，也不能让所有的人信服。其实不少哲人早就指出每个人人格当中都同时具有刚性和柔性这两方面的素质。荣格等在《人类及其象征》中说女人具有“阳性特质”，男人也具有“阴性特质”，也即是说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其人格体系当中都同时具有雄性的一面和雌性的一面。个人或群体受某种文化的影响会使其人格当中的阳性或阴性的一面得以凸显，另一面则处于潜抑状态。从整体上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地与北方相比，其阴柔一面的展现相对要明显一些，阳刚一面的展现则不如北方突出。楚民族既成的文化类型，其共同偏爱阴柔美的文化心态、审美心理和男女两性人格要求一致的“女性化”人格和女性美，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类型的形成也有着极大的影响。
刘邦本为楚人，对楚歌、楚舞等有着特殊的感情。汉初几代皇帝对楚文化都保有浓厚的兴趣。那些围绕在皇帝身边“皆冠鵔鸃，贝带，傅脂粉”（《史记·佞幸列传》）的郎、侍中，那些出入宫廷的歌儿伶工，也多为南方人，或在南方生活很久。姜亮夫先生认为男人傅粉，以羽毛、珠贝装饰，都是女人味打扮十足的楚人传统。[9]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文化得到汉初几代皇帝的提倡、推崇，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武帝时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楚文化的影响已根深蒂固，沉积到人们心灵的潜意识层面，作为一种文化原型，在以后的历史中不断显示它的存在。
六朝时期，政治文化中心南移，南方诸民族习俗中保持着楚文化特点，具有明显的崇尚阴柔美的倾向。因而男子女性美的人格风范深受重视，傅粉、施朱、熏衣、着香，无所不至。《世说新语·容止》记载：“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与此形成映照的《语林》记载：“安仁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张孟阳至丑，每行，小儿以瓦石投之，亦满车。”[10]当时名士魏尚书何晏亦“好服妇人之服”。[11]王来、谢晦、谢混，裴令公、杜弘治等，皆因貌美而扬名一时，有的还有“玉人”之称。总之，六朝时又受到推崇的在楚地形成的阴柔型的文化，与其它类型的文化一起，都参与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塑造。
晚唐以后传统文化的主体，重新清楚地表现出“阴柔”的特色。文艺领域中本来是民间和青楼女子歌吟她们屈辱和不幸、唤取人们的怜惜和同情的“曲子词”，成了宋代文坛最主要最具特色的文学样式。而且自始至终，词总是以婉约为正宗。词由俗变雅，进而宋代绘画以至整个宋代文化，也都变得精致、典雅起来。婉约和雅致，实际上都是“阴柔”气质的表现形式。
人物品藻方面，表现出以“风韵”为高的整体偏好。这里的“风韵”已经脱离了原来音乐上的含义，变成了心理化的、精神化的概念，用以指人的神情气度，“指一种特殊的‘清’、‘远’、‘雅’、‘淡’的情调、意味之美。”[12]这种神情、气度明显地具有阴柔美的特点。《红楼梦》作者描写贾宝玉“天然一段风韵，全在眉梢”，这里的“风韵”正是指情调意味之美和清雅之美，也即阴柔之美。
晚唐以后，论文和论人时所推崇的“婉约”、“风韵”都蕴含着阴柔的内在特质。中国传统文化历来认为文品即人品，人与文相互映现。进行创作及论文论人，重婉约，重“风韵”，可以说明作为创作主体的人，同样也秉有阴柔的心理特征。贾宝玉在容貌、服饰、言谈举止上的阴柔美的特征，是其双性化性格的外在表现，也正是对从楚文化起直至晚唐以来整个传统文化中尚阴柔的文化特征的全面继承和集中反映。
二、佛道文化的阴柔品格
冯友兰、查中林、陈书良以及吴怡等学者都认为《老子》具有女性哲学的特征。吴怡将《老子》的“三宝”（慈、俭、不敢为天下先）归纳为六种女性的美德，认为“老子彻头彻尾都是女性哲学”。老子“讲母，讲婴儿，讲玄牝，讲水，讲柔弱，讲慈，讲俭，可说无不与女人有关。” [13]牟宗鉴先生认为老子哲学是主阴贵柔的生命哲学，“老子哲学的阴性特点，主要表现为对女性的推崇。”[14]“虽然，关于母亲的美德，《老子》说得不多，但很明白地，它想通过‘象征指涉’的程序和感应的统一，把我们所了解的母亲意象应用到道上面。”[15]“老子对女性哲学的研究可为（按：疑为“谓”）淋漓尽致，这不仅体现于他对以女性为原型的道的法则的弘扬，也体现在他在处事法则上对女性哲学的具体实践。老子在人生法则上默默恪守的正是被人鄙夷的女性品格，从而塑造了具有东方特色的神秘的女性哲学。……几乎在所有的社会道德中人们又无不体现出对女性道德的倾慕，其中似乎也体现出女性人格的潜移默化的力量。”[16] “与儒家极端鄙视女性的态度相对照，老子与道家似乎更能够代表东方文明的精华，因为它不仅不鄙视、歧视女性，相反，却大量地吸取中国女性的智慧，对女性的处世经验加以概括和发挥，并作为一些基本命题融合进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17]
后世老、庄并提，二者虽有差别，但其哲学的承继性却是明显的，都倡导守雌、虚牝的阴柔美。“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老子》中这类强调“阴”的涵盖性的语句很多。几乎可以说老子哲学中“玄牝”、“母”是与“道”处于同一层次的概念。《庄子·大宗师》中的那位介绍道的特性和修道方法的“女偊”也应看作是位女性。从这一点来看庄子对老子的女性哲学是有一定继承的。他认为至乐只有从全然虚静无为中求得，认为“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天道》）《逍遥游》中的“神人”、《齐物论》中的“至人”，随顺自然，忘我遗物，“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所以能与道为偶。庄子齐万物、等生死、同成毁的思想显然是超然出世的。这种“安时处顺”、淡泊寂静的处世哲学显然缺乏壮大、阳刚之气，而呈现出优然、阴柔的品格。人操此哲学以处世，多表现出超世、游世、玩世的情态。即使是愤世疾俗者，也主要表现为狷介不为，很少呈现出奋然抗争的勇者形象。在美学领域中，受庄子哲学影响，而形成的美学风格也主要是飘逸、清奇、含蓄、冲淡，而很少呈现出崇高、雄浑、豪放、劲健的风格。这种飘逸、冲淡之美，显然应该归入阴柔一类。老庄哲学以柔为刚、以退为进，强调人要保持阴柔的、宽恕的、忍让的、曲成的、退守的、接受的态度。有人明确地指出它是一种重母性，贵柔弱的女性哲学。李约瑟认为“道家推崇阴柔和玄牝的思想”。[18]“道家强调的是直觉的、女性的、神秘的和柔性的东西。所以老子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家相信，通过显示女性的、柔软的人类本性最容易导致生活与道的完美的平衡。”[19]
杂合先秦道家、方士思想和巫术文化等形成的道教，虽然与道家哲学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它却明显地承传了很多道家文化的因素。“后世某些道教流派发扬了《老子》守雌、重牝、尊母、还根的思想。”[20]总之，无论是老庄哲学还是道教文化都共同体现出崇尚阴柔的品格。
佛教传入中国后吸收了不少儒家和道教的东西。不过中国化的佛教并没有将儒家的男尊女卑观念吸收进去。天台、禅宗、净土、华严等教派，主要继承的都是大乘佛教利他、普度众生的思想，强调大慈大悲。佛教认为“慈悲是佛道之根本”，“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21]大乘菩萨的救世心肠从慈悲心中来。离开慈悲心肠，就没有菩萨，亦没有大乘佛法。对于众生之苦，当作自己切身之苦，生起伟大的同情心，给予救济，这种心理即是慈悲。慈是予人以乐的婆心，悲是拔人之苦的气度。菩萨的慈悲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不计较众生是否有回报，其慈心是无条件的，利人也即利我，度人也即自度。这种强调慈悲、度人的教义本身就意味着无条件地给予大众以慈爱和宽容，显现出伟大的母性和柔性。“忍”也是佛教所一贯强调的。诗人王维在《六祖能禅师碑铭》中说慧能“乃教人以忍，曰：‘忍者无生，方得无我。始成于初发心，以为教首。’”[22]他认为“忍”是佛教最重要的教义，通过“忍”，自我克制，达到在逆境中的心理平衡。大慧普觉禅师说：“逆境界易打，顺境界难打。逆我意者，只消一个‘忍’字，定省少时，便过了。”[23]他要求人们处于逆境时，要“忍”。人只要能“忍”就能做到“随缘放旷，任性逍遥。”佛教强调的“忍”，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品格显然不是积极的、阳刚的，而是一种阴柔的品格。观音是最富有中国特色的菩萨，民间对她的崇信远在其他诸佛之上。在民间菩萨成了佛教的象征。而当佛教中国化之后，菩萨在形体上也变成了女性。她慈眉善眼，大慈大悲，有求必应，普度众生。世人所崇尚的全部女性特征和美德都汇聚到了她身上。传入中国之后的佛教与同它在深层意蕴方面有较多共同之处的道教进一步融合，无论在平民阶层，还是在士夫阶层，都影响甚巨。对于士夫文人来说，佛教文化和道家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扮演了同样的角色。它们都是作为儒家文化的补充或对立面而出现的。当士大夫积极入世的态度遭到挫折，或自己厌倦、消沉时，往往转为消极出世的态度。老庄思想曾给他们提供过寄情山水之间，放浪形骸之外的避世方式，佛教又给他们提供了遁入空门、诵经念佛的出路。佛教认为“三毒”，即：贪欲心、嗔怒心和愚痴心，是导致精神痛苦的主要根源。贪欲的扩张，使得人们逐欲不止，偏执不明，陷入无尽的烦恼。佛教认为应该去除“三毒”这痛苦的根源。这种教理对士大夫的劝导，潜移默化地消解着士大夫的进取精神，消蚀着人格中硬性的东西，提升着人格中柔性的成分。
佛道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中国人性格的塑造不亚于儒墨文化。如果说儒墨文化主要赋予中国人的是积极的、阳刚的品格，那么佛道文化显然赋予中国人的主要是一种退守的、阴柔的品格。传统文化不但要求女性完美地体现出这种退守的、阴柔的品格，而且对男人退守的、谦和的、阴柔的处世风格也给予肯定和鼓励。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传达的不是积极的、刚大的精神，而是退却的、出世的思想。整部小说呈现出诗意的、女性化的色彩。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也表现出较明显的女性气质。如果深入追索其形成，不能说这一性格特征与佛道文化的影响没有关系。同时小说中一僧一道的忽隐忽现和贾宝玉对庄子的喜爱，以及他的最后出家，也清楚地向我们指明了这部小说与佛道的关系。
三、 儒家文化和专制体制对文人士大夫人格的塑造
儒家宗法伦理秩序的核心是“三纲”、“五常”等人伦规范。其中男女，夫妇是最为基础的规范。“君臣之道造端于夫妇”，“夫妇之道”系“人伦之始”。这种文化中的君臣、父子和夫妇关系，使士大夫文人处于尴尬的境地，处于一种矛盾的网络之中，造成男人人格的分裂。相对于妻、子，自己是夫是父，属阳；相对于君、父，自己是臣是子，属阴。同时，君臣关系与夫妇关系一样又是多种伦际关系中最不稳定的。父子关系是前定的，不可改变，而君臣、夫妇关系则不然，是后天选择的、可重组的。君臣关系、夫妇关系这种相似性，这种异质同构关系使男性士大夫文人不自觉地与妇女进行了认同。男人阴柔心态的形成部分地来自于对这种对等的从属地位的认同。专制时代的男性士大夫文人其灵魂深处无不潜藏着浓重的阴柔心理。这种文化中的男刚女柔的人格界定和男尊女卑观念又使士大夫文人不得不把这种女性化的阴柔心态压抑在潜意识之中。
“礼”和“仁”是儒家思想的理论核心。总的来说“礼”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仁”更多地讲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礼”是总体的道德规范；“仁”是总体的道德内容。“仁者，爱人”，“仁者，人也”，“爱人”，“爱众”，“温、良、恭、俭、让”。（《论语》）这一切无不是要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和谐敦厚的人际关系。所有关于“仁”的理论，共同体现出一种人道的温情和屈己适人的价值取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把爱己之心，施予他人。处事原则要求中庸。儒家的文艺观，要求雅正平和，“温柔敦厚”，提倡“中和之美”。“这不仅决定性地影响了我国艺术的内容；而且，也影响着我国艺术的风格：偏重于柔美者多（道家的老、庄更是主张阴柔美的）偏重于壮美者少。”[24]这种文艺观和艺术风格显然对作为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人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总之，儒家温雅好礼，谦让仁爱的思想和“温柔敦厚”的诗教本身明显地蕴含着阴柔的特色。正统文化阴柔的一面会同充满阴柔特色的佛道文化，更强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阴柔性。所以说，阴柔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一特征对中国文人士大夫人格的塑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专制的体制和具有阴柔特色而独尊的儒家思想，逼迫着士大夫文人认同女性心态。中国传统文化的佛道思想又从另一角度浸染着男人的这种阴柔心态。但是男尊女卑的观念和男女人格的不同界定又使这种心态只能被压抑在内心深处。隋唐以降，文人逐渐在心理上完全接受了这种伦际设置。这种女性化的心理倾向逐渐渗透到整个民族的心性之中，成为中国士大夫文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唐宋以后的士大夫文人，在君臣关系上，逐渐明晰地认识到这种女人化的伦理安排，并且认可了这种安排的合理性。既然已经认可这种伦际关系，那么就说明了男人心态女性化就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巩固的阶段了。男人女性化心态已经成为中国士大夫文人心性中的一部分[25]。近古时期一些人对这种关系进行过明确地类比。钱谦益说“臣道与妇道，一也。”[26] 彭士望说“忠臣节妇之所为极难，惟其久耳”。[27]另外，元末的杨维桢，明末的顾炎武、屈大均等也有类似的表述。中国人心性中的这种女性化特点，林语堂先生说得明白：“中国人在许多方面都类似女性心态。事实上，只有‘女性化’这个词可以用来总结中国人心灵的各个方面。女性智慧与女性逻辑的那些特点，就是中国人心灵的特点。”[28]不过心态的女性化毕竟是不自觉地完成的，总的来说，还是潜意识；士大夫文人对自己作为男人本身所应该具有的人格要求，仍然还是男人应该象个男人，具有阳刚之气，尤其在女人们面前，这是显意识的要求。
生活在传统文化中的任何人不可能不受到这一文化的影响。无论他对这种文化抱有何种态度，是赞成还是对抗。贾宝玉居处的环境和摆设，服饰和言谈举止的阴柔美特征，是其双性化性格的外在表现，也正是传统文化的这种阴柔特色和“中国人在许多方面都类似女性”的心态在他身上的曲折反映。
中国传统文化阴柔特色的形成是源自多方面因素的：有佛道思想的潜移默化，有儒家文化的长期浸染，更有从楚文化起直至晚唐以来传统文化中尚阴柔的文化特征的历史遗存。这种多角度、多方面的阴柔文化的熏陶以及宗法伦理和专制体制的强迫，使中国人最终形成了女性化的心态。这种文化特征也是贾宝玉女性化性格因素和双性化性格形成的深层文化基础。贾宝玉是作者思想感情的最重要的体现者，因而他性格中这一最突出的特征的形成与创作主体是密不可分的。传统的这一文化特征首先化入作者的灵魂当中，成为创作主体本身的思想，再作用于作品中的人物，于是就出现了《红楼梦》中颇具女儿情态的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也最终形成了他这种双性化的性格类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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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传统文化的阴柔性因素对贾宝玉气质的影响》刊于《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