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打不相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中的冲突与民族融合
产生在黄土地上的农耕文明与产生在草原上的游牧文明基本属于同时期的文明。自夏、周开始到清末工业文明的到来，期间三千年，两种文明为什么冲突不断？为什么不能互相取代？为什么相对落后的游牧文明长期处于进攻态势，而相对先进的农耕文明却处于防御态势？冲突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解疑的冲动为探究提供了动力。
一、自然环境的差异造就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
以汉族为主体的古华夏人最早生活在黄河中下游，皇帝故里就在河南的新政；后来又占据了长江中下游。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他们生活的地方是最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地方。这里地势平坦、气候温宜，雨量适中，土壤肥腴，因而华夏人较早进入城廓农耕社会，诞生了农耕文明。
以定居、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农耕文明
农耕文明的经济特征是自足，经济上的自足可以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精神特征是静定和保守，“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其文化以固守本土、安定守成、质朴厚重、沉着稳健、崇尚和平为特征。积累深厚，兼容性强，是一种内容广泛的文化集成。
而东部的大海，让人望而生畏；北部草原上的苦寒、西部的漫漫黄沙、西南的高原和南部崇山峻岭，都不利于庄稼的生长，也不利于人类的繁衍。尽管如此，与农耕文明同步，还是在中国“天苍苍、野茫茫”的北部草原上，出现了游牧文明。
逐草而居、流动是游牧文明的特征
游牧民族的经济特征一是单调，需要贸易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二是不稳定，遇到天灾马上面临生存危机。经济上的不足不能稳定解决生存问题，更不能解决发展问题。动和进攻成为其精神特征。其文化以流动进取、崇尚竞争、内部 团结、富有战斗性、侵略性和财富观念为其特征。文化的广度和厚度，都与农耕文明不可同日而语。
（一）地称中国，人称华夏。汉族人说，我们这地方很好，我们很满意、很自信、很自傲。周朝时华夏人把自己生活的地方叫中国，天地之中，把中国之外轻蔑地统称为化外之地；自称华夏，是因为衣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谓之夏，而把四周那些放马的、打猎打鱼的部落傲慢地称为'四夷'——东夷、西戎、北狄，南蛮。
周朝人眼中的世界
把四夷之人称为夷、戎、狄、蛮，既是一种对生活在画外之地族群的泛称，也是对实际生活状况的客观精辟的总结。《礼记·王制》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
在中国人眼里，四夷之人没有粮食吃，茹毛饮血；没有衣服穿，只有以兽皮树叶遮身；也没有房屋住，头发披散着，也不知道束起来，动不动还爱纹个身。总之，生活方式太落后，没文化。在后人看来，中原文明的不断进步和游牧文明的固化，使两个文明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夷、戎、狄、蛮，也逐渐成为彰显中原民族优越性的一种贬称。
至今，北方仍有喜食生肉者
为什么汉族政权攻入北方游牧民族地区，无论深入由多远，教训一顿后，都要后撤到长城以内，一般不占领？说白了就是不稀罕；而游牧民族为什么在汉地边境抢劫一番后，也总是回到自己的地盘上，说白了，在游牧民族开来，中原那地方好是好，只是太复杂，管不了，还是大草原好。
（二）游牧民族说，和你们比，我们这里太苦逼了，不行，我们得到你们那里去。游牧民族逐草而居，居无定所，食物单调，冬天冻得要死。南下！南下！到物产丰富、风景秀丽的中原区，一直是游牧民族的梦想。
柳永有首描写北宋仁宗时期的杭州风光的词《望海潮》。词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髙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一百多年以后的南宋时期，金主完颜亮看到了柳永的这首词，“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 此时，完颜亮已经入主中原，没想到江南地区还有如此美景，真让人羡慕嫉妒恨。
游牧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的差异为冲突埋下伏笔。以静为总特征的农耕文明文化先进，以动为总特征的游牧文明军事强大。有差异就不平衡，大差异导致极端不平衡，于是，冲突发生了。
二、两个文明的军事冲突，以游牧民族总体占优势、反复拉锯战的形式展开
（一）游牧民族依靠军事上的优势，使冲突以南下进攻的形式反复展开。
1、以抢劫财富为目的的骚扰。在辽阔的北部，被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前赴后继的占据。在他们的力量还不足够强大时，呈周期性骚扰中原王朝。他们如土匪一般，深入汉地大肆抢劫后，带着财富和人口心满意足的北撤。
2、北人趁中原内乱，大举南下，逼汉人三次大规模南迁。汉武帝北击匈奴时，曾经把匈奴人打得找不着北。大汉王朝灭亡以后，北人也曾三次打得汉人找不着家。
第一次南迁发生在大汉王朝灭亡以后，中原进入动乱达三个半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此时，西伯利亚寒冰期迫使西北、蒙古高原、东北各游牧部落大规模南迁，五胡（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大部落）趁机乱华，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大大小小的许多王朝。西晋灭亡后，出于避乱，晋朝皇室和北方黄河流域广大居民南迁进入长江流域，史称衣冠南渡。整个北方地区基本被各少数民族占据。东晋时期，南北交战的主战场由长城一线南移至河淮地区。
唐末“安史之乱”后，北方的胡族攻入中原，在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大量中原人口第二次南迁；1126年（靖康元年）金兵攻克宋都城汴京，北宋亡。“靖康之变”之后，北宋统治者衣冠南渡，在杭州建立南宋，这造成了中原人的第三次被迫南迁。
北宋南渡
3、游牧民族屡屡在中原建立政权。从始皇统一中国到清帝退位的2132年间，北方民族统治中原或全境长达840年之久。
期间最惨的是赵宋一朝，先后被两个北方游牧民族灭了两次。北宋先是与辽作战，希望收回燕云十六州，打了几十年也没有收回，双方都打烦了，1004年，北宋就趁打胜仗的机会，和辽订立 “澶渊之盟”。又是给人家送钱送物，又是割地，以此换来北方边境的安宁。宋仁宗时期，西部边境的西夏又对北宋发起进攻，打了两年（1040—1042），双方损失都很大，不打了，于庆历四年(1044）订立了庆历和议。和议规定：元昊取消帝号，接受宋朝册封；宋方每年给西夏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称“岁赐”；开放双边贸易等。
到了宋徽宗朝，皇帝觉得老是花钱买平安也不是个事，就于宣和二年（1120）派赵良嗣等出使在辽东的金、与金订立“海上之盟” ，希望通过联合女真夹击辽，趁机收复燕云十六州。辽朝灭亡后，在宋金之间没有辽作屏障，金乘胜犯北宋。靖康二年（1127），徽、钦二帝被金兵掳走，先后客死金国。这一次金灭了北宋。
徽、钦二帝被掳往北国
靖康之变后的1138年，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把都城从南京应天府（今商丘）迁到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 公元1141年，宋、金达成绍兴和议，南宋放弃淮河以北地区，双方以淮河—大散关为界。此后，金国几度南下都未能消灭南宋，南宋数次北伐也无功而返，双方逐渐形成对峙局面。
南宋与金对峙，蒙古族虎视眈眈
在宋金对峙中，南宋没有吸取当年联金灭辽的沉痛教训，又联合北部的蒙古族南北击金。这次又是引狼入室，重演联金灭辽的悲剧。1234年宋蒙联合灭金，1235年蒙古入侵南宋。南宋面对强大的蒙军，已是退无可退，军民拼死抵抗了四十多年，直到1276年临安府被攻占，1279年崖山海战宋军战败，陆秀夫背着宋末帝赵昺跳海而亡，南宋覆灭。这次蒙古族灭了南宋。
陆秀夫背着宋末帝赵昺跳海而亡
两宋时期经济实力位居全球第一，科技发达，文化灿烂。但由于重文轻武的国策，不管是拿钱、割地、议和，都阻挡不住北方民族的铁蹄。落得北宋二帝客死敌国，南宋末代皇帝葬身大海的下场。
如果说汉武帝北击匈奴是第一次拉锯战，那么唐朝收拾中原乱局完成了第二次拉锯战，明朝把元朝赶回大草原完成了第三次拉锯战，直到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完成了第四次拉锯战。
（二） 中原农耕民族军事上的防御战略的失败，昭示一个真理：最好的防御是进攻。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旷日持久的冲突中，面对强大的游牧民族骑兵的进攻，长期被动防御成为无奈的战略。在春秋战国时期，面对匈奴的频繁南下骚扰，北方的燕、赵、秦三国就纷纷修起了长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把燕、赵、秦三国修建的长城连在了一起，希望通过修长城，实现“千古胡兵屈仰止，万重血肉铸安宁” 的目的。万里长城成了两种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和防御线。
对匈奴攻防并重的秦始皇
汉武帝不仅修缮秦长城，还出于军事防御、开发西域屯田、保护“丝绸之路”的需要作用，新筑河西走廊长城。工程规模之宏大，更远出秦长城之上。
历经两千年不倒的汉长城
东汉之后，进入混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长城一线被游牧民族占领，没有人去修长城；隋朝统一天下后，多次对秦汉长城进行修缮；到了唐朝，雄才大略的唐太宗认为，与其劳民伤财修长城防御，不如主动进攻。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唐军对突厥和回鹘发起进攻并一直处于上风。尤其是隋朝兴起的突厥，被唐朝彻底干死，再也构不成威胁，自然用不着修长城。不但如此，李唐还以赐国姓的形式安抚蕃邦，以示恩荣。武德七年八月，东突厥可汗颉利遣夹毕特勤阿史那思摩入见高祖，得赐李姓；唐初的契丹酋长窟哥、奚族酋长可度者、靺鞨酋长突地稽、黑水靺鞨酋长倪属利稽等率部内附，也皆赐李姓。
宋代长城一线又被北方民族占据，够不着修；元代强大到天下无敌，没必要修。到了明代，千辛万苦把蒙古族赶回草原后，明朝政府像修自家院墙一样，对长城进行大修特修，所以文明现在看到的大部分是明长城。
长城作为中原王朝防御心理的物质存在，其作用是有限的。长城出现之后，从秦汉时进攻中的胜利，到唐朝进攻后的和平相处，再到宋朝退却中的彻底失败；明长城即使修得坚固、漂亮，最终也没有挡住满清南下的铁蹄。元人郝经在《古长城吟》中感叹道：“君不见，城头落日风沙黄，北人长笑南人哭”。在“北人”眼里，长城也许是个笑话。
在长城这种线状边境防御设施之内，中原王朝又修建了大量封闭形的城池防御系统。绵延万里的长城和从北往南先后修建的大大小小数不尽的城池，是农耕民族保守心理、防御心理淋漓尽致的外化。
秦始皇曾派蒙恬北击匈奴并取得胜利，赢得短暂的和平；秦汉政权更替的过程中，匈奴趁中原大乱，又不断骚扰边境；汉代初期，汉政权以和亲的方式谋求和平，但也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
“和亲”使国家关系融入翁婿关系
汉初的文景之治，使国力得到恢复；和亲为积聚力量赢得了时间。面对匈奴的频频侵扰，汉武帝决定集中全国的力量，主动出击北击匈奴。先是派卫青取得河南战役胜利，把正北方向的匈奴往北赶；接着派霍去病发动两次河西战役，第一次实施正面进攻，从东南向西北打，虽连战连捷，但由于匈奴战败主力北撤，不能大规模消灭其有生力量；第二次绕道河西走廊之北，迂回纵深1000多公里，深入敌后，从西北向东南打，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大破匈奴各部。全部占领河西走廊地区，并在那里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移民实边戍守。
汉代国土的北部的游牧民族，时刻准备南下
经过河南战役和河西战役，匈奴受到重创，一路逃到漠北。汉武帝乘胜追击，派卫青和霍去病两个军事集团发动漠北战役。如果说河南战役和河西战役，把匈奴打疼，漠北战役彻底把匈奴打残了。
霍去病封狼居胥、饮马翰海，成为千古绝唱
汉武帝对匈奴长达四十四年作战，最终取得决定性胜利。南匈奴归顺汉，北匈奴西迁到欧洲去了。汉武帝的北击匈奴，是农耕民族取得的最伟大的一次胜利。但汉武帝没有对匈奴的地盘进行全部占领，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为其他游牧民族卷土重来，埋下了伏笔。尽管如此，汉武帝的胜利仍然证明，防御不如进攻，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和平不是乞求来的，和平是打出来的！
三、文明冲突的结果促进了民族的融合，融合以强大的汉文化为主的相互融合为特征
（一）民族融合的趋势——高级文明同化低级文明。金庸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外族人来侵略我们，要么被我们打跑，要么被我们同化！”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经济文化的强烈影响下，逐渐融合于先进民族，是民族融合的大势。
一个落后的文明想统治一个比他高级的文明，最后的结果要么灭亡要么被高级文明同化。北方游牧民族是马背上的文明，虽军事强大，但文化落后。上马可以打天下，下马不能治天下。征服中原王朝后，要想达到对整个中国的长久的统治，就必须学习汉族先进的历史文化和思想。学习的过程就是“汉化”的过程，也是促进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如我国匈奴族从后汉至南北朝的汉化，鲜卑族在南北朝时期的汉化，契丹、女真在辽、金、元时的汉化等。
实践证明，如清朝那样被汉族高度同化的少数民族政权，尚能维持较久的统治；而拒绝汉化只有死路一条。蒙古铁骑统一中国后，由于不愿意彻底融入汉族，庞大的帝国不到百年就轰然倒下。
（二）民族融合的主要方式 ——自然融合、主动融合和强制性融合。民族融合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民族的形成是封闭的产物。交往为融合提供可能；交流促进融合；交心促成融合。大交流促进大融合。民族融合在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以及少数民族之间展开。汉族与其他民族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主流。
自然融合最有效的方式是杂居和通婚。游牧民族南下和汉族北上形成的杂居，为通婚提供了便利。通婚促成了血缘的融合。血缘融合的结果，没有纯正汉族的血统，也没有纯正少数民族血统。大家成为亲戚，成为了一家人。
大汉和匈奴、大唐和吐蕃的和亲，主观上的政治联姻造成客观上的民族融合，这种融合是综合性的。 如文成公主入藏，不但带去了佛像、日月宝镜和金玉饰物，更是把中原文化带到了西藏。据文献记载，文成公主带去佛教经典360卷，卜筮经典300种，营造与工技著作60种，药方100种，医学论著4种，诊断法5种，医疗器械6种，此外还带去了大量各种农作物的种子以及各种能工巧匠。唐人陈陶《陇西行》诗有“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语， 可见文成公主对吐蕃吸收汉族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文成公主也受到全西藏人民的尊重和敬仰。
主动融合是少数民族统治者主动要求本民族采用汉文化，如十分痴迷汉文化的北魏孝文帝，以“全盘汉化”为核心推行改革，采取了易服装、说汉话、改汉姓、通婚姻、改籍贯、行汉制、崇儒学等系列措施，促使鲜卑和汉族人的融合，也达到了巩固统治的目的。
就像当年赵武灵王穿胡服一样，北魏孝文帝主动穿上汉服
比如服饰中汉服和胡服的融合就是一种主动融合。服饰的融合有两个趋势，胡服在汉族军队和百姓中推广，汉服在北方民族的上层受到青睐。
紧身、圆领、袖裤均窄的胡服非常适合骑兵作战。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改革，使胡服在汉族中得到推广。百姓因为穿胡服方便劳作和生活起居，则依据自己的习惯把袖裤适当加宽，经改造后的胡服称为下层劳动人民的常用服装，在汉族百姓中间成为时尚。
轻便灵活的胡服
交领右衽，系带隐扣，褒衣广袖的汉服，宽大、飘逸、舒展，体现王者风范，为少数民族的帝王贵族所钟爱。
舒展飘逸的男性汉服
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融合，缩短了民族间的心理距离，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胡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促进了民族融合。
（三）民族融合的特点
1、民族融合的大势是全方位的融合、是相互融合。
从中原输出的主要是铁器、金器、银器、镜子、茶叶和白酒等物品，还有铸铁术、井渠法、养蚕缫丝技术和造纸术等技术； 而从中原之外引进的主要是食品，引进最早、最多的是从西部与北部胡人那里引进的“胡”系列食物。汉晋时期引进了胡麻、胡饼（馕）、胡荽（香菜）、胡蒜（大蒜）、胡桃（核桃）、蒲桃（葡萄）等西域食品；名贵的葡萄酒也是在汉代传入内陆。苏东坡有诗曰：“将军百战竟不侯，伯良一斛得凉州”，说的就是有个叫伯良的富人，拿一斛葡萄酒贿赂东汉末年“十常侍”中的张让，当即被任命为凉州刺史。
大唐时期引进了菠菜、莴苣，芸苔、胡瓜、胡豆、胡萝卜等、扁桃、开心果、巴旦杏、西瓜、安石榴、胡椒、沙糖等。由于唐代幅员广阔，国内各民族之间和与邻国之间的交流频繁，所以，各地的食物该引进的、能引进的都已引进。
胡萝卜
2、民族融合的速度有快有慢，融合度有深有浅，民族融合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
在云南的海通县兴蒙蒙古族自治乡，至今生活着5300多忽必烈的后代。一个北方草原民族怎么会生活在遥远的云南呢？据云南的朋友讲，他们是忽必烈攻打大理国时蒙古骑兵的后代。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命30万大军征讨云南时，驻守云南的蒙古兵北撤，也许是走得匆忙，没有通知到他们这一支营级建制的蒙古兵。当他们明白过来时，云南已是明朝的天下。他们只好隐姓埋名，在这里生存了下来。
如今七百多年过去了，这支曾经震撼世界的草原民族的后裔，结束了戎马倥偬的征战生涯，加入南方农耕民族的行列，以耕田和捕鱼为生，早已完成了由游牧向定居农耕生活的转变。他们的食物已与当地农民无疑，语言也由古老的蒙语同彝族、哈尼族等多种语言混合而成，只有口头流传没有文字；服饰在承袭北方蒙古族服饰特点的基础上，又有自己的特色；现在每年他们也开“那达幕大会”， 不过已经不是射箭、骑马、摔跤了，而是随当地习俗改为耍灯笼、虾灯、金凤凰，舞龙、跳蚌壳、划旱船等文体表演。据说他们已经恢复了和内蒙古的蒙古族的联系，每年也会派人去参加内蒙的“那达幕大会”。
在兴蒙乡白阁村口立着一块“蒙古人历滇750年纪念碑”，碑文记载了白阁村蒙古族的来历；碑上还刻着一首诗：“南陲开边苦，滇域埋忠骨。驰骋七百载，北眷草原土。”碑顶塑有一匹仰望北方昂首嘶鸣的骏马。诗歌和骏马，表达着他们对故乡草原的思念。
蒙古人历滇750年纪念碑
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历时几千年的冲突中，由于各有所长，没有谁能够彻底吃掉谁；而由于华夏文化的强大，在冲突中形成了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各民族间相互融合。融合的结果，各民族之间，在血缘、语言、文化、经济等方面，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关系，隔不断的联系。各民族间的冲突和友好交往，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和科技的进步。民族融合促进了各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小华夏最终变成了大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