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三角洲乡语漫谈：“牛耕岁月”
前情回顾
“放了卫星了”
在家种地的时候，庄里有个地块叫“卫星田”。虽然从小就知道卫星，但心里老在疑惑：卫星怎么跟这庄稼地连在一起了？
后来又听有人说，谁谁种的是卫生田。“卫星田”“卫生田”，听起来差不多，我就问他啥是卫生田，他说就是地里不上粪、不施肥，很干净、很卫生，所以叫卫生田。都知道“庄稼一枝花，全凭粪当家。”过去种地主要靠粪肥，后来都是施化肥了。种的是卫生田，讽喻种地不下本钱，地里没肥力，打粮食少。我又问：你队里那片地为啥叫卫星田啊？他比我也就大个七八岁，也是只知道名字，说不出个缘由来，直到有一次听父亲说了句，“那一年麦子的产量简直放了卫星了。”我就问父亲，“放了卫星是啥意思？”经历了五八年大跃进岁月，并且那时候已经是生产队会计的父亲，对那段历史自然一清二白，就说：“卫星上天嘛，放了卫星就是说产量到了天上了，最高了。卫星田名字就是那样来的。”联想到家乡有说“一亩地顶破天也就能打多少斤粮食”的话（顶破天，就是最多、最大、最好、最高的意思），便感觉“卫星田”“放了卫星”很贴切。
中国科学院王学泰教授在他的自选集《岁月留声》有这样一段记述：“1958年10月去农村虽然不是我第一次下乡，但是它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至今难忘。这一年，我从夏收就开始发烧，特别是在农村，为了迎合“大好形势”和证明反右斗争与全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农业必须获得大丰收。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第一个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这个‘卫星‘遂成为最先进、最高水平的同义词，也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包括中国）的骄傲。当时各行各业动不动就要‘放卫星‘’，其意为他们创造了不同凡响的新纪录。农业产业的第一个‘卫星‘就是河南省遂平县委卫星人民公社放的。1958年6月，《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个公社小麦亩产2105斤的新闻，从此各地的‘卫星‘一个比一个大，一路高升，最后亩产小麦近万斤。秋收时，水稻的亩产量更是一路攀升。到了9月份，《人民日报》头版已经有了这样的大标题《广东穷山出奇迹，一亩中稻六万斤》.....原来我们深翻土地为明年小麦丰收作准备。我们翻的这块地是普通地块，只翻1尺五寸深，明年亩产万斤小麦。另外一块实验田深翻1丈2尺，那里明年亩产小麦120万斤.....当时我不到十六岁，又生长在城市之中，根本不了解翻地在农业生产中有什么作用，但120万斤这个数字令我很好奇。”
后来王学泰算出120万斤的产量，要在一亩地里满满堆六层麻袋的小麦才够，便产生了怀疑，后来还因为这事受到了牵连。
“庄稼随大流”
庄稼随大流，和另一句俗语表达的意思一样：“庄稼活儿，不用学(xiao)，人家咋着(zhao)咱咋着(zhao)”。看似一句无主心骨的话，真正了解过去农耕生活的人就会理解其中的生产实际和生活哲理。过去，农业生产科技含量低、技术落后，很多生产靠经验耕作，收成靠天吃饭。如果不是种地的庄稼把式，很多生产活动的安排都要借助别人的经验。一样的自然环境，一样的生产条件和技术，相互之间有很大的借鉴价值。即使是庄稼里手，面对同一件事，大家一起对待，也充分体现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道理。
但是生活中有那做事情、过日子无主见，啥事都仿照大多数人的想法，人们也会用“庄稼随大流”这句俗话来形容和评价。有些当事人也会用这句话来自我开脱和解释。这句话用在做事上，从字面形式看很贴切，但仔细分析反映出的则是人云亦云的从众思想。这句俗语在表述主体上的转化，体现出了劳动大众的语言艺术：种庄稼是相同的事情，农事、技术上的经验值得借鉴，因为都在一个“天底下”，同样的节气，相似的地理。但居家过日子则是“一个门口一个天儿”（也有的说“一个天井一个天儿”），即一个家庭一种生活环境，要把事情做好，把日子过好，应根据各自家庭不同的情况、不同事情，因“家”因“事”制宜，拿出不同的生活打算、解决方法。如果盲目跟着别人学，往往不能做到对症下药，达不到理想的状况和结果。如果也像“傻子过年（代指过日子）看邻居”，就要被人嗤笑了。
“邻室（邻居）家的牲口——借具”
过去的乡下，骡马常论匹，牛驴论头，干起活来套进车辆、农具则都论“具”，叫一具牲口，通常指能拉动一车货物，或者能拉动一张犁耕地的牲口组合就叫一具。力气小的，或车载大的，一具在两个以上，要是一头牛能拉犁干活，也勉强叫一具牛。以前，两家各自的牲口小，都不能独立拉犁，就把两个牲口合在一起拉，叫搿具。因此，具也就代指了牲口。
在农业合作化以前，单干的农民少有养得起耕牛的，农田耕种除了手刨人拉，就是要花钱租雇别人的牲口，能借者就借牛耕地。有一篇1927年农村调查报告这样写：关于耕牛之使用，大率为田多富户。各田少无牛之户，皆恃人力锄掘；亦有用提前耕地或稍迟耕地等方法，向有牛户借牛。
即使到了解放后的农村，借牛也是常事。1953年9月1日《大众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写的是苍山县二区东房上村秋耕的事儿。这个村有160亩大茬地，只有五具牲口，一具牲口一天耕地2亩，160亩地耕完需半个多月。但在这一年的早秋结束后，村里的有牛户并不着急耕自家的地，他们怕早把自家的地耕完了，别人向他们借牛用，自己地不耕，如果有人来借牛，就推说自己要耕地，这样以来，庄里的无牛户也就没法去跟有牛户借牛了。村里的领导因为眼看着要误农时，很着急。通过调查，才知道，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以前不少无牛户借牛后，没有及时地补偿有牛户的草料，引起了有牛户的不满。后来经过调解，并对补偿了拖欠的草料，最终实现了村里的耕种互助。
这样一说，就很好理解了，邻室（居）家的牲口不是自己家的，却耕着自家的地。别人问，必答：借的牲口。这便有了“借具”，喻指“借的东西”。
“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这句话来自以前小农经济时代。中国农耕社会，历来民以食为天，老百姓安土重迁，追求团聚安定的温饱生活。听父亲说过这样一首当地歌谣：“妮儿唉妮儿，你千万齁嫁那读书郎，一去十年不还乡；妮儿唉妮儿，你千万齁嫁那买卖汉，出出进进事不断；妮儿唉妮儿，你嫁就嫁那庄稼汉，一天不见见三遍”。“老婆孩子”是指全家人常年在一起生活，“热炕头”就是灶膛里有火，锅里有饭，冻不着饿不着。在过去，一个中等人口的农户，有三十亩地和一头耕牛，就可以过上这样温饱安定的生活。后来，这句话也代指家人团聚、衣食无忧的安逸生活。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中有一段清代后期山东青州府益都县农业情况的调查资料：“从民间流行的‘一人一（亩）地，扭筋拔力’，和‘一人一亩田，巴巴结结过一年’等谚语，就可推见一斑.....该县每亩平均产量为谷物四百斤。每亩市场价格平均为六十文（银元二分或三分）。每亩田赋约为一千文（银元三角九分），因此土地所有者在纳赋以后，大约每年可以从自己的占有的每亩土地上收入二十三串钱（十一二元）。但这个估计是假定农民耕种自己的土地，而且是没有雇工开支的”。山东胶县农民之收支及其生活至为贫苦。李村区内有地三十亩者，即称富室。民国四年调查，李村全区户数二万零七百五十户，有地三十亩者仅得三十余户。李村附近，号为沃壤，试就二十亩之上流农家，一考究其全年的之收支：计上（等）地二十亩......耕作收入四百五十二元有零，支出三百三十九元有零，收支相抵，余银一百十三元有零。通常上流农家，家族妇孺在十名以上，比例收入全额，每人年得四十五元，每月不足四元。沃壤富室如此，下（等）地贫户可知。
过去黄河三角洲小清河以北地区，听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老人们说，周围村庄有三十亩地的人家不少，但多半是碱薄下地，无灌溉设施，靠天吃饭，旱涝不保，产量很低。听父亲说过，有一年家里有块一大亩的地（当地换算市亩三亩二分四厘），连秸带杆儿只割了一包袱的麦子。过去，这样条件的土地很多，所以三十亩地是指旱涝保收的上等地。因此，《孟子·寡人之于国也》有，“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作者：刘东辉，博兴县吕艺镇刘官村人。教师，爱好读书，关注民俗。